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中共发动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并随之开始大量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形成了全国性的庞大“活摘产业链”。现在，中共更将这一惊天罪恶带到海外，沿着“一带一路”等不断蔓延[184]。鉴于中共器官移植系统涉嫌活摘器官，中共通过“一带一路”向其他国家地区输出器官和技术，中共政权正将国际社会牵连在其罪行之中。如果更多的“一带一路”国家和中国进行器官共享合作，意味着需求增多，更多无辜的中国人都会成为受害者。
1.“一带一路”国际器官移植合作发展联盟与昆明模式
中共与“一带一路”国家进行器官移植合作来推动移植业的发展，建立“一带一路”国际器官移植合作发展联盟[185]。
2017年6月26日，在国家卫生计生委指导下，中国器官移植基金会、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于2017年8月5日在云南昆明联合举办全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大会，有1000余名移植医生、医疗管理工作人员及红十字会协调员参会。时任大会主席、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理事长黄洁夫在会上作关于实现“一带一路”倡议中的中国器官移植的主题报告，有众多国际移植界权威专家出席[186]。本次大会引起国际移植领域的高度关注。
在2017年全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大会上，黄洁夫提出将器官移植作为中国“一带一路”计划的组成部分，以加强中国与亚洲、欧洲、东非和大洋洲各国的政治与经济联系[187]。
当中共通过杀戮无辜攫取器官进行移植，其竭力推动的与其它地区签署器官共享协议与“中国模式”影响的扩张也在将这罪恶输出到中国境外[188]。
2019年12月6日至8日，第四届中国-国际器官捐献大会暨“一带一路”器官捐献国际合作发展论坛在云南昆明召开[189]。来自世界卫生组织(WHO)、国际器官移植协会(TTS)、各大洲移植协会和62个国家移植协会的代表共1000余人参加。主题是推进“一带一路”器官移植合作发展，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议发表了《“一带一路”器官捐献与移植国际合作发展昆明共识》并在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倡议下共同成立了“‘一带一路’国家器官捐献与移植合作发展联盟”[190]。
云南省昆明市利用其气候条件，以及边境区域的特点，以昆明器官移植产业辐射带动“一带一路”沿线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器官移植事业的发展。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和老挝、巴基斯坦、西班牙等国签署合作协议，器官移植成为中共的“一带一路”国际项目向海外输出[191]。
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是中共“一带一路”国际项目的重点对外合作的医院。据《追查国际对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的调查报告》：2015年中共宣称停用死刑犯器官后，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肝、肾移植量快速增长。医院制定了以器官移植为中心的学科建设战略，建成3个国家级器官移植中心（肝移植、肾移植、心脏移植）[192]。电话调查显示：该院年肾移植达四、五百例，肝移植达三百多例。器官等待时间一般二三周，快的一天。该省的器官捐献例数远少于该院的移植例数，器官来源可疑。2016年泌外科肾移植病房护士在电话调查中，回答（法轮功的器官）从去年不让用了。鉴于中共活摘器官国家犯罪的大背景，该院涉嫌参与活摘器官的犯罪[193]。
2023年1月，黄洁夫以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COTRS科学委员会主任的头衔在与中共国家卫生健康委医疗应急司共同召开的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COTRS）科学委员会工作会议总结中讲到，科学委员会还应当以推进“一带一路”器官移植合作发展为己任，将落实2019年中国-国际器官捐献大会“昆明共识”内容作为重要的使命和任务[194]。
