"星期一"相对独立自由和新潮的办刊方针终于使得佛兰基和官方正统的立场发生冲突。1961年六月，官方的文化委员会召开了有关《星期一》的文化工作座谈会。以古巴政府文化委员会领导人为一方、以佛兰基和数百名《星期一》的主要作者为另一方展开了辩论，卡斯特罗兄弟和古巴所有高级领导人都在场。
"星期一"受到的指控包括企图用文艺从内部分裂革命，反苏，散布意识形态的混乱，把波兰和南斯拉夫的非社会主义观点引进古巴，为西方的腐朽文化代言，等等。一开始，佛兰基以为这些指控的背后策划者是亲苏的劳尔和领导集团中从原来的古巴共产党领导人中吸收进来的成员，他们企图在古巴建立斯大林主义的文化统制政策，所以他希望菲德尔说句公道话。但很快他就清楚了：这场"座谈会"正是菲德尔亲自发动的。
座谈会开了两个多星期，菲德尔最后做了总结性发言，后来成为古巴文艺工作的指导方针。他说围绕《星期一》产生的争论，提出了重要的问题：在革命的古巴，作家和艺术家有没有表达自我的自由？艺术的标准又是什么？菲德尔说有人担心革命会损害创作自由，但是只有那些还没有把自己真正和革命结合起来的知识分子才会有这种担心。在革命的古巴，艺术的形式上的自由始终没有限制，但内容的自由是有限制的。一个真正的革命艺术家必须始终把革命的任务放在个人的创作之前。所以在古巴，艺术的标准是革命而不是美学。在古巴，艺术家只有参加革命才能获得权利。他在会上说了一句堪称经典的名言：艺术家"和革命相结合，就有一切；离开革命，什么都没有。"
这次座谈会和卡斯特罗的讲话宣布了《星期一》和以它为代表的自由创作的命运：革命初期相对的自由化结束了，菲德尔现在开始抓新闻和文艺工作了，知识分子逐渐被收编进体制，自由职业者消失了。三个月之后，《星期一》和那个电视节目都被停办。此后不久，菲德尔发表指示，佛兰基不再担任"革命报"的主编。值得一提的是，一年以后，古巴共产党报"今日报"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西班牙文版在古巴发行发表文章，说"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去年6月30日对一大批古巴作家和知识分子发表的'对知识分子的讲话'"基本上和中国领袖的观点一致。
7法制与食品的双重短缺
在《我的回忆》中，佛兰基描述了古巴革命后短短两三年间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剧变，以及这种剧变在心理和道德层面上的深刻影响。正是这些剧变和影响使得他与革命日益离心离德。法制和食品的双重短缺就是一对看上去似乎无关但实际上密切相连的现象。
法制的缺失指的是革命胜利后，"七·二六"运动从最初对巴蒂斯塔政权人员的大量镇压到后来对一般的社会治安问题也用专政的手段去解决，在佛兰基看来造成滥杀和恐怖。佛兰基说，1959年一月，由菲德尔同意的未经任何审判就由各地游击队对旧政权的军警人员执行的死刑非常普遍，流行的政治术语就是"把他拉到墙边去！"有一个游击支队的队长甚至在电视新闻的镜头前对一个旧军官执行死刑，全国观众都看到死者脑浆迸裂。劳尔在圣地亚哥甚至把一个趁机抢劫的团伙全体执行死刑。
过了几个月，菲德尔召集了会议，决定对各地的游击队发出通知，停止死刑，建立起码的司法程序。但劳尔坚决反对，在会上和菲德尔发生了冲突，佛兰基目睹了这罕见的一幕。当劳尔最终同意这个决定时，佛兰基得知他对别人说："等我的队伍收到这个命令时，正好最后一批死刑刚被执行。"
当时古巴城乡都可以听到"巴列东"（paredon)这个词。巴列东在西班牙文中原意为墙壁，现在转义为判处枪毙，这是从殖民地时期就存在的，只不过革命后更普遍罢了。中国诗人郭沫若1961年2月访问古巴，当时风传美国要入侵，政治气氛紧张，郭沫若对此有诗云："人民斗志气如虹，万众齐呼巴列东"。
佛兰基说，刚进城的时候，出于对旧政权军警人员的愤恨，自己也同意对他们执行死刑，但没有想到这种极端手段会失控。他说：问题还不在于那些被杀的人是否该杀，而在于那些杀人的人一旦学会和适应了杀人之后是否会停下来，是否需要不断寻找新的死刑对象。回顾历史，打游击的时候，菲德尔命令不准虐待俘虏，给他们治疗，提供食品，晓以大义，再行释放。当时佛兰基认为这是真正的人道主义，但一旦夺取了政权，这一套优待俘虏的政策就完全被死刑和长期监禁所取代，甚至对那些主动投降者也是如此。
