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赵戈的5.16会谈，我认为，这是赵紫阳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做的正确的事。
“错误的时间”指的是1989年5月中旬，北京形势因胡耀邦去世、4.26社论出台、学生开始绝食和戈氏访华而迅速复杂起来。如果不是这些复杂因素相互交织，导致形势异常动荡异常凶险，邓小平应该会很高兴让天下人都知道，恢复中苏关系是他的功劳，至少是他在背后下了指导棋。但那时的现实是，邓与戈氏会谈几尺之外就是密密麻麻的示威学生，赵却昭告中共高层的秘密——在重大问题上必须请小平掌舵。这显得多么不合时宜！
“错误的地点”指的是邓和戈在人民大会堂里举行会谈，大会堂外的学生不肯撤出广场，迫使原计划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欢迎戈氏的仪式，不得不改在首都机场举行。这让十分看重这次会谈，对学运历来恐惧的邓十分恼火。而赵紫阳偏偏在人大会堂与戈氏会面时，把邓推出台面，说他是最高决策者，这让邓小平火上加油，也让一些身处天安门广场中心的学者与学生以为，赵在吹响倒邓的集结号，摊牌论因此而产生。
至于“正确的事”，就是指赵紫阳说了大实话。中共13大关于“小平同志地位不变”的决定已实施了一年半，赵紫阳已经通报了N个外国领袖。而邓小平会见戈氏时，的确把自己看成中共的第一把手，所以他对戈说，咱们现在就宣布中苏关系正常化吧，戈氏却是一脸懵懂。赵于是在下午会见戈氏时解释了一番。这话在党内没有新意。但邓小平却勃然大怒了：这么糟糕的情况下，把我推上前台，不是把我放在火上烤吗？但是赵紫阳的“大实话”有错吗？没有！只是说实话的时间和地点可能大错特错了，或者至少像许家屯所言，“失策、不聪明”（高伐林），或者“过于刻意、执着、发力过重，”结果“事与愿违，酿成不可挽回的事故”（卢越刚）。
邓小平是赵紫阳的“阳光，也是阴影”
那么，赵是不是怕邓呢？依我之见，赵邓关系实际上是一种远远复杂于“怕”的、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而这正是赵的最大软肋。赵念念不忘邓对他的知遇之恩。在艰难的改革探索中，邓给了赵极大的支持，他的成功离不开邓，他后来的失败也离不开邓。正像卢越刚所说：“没有邓的支持，绝无赵北京十年总理、总书记的改革功业。邓是赵的阳光，也是赵的阴影。赵享受阳光，却摆脱不了阴影。”关于放弃责任一说，卢越刚的判断有道理，即，赵没有推卸责任的动机。否则就没法解释为何赵屡次跟邓和李鹏说，他愿承担4.26社论的责任，但被邓和李拒绝。
赵邓的复杂关系还反映在戴晴在书中第64页举的一个十分吊诡的例子。关于赵为何非去朝鲜不可，戴晴问鲍彤，鲍说，“邓小平要赵紫阳去，非去不可。赵还去问邓小平，现在国内情况有这么多事情要处理，我能不能不去，是不是可以不去？邓说，为什么不去。邓还说，你去，去了以后回来你当军委主席，我军委主席不当了，让你当……”原来是邓非要赵去朝鲜！鲍彤还说，对此，“赵生前没有讲过，身后也没讲过，别人跟我讲的。后来又有三个证人证明这一点。”这是否可以说，赵被邓忽悠了？可以肯定的是，在高层博弈中，赵紫阳绝对不是邓小平的对手。赵斗不过邓，赵完败于邓，这似乎是不争的事实。
赵紫阳坚持在民主法治解决社会危机
最后，我必须说，我非常欣赏卢越刚写《赵紫阳传》的不为尊者讳。赵肯定不是完人。当我们讨论赵做过的错事和说过的错话，在这里就是那个不合时宜的5.16讲话时，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忘记他对八九民运做出的巨大贡献。我们不能忘记赵从朝鲜回来，始终如一地坚持，学生运动不是动乱，是爱国民主运动；我们不能忘记，赵是如何锲而不舍地要求邓小平改变他定的4.26社论的基调；我们不能忘记，赵始终坚持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和学生的冲突，他反对戒严反对镇压，即使下台也在所不惜（参见张伦2024、戴晴2014、卢越刚2019、陈一咨2013等）。当邓三次要他认错，他三次拒绝，宁愿在孤独中把软禁坐穿，我想，赵那时已经摆脱了自己的软肋。
至于有人说，赵紫阳应为六四屠杀负责，这就像说学生应为屠杀负责一样不着边际，不合逻辑。为六四屠杀负责的应是邓小平！而赵的错事错话和不合时宜的5.16讲话远远不能掩盖他的人性光辉和卓著功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