追查国际对中共大量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国家犯罪的调查报告(2015-2020)显示，2015年中共宣称停用死刑犯器官，完全转向公民自愿捐献器官。然而，追查国际对中国大陆涉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医院、医生，红十字会人体器官捐献机构和医院的OPO组织（Organ Procurement Organization，人体器官获取组织）持续电话追踪调查，获取了很多重要证据和大量线索。结果显示，中共是在“公民自愿捐献器官”的幌子下，一直在进行着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国家群体灭绝犯罪[195]！
器官移植作为中共的“一带一路”国际项目向海外输出，将使得与中共移植合作发展的国家被卷入到中共的罪恶中。
2.中共把海南岛打造成“一带一路”器官移植的国家基地
中共在海南岛封关，建“自贸港”，而器官移植产业恰恰是其中的一项重要配套工程。
2012年4月，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医院正式开诊，肝移植团队技术强大
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分院2009年8月5日在三亚海棠湾举行开工仪式。海南分院建设项目的启动是解放军总医院56年来首次在地方设立分院。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分院位于三亚市海棠湾，用地面积达500余亩，总建筑面积16.8万平方米，工程总投资13.2亿元，建成后将有500多个病床位，总体布局为医疗区、疗养区和服务保障区三个区域[196]。解放军总医院政委文德功说，“在海南建分院就是要把解放军总医院优质的医疗资源和技术优势移植到海南，以解放军总医院的优秀人才、精湛技术、尖端设备来为海南人民服务。”2012年4月，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医院正式开诊。医院运行9年以来，解放军总医院所有专家都曾来到海南帮扶坐诊，有些专家一待就是好几年，众多新业务、新技术填补了岛内空白[197]。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分院肝移植水平领先，移植团队强大[198]。301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医院黄厚斌担任海南省第四届器官移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9]。
2017年，海南医学院正式批准成立“海南医学院移植医学研究所”，分设基础部和临床部，要“创建国内知名并享誉东南亚的教学研究型医院”。
2018年4月25日，原卫生部副部长、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洁夫、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副局长郭燕红、树兰医院院长郑树森等来院指导器官移植工作，提出海医二院要开展心、肺、肝、胰、肾等大器官移植，建设成为“一带一路”国家移植医学人才培训基地[200]。
海南省第四届器官移植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院长王毅表示，努力把海南打造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器官移植医生培训基地，打造国际移植科学研究中心[201]。2019年，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院长王毅当选海南省第四届器官移植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海南省人民医院康新立、海口市人民医院刘振湘、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梁培育、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徐剑、301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医院黄厚斌担任副主任委员。