革命初期建立的国家专政机器和暴力很快就成为常态，一般社会治安问题也用大规模逮捕和突袭来处理，成了政治打击。哈瓦那有几个街区，尤其是靠近中国城的地段，集中了夜生活的场所，也有文人艺术家居住和工作，是各色人等出没的地段。为了清理这些街区，新政府发动了代号为"P"的严打行动，在一个晚上突然调集了大量武装人员和车辆将那里封锁，没有携带身份证的人员或者形迹可疑者全部投入监狱再行甄别。佛兰基的一些朋友也受到逮捕，他不得不出面保护他们。当他前往有关部门去交涉时，才明白这次行动的部分目的是针对同性恋，模仿苏联东欧国家对同性恋的政策，将它视为资产阶级的腐朽生活方式。但在古巴，同性恋一向不少见，虽然受到社会的嘲笑甚至鄙视，但却从来不是罪行。
就在法制缺失的同时，一度由政府慷慨挥洒的生活物资忽然也变得十分紧缺。佛朗基说：一觉醒来忽然发现什么都没有了：咖啡、大米、糖、肉、豆类、牛奶、水果，什么都要配给，当时革命成功才两年。菲德尔提出食用一种薯类的根茎，类似中国人说的瓜菜代或草根树皮，是游击队在山里充饥的。甚至连香蕉和柑橘这些常见的热带水果也缺货。古共领导人多铁戈斯（革命后加入"七·二六"领导集团）出面宣布柑橘是"资产阶级的水果"，佛兰基说这真是打破了政治讽刺的记录。
一个热带食品的天堂为什么在短短两年里会变成配给制的王国？佛朗基说原因第一是政府对生活物资大大降低价格的政策人为刺激了消费，两年内耗尽了储存物质，不但肉牛连奶牛都被吃光，这很像中国人不久前从在公社食堂敞开肚子吃饭到连种子都没剩下的经历；第二是对农场和畜牧场的国有化使得大量业主出走，派去管理的是城里的外行，导致产量大降；第三是对商业的"苏维埃式管理"，他举哈瓦那一个历史悠久的大规模农贸集市为例，本来那里由自由贸易的规则自发调节，井井有条，什么都有。但派去管理的干部是一个老资格的古共成员，他充满自信地说要把自由市场变成"红色市场"，于是把整个市场"苏维埃化"，硬划成条块，结果每个摊位前都排起了长长的队伍。
生活物资的短缺造成了严重的社会不满。马坦扎斯省的卡迪那斯地区1961年爆发了由贫苦妇女发起的示威游行，她们敲打空空如也的锅碗瓢盆，高呼要粮食和食品，被调来的安全部队镇压了下去。佛朗基也前往观察，受到很大刺激。
8和高尔基相反的人生轨迹
1961年春天的猪湾事件之后，菲德尔公开宣布自己站在苏联社会主义阵营一边。佛兰基说："我知道自己的立场是什么。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我相信民主和人的尊严，我是古共和苏共的敌人。我通过'革命报'发表的言行是很清楚的：我们反对用军事方式执政，支持发展文化和艺术，支持自由工会，对同性恋容忍，反对各种形式的恐怖。我的敌人指控我从内部分裂革命……到了1963年，我感觉一个历史性的时期结束了，'革命报'也该寿终正寝了。"
1964年初，他应邀参加纪念古巴革命五周年的晚会。在会上，他明显感到自己已经成了异类，和劳尔以及多铁戈斯等人发生了正面冲突，劳尔甚至威胁说要把他"拉到墙边去"。离开会场后，他在哈瓦那街头倘佯，留下了这样的描绘：
"我神经紧张，需要在外面走走放松一下。我走在昔日热闹的热带集市街区，可集市消失了。没有鱼。没有水果。没有鲜花。这些都去哪儿了？'社会主义市场'空空荡荡，只有官僚主义和外观的丑陋。整个城市变得海地化了【海地是加勒比最贫穷的国家】。很多人家在阳台上放个笼子，里面养几只鸡。只要外面有一点土地，居民就种上蔬菜，而在革命前只有华人才这么做。空气里的盐分正在毁掉房屋的墙壁，但再没有人去刷上油漆。离天亮还早，但人们已经为了得到一点面包和咖啡开始排队……天渐渐亮了，过去的一切像放电影一样在我眼前闪过……1959年一月，当从马埃特腊山上下来进圣地亚哥城时，我真该多想一想。菲德尔说他会怀念战争年代。我知道我不会，但现在我知道我会怀念另外一个东西—我曾经为之斗争的未来。"
这就是佛兰基对古巴最后的描绘和心情。作为被严格监视的对象，他并没有交代自己究竟是何时和怎样离开古巴的，给读者留下了一个谜。他离开古巴后去了意大利，在那里隐居，直到1968年八月表态反对古巴支持苏联入侵捷克，和菲德尔公开决裂。
此前半个世纪，由于编辑和出版"新生活报"批评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执政后的极端政策，高尔基获得列宁的许可离开苏俄，在意大利定居，但1928年在斯大林的盛情邀请下从意大利回归故国，从此成为斯大林体制下的超级文豪。对比之下，佛兰基从编辑"革命报"始，以去国他乡在意大利定居终，其政治生命的轨迹正好和高尔基相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