海南医学会副会长黄东勉在海南省第四届器官移植专业委员会会议中称：要善于运用海南自贸区（港）的优惠政策，把海南的器官移植事业带向新的高峰，有能力把器官移植事业打造成海南医疗界的新标杆[202]。
国内知名肾移植专家王毅则被任命为海医二院党委书记、海南医学院第二临床学院党委书记。移植专家担任综合三甲医院的一把手，在过去并不多见。可见中共投资扩建海医二院的真正目的，是要打造一家大型专门做器官移植的医院，象沈中阳的天津一中心、郑树森的树兰医院。
2011年5月，肖劲逐任海南省医学会器官移植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2016年5月，医院选送医生、护士、麻醉师、重症监护专业医生一批共18人，去郑树森主管的浙江大学一附院肝移植专科进修。2016年10月，主任医师何书民任泌尿外科二区主任、肾移植专业组主任。2018年3月，王毅任全国器官移植专业委员会委员。2018年6月，曾凡军加盟器官移植团队，筹建独立的器官移植科。2018年7月31日器官移植科正式成立，聘任曾凡军为器官移植科主任[203]。
2021年5月15日，记者从海南省医学会器官移植专业委员会2021年年会上获悉，2020年，海南第四届器官移植专业委员会成员单位共完成器官移植手术138例，其中移植肝手术29例，肾移植99例，胰肾移植3例，心脏移植1例，肺移植6例[204]。
自2018年7月31日开科以来到2022年3月，海医二院肝脏移植团队，共做了106例肝移植手术[205]。2022年开始至9月，有154名器官衰竭者完成移植[206]。
2018年7月31日器官移植科正式成立后，该院肝肾移植量都有大幅增长，等待供体“有当天来了就做的，四、五天左右就能做”。电话调查显示：移植等待时间短，移植量大，远超捐献数量[207]。
2023年，海医二院移植科值班医生：我们这边也是浙江那边的，象院长也是浙江那边过来的。
(录音61下载：MP3，文稿下载：pdf16）
2023年，原武警总院肝移植科主任朱晓丹说：我现在在海南省人民医院器官移植科当主任了。现在国家以海南为基地，包括广西、贵州等地，跟他们都有联系。看哪个地方有的话我们就带他提前把这问题解决了。我就带他过去做就完了。
(录音62下载：MP3，文稿下载：pdf10）
2023年，海医二院肝移植科值班医生：海南相对于大陆来说，器官应该是分配比较快的。海南肯定是要比大陆等的快，一定是这样的。这边供体要比大陆那边供体多一些，就是那个比率，比率要高一些。等待时间比大陆那边要缩短到二分之一的样子。
(录音63下载：MP3，文稿下载：pdf15）
3.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以器官移植为医院发展的核心战略，推行医学“一带一路”
3.1.浙大一院以器官移植为医院发展的核心战略
过去20年（1997年到2017年），浙大一院紧盯“器官移植”发展的脉搏。自1997年郑树森担任浙大一院院长后，器官移植便成为该院发展的核心战略，浙大一院也由此开启了其“20年的黄金时期”。并称，截至2017年，浙大一院肾移植总数已超过5200例，肝脏移植数超过2200例，骨髓移植突破1000例，心脏移植、肺移植、胰腺移植等都在同步进行。然而，据追查国际对该院的调查报告显示，该院实际移植例数远超过官方报导[208]。郑树森在1997年担任院长后就提出以器官移植作为创新的突破口和集中点，带动整个医院的学科发展。
今天，浙大一院已是中国器官移植资质最多、最全的医院。2016年，浙大一院在6小时内完成5台大器官移植手术。2017年，在不到48小时的时间里，浙大一院完成14台大器官移植手术，包括1台心脏移植、1台肺移植、4台肝脏移植、8台肾脏移植[209]。
3.2.浙大一院推行国际交流合作的医学“一带一路”。
中共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浙大一院也相应推出了主打国际交流合作的医学“一带一路”。这是浙大一院创建国际一流医学中心、维护其国际地位的必要战略。
“一带一路”医学交流方面；医院是中国－中东欧国家医院合作联盟执委会委员单位、中国－东盟医院合作联盟成员单位、上海合作组织医院合作联盟成员单位、“一带一路”医学人才培养联盟副理事长单位及其微创外科技术发展分会副会长单位等，与沿线国家机构签署各类谅解备忘录和合作协议十余项，拥有“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2个，并获浙江省“一带一路”建设先进集体称号。
人才培养方面；与匈牙利塞姆维斯大学、新加坡理工学院等签署联合培养协议，互派高层次医学人才。
科研创新方面；与匈牙利乌若基医院、新加坡生物工程与纳米科技研究院、马来西亚卫生部临床研究院等致力肝病、传染病等领域联合攻关。
医疗辐射方面；多次受邀赴印度尼西亚开展活体肝移植手术，开创印度尼西亚活体肝移植先河[210]。
事实上，浙大一院的肝脏移植技术在很早之前就已经辐射到了印度尼西亚。2010年和2011年，浙大一院率肝移植团队，包括外科学、麻醉学、重症监护、影像学和护理学等20位专家，在印度尼西亚大学医学院附属Cipto Mangunkusumo医院及Puri Indah医院先后开展了5例活体肝移植手术，实施了印度尼西亚历史上前4例成人间活体肝移植和雅加达当地首例儿童活体肝移植手术。后来，浙大一院肝脏移植团队又为泰国皇家御医进行活体肝移植手术。
郑敏说，“国际合作肯定会成为医院新的亮点，我们会进一步提升医院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一带一路’一定是中国引领的，我们一定要发挥这样的作用。”和印度尼西亚的合作已经成熟，与中东欧国家，以及马来西亚、泰国都在推进中。
2016年6月，浙大一院成为中国—中东欧国家医院合作联盟单位，该联盟在与中东欧国家医疗机构展开深度合作，搞对外输出的同时，还不忘拉拢全球30余家顶尖医疗机构和著名高等院校与其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如与斯坦福大学医学中心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与美国UCLA、克利夫兰医学中心、法国巴斯德研究所、德国基尔大学、西澳大学、多伦多大学、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则建立了协同创新中心、肝病联合研究中心等16个高层次临床研究中心和国际科技合作基地。
“一带一路”作为医院对外合作的一张名片，代表着医院，某种意义上也代表着中共。
3.3.浙大一院在杭州市政府投资下不断扩大规模，多个院区以器官移植为特色，打造国际医学中心
2014年，浙大一院余杭院区破土动工，一期项目占地202亩，设计床位1200张。2015年，浙大一院之江院区开工建设，占地面积200亩，设计床位1000张。两个院区2019年正式投入使用。庆春路院区主要开展肝病、肝脏移植、消化系统疾病重型疾病的诊治。余杭院区主要聚集血液病、创伤等学科。之江院区突出泌尿系统、肾移植。
余杭院区还与美国斯坦福大学开展同步医疗合作并设有国际医疗中心，为境外患者提供方便。
在杭州市的“卫生强市”战略里，之江院区是要新(扩)建的8家三甲医院之一，总建设用地面积10万平方米，建设投资约12亿元。医院投入运营后挂“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之江院区”和“杭州市之江医院”两块牌子。之江院区突出肾移植的特色。
3.4.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肝病中心与与浙医一院肝移植中心建立全面合作关系，共建浙医一院-UCLA联合肝病中心
浙大一院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中心联合成立了国际顶级的肝病中心[211]。
2005年3月，UCL甲肝病及肝移植中心主任Ronald Busuttil教授初次访问浙医一院，接受了担任郑树森院士主编的国际肝胆胰杂志编委一职。
2009年7月，UCLA医学中心Busuttil教授担任第15届国际肝移植协会年会主席。郑树森作为中国肝移植工作的领导者，担任国际肝移植协会(ILTS)委员、组织委员会委员。
2010年6月，第16届国际肝移植协会(ILTS)年会在中国香港召开。郑树森作为ILTS组织委员会唯一中国地区委员，受邀担任本次大会共同主席，成为首位来自中国大陆地区的国际肝移植协会(ILTS)大会共同主席。
2010年8月，Busuttil教授再次访问浙医一院肝病与肝移植中心，UCL甲肝病和肝移植中心主动提出，与浙医一院肝移植中心建立全面合作关系，共建浙医一院-UCLA联合肝病中心。2010年10月， UCLA首席医疗官Tom Rosenthal教授及UCLA医学院主管国际合作副院长Ren Sun教授访问浙医一院，带来了详细的合作计划和协议草案[212]。
3.5.建立浙江大学“一带一路”国际医学院和国际健康医学研究院，可开展器官移植研究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四医院、浙江大学“一带一路”国际医学院以及浙江大学国际健康医学研究院，由浙江大学与义乌市政府合作共建，围绕中共战略需求和“双一流”建设部署，浙江大学全面管理，“三院一体”共建高水平、国际化、创新型的世界一流医学中心。
浙江大学“一带一路”国际医学院是2020年12月经教育部批准，由浙江大学负责办学和管理，是一所服务中共“一带一路”倡议的高等医学教育机构，预计于2023年9月校园正式启用。
浙江大学国际健康医学研究院作为科研支撑和转化医学研究平台，于2020年5月在义乌落地。.
器官损伤性疾病再生与修复方向课题组主任医师胡振华，同时也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四医院和“一带一路”国际医学院（筹）党委副书记、“一带一路”国际医学院（筹）副院长兼医学院附属第四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获国际肝移植协会（ILTS）、欧洲肝及小肠移植协会（ELITA）、欧洲肝病重症治疗协会（LICAGE）联合颁发的青年学者奖（YoungInvestigator Award）。主要研究方向：肝胆胰外科和肝脏移植[213]。
3.6.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涉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
据《追查国际对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及责任人涉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中称：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是大型三甲综合医院。在医院的多种医疗项目中，器官移植居首位。院长郑树森和2014年接替他的王伟林，都从事器官移植专业。该院实施多种器官移植，移植量位居全国第一。由郑树森领衔开展的多器官联合移植项目被卫生部列为推广项目，也是自开展胰肾联合移植和肝肾联合移植以来，实施例数最多的。郑树森先后帮助北京协和医院、复旦大学华山医院、上海新华医院、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等多家医院开展肝移植，辐射全国二十余个省市。郑树森领导的实验室已成为国内规模最大的器官移植中心之一，华东地区最大的器官移植中心。
追查国际对该医院的调查电话显示：该院移植量大、等待时间短、器官捐献量少。
2007年～2017年，郑树森任职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时，还兼任“浙江省反邪教协会”的副理事长、理事长这一政府官职。而“浙江省反邪教协会”是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政府职能机构。
“中国反邪教协会”是在中共政法委和“610办公室”指挥下的，专为迫害法轮功而成立和运作的机构，成立于2000年11月13日，是一个真正的“邪教协会”。是由效命于中共的所谓专家学者、宗教界人士等组成的，借“民间组织”或者“非政府组织”的名义活动的官方组织。其办事机构挂靠在政府机构中国科技馆。一方面它制造迫害法轮功的理论依据，利用成员的宗教或者科技身份，向国内和国际社会宣扬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理由；另一方面，它研究洗脑“转化”法轮功学员的理论和方法，为各地看守所、劳教所、洗脑班提供指导，并直接参与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邪教协会”在全中国各省、市、区、县、街道、企业、大学、中学、小学等成立了下属的各级“邪教协会”，形成了一个覆盖全国各个角落的迫害系统[214]。
4.“一带一路”国家器官移植合作发展联盟中方主席郑树森及所在的树兰医院涉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
2019年12月7日至8日，第四届中国-国际器官捐献大会暨“一带一路”器官捐献国际合作发展论坛在昆明召开，正式成立了“一带一路”国家器官捐献与移植合作发展联盟，郑树森担任中方主席[215]。
2007年至2017年间，郑树森担任浙江省反邪教协会的理事长，此机构是专为迫害法轮功而成立的。经追查国际2019年8月31日对郑树森的调查报告显示，郑树森至少在2007年、2009年、2010年、2012年以“浙江反邪教协会”副理事长或理事长身份，出席迫害法轮功的会议。郑树森本人以编委会主任的身份负责出版《新时期邪教防治研究——学术论文精选》，此书2009年出版，在舆论方面诋毁法轮功。在“浙江反邪教协会”任职期间，郑树森对浙江省发生的法轮功学员被洗脑以及台前幕后的迫害案例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据追查国际一次专项调查结果显示，根据郑树森被《国际肝移植》撤下的论文和另一篇论文存在的问题，以及对浙大医学院附一院多个医生的调查录音等证据，提示郑树森所在的医院是涉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重要基地，其本人还是中共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重要组织者和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执行者。此外，有证据表明，郑树森任执行主席的OPO的成员单位和个人也涉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216]。
追查国际对郑树森所在的树兰（杭州）医院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进行了深入调查，包括现场实地调查、电话调查、数据调查等。调查内容包括器官移植手术数量、器官等待时间、器官来源、参与人员、受患信息及手术情况等[217]。
其中一次专项实地调查，持续跟踪收集每日临床手术治疗数据，结果显示，仅2017年12月12日至2018年5月20日，半年期间，杭州树兰医院郑树森自己手术组的肝肾移植545例（肝306，肾239），消耗器官数560（15个器官废弃），急症移植：10-20%，器官等待时间1-2周，最短等待时间1天，还有器官找病人、器官过剩的案例。肾源费40余万人民币，1个月包（保证提供）年轻（器官供体）。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项目调查结果，该院半年肝肾移植545例（肝306，肾239），期间包含元旦和中国新年节日淡季，全年至少应有1000多例。而且，这仅仅是郑树森一个组半年的手术数量，论树兰医院的技术规模，医生有37人（主任和副主任16人），至少应有2个以上手术团队，其全年的手术总量，保守量不少于2000多例肝肾移植。
树兰医院为加强器官移植国际交流和合作，2017年，树兰医院成立国际器官移植中心，由郑树森担任主任，原国际肝脏移植协会主席Jan Lerut教授担任名誉主任。开展全肝移植、减体积肝移植、劈裂式肝移植、再次肝移植、复杂巨大多囊肝肝移植、多器官联合移植等高难度移植手术。截至2019年，郑树森个人已实施肝移植手术3300余例。2019年10月22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正式批准树兰（杭州）医院心脏移植、肺脏移植执业资格。这是继获得开展肝、肾移植资质后，树兰可开展更多的人体大器官移植。该院称未来医院将以器官移植学科为龙头，引领相关科室全面发展[218]。
5.黄洁夫提出建设港、澳、台“器官共享机制”
2014年12月黄洁夫赴台湾游说推动，欲建立“两岸器官移植平台”，直接将人体器官从大陆出口到台湾，这样“病人将无需从台湾到中国大陆接受器官移植”[219]。
黄洁夫还在2015年8月通过媒体向海外市场兜售中国器官移植，声称“未来中国器官移植的费用，跟世界相比是最便宜、最可及的，而且是高质量的。[220]”
2017年11月，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与澳门卫生局签署了器官分配与共享协定。澳门卫生官员表示，这将显著缓解澳门地区器官短缺的现况，目前澳门、香港和台湾地区居民已可通过中国器官移植响应系统（COTRS）获取器官。2018年1月，当局已对澳门医疗人士进行了“中国模式”器官捐献移植系统培训。截至2017年底，已有519名香港和50名澳门居民通过COTRS从中国大陆获得了器官移植[221]。2022年12月，卢宠茂接受新华社采访时称，盼望建立长效机制，将香港特区的医院纳入COTRS，最大限度利用公民逝世后捐献器官，拯救香港和内地居民的生命。他指出，目前有超过3500名香港居民在COTRS中等待器官移植，有近千名香港居民通过器官分配与共享接受了移植，同时，也有九名香港居民在大陆逝世后捐赠器官，挽救了24名大陆居民的生命[222]。
2023年1月，黄洁夫以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COTRS科学委员会主任的头衔在与中共国家卫生健康委医疗应急司共同召开的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COTRS）科学委员会工作会议总结中讲到，推动内地和港澳器官共享长效机制的建立。同时，积极推动内地与台湾地区器官共享机制建设[223]。专家称，中共非法活摘器官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当今中国蔓延着这种严重的罪行，并且器官捐赠和移植是非透明的，没有任何信任度。韩国、日本、台湾如果和中国进行器官共享合作，意味着需求增多，更多无辜的中国人都会成为受害者[224]。
据《香港政府新闻网》2023年5月22日的报导：“医卫局与医院管理局正参考去年两地首次跨境器官捐赠移植个案的成功经验，与内地探讨建立恒常器官移植互助机制。现时政府正考虑设立第二层互助分配机制，即当两地任何一方有器官捐出但在本地没有合适病人接受，便可跨境配对，让两地各自在没有合适受赠者的情况下善用器官”[225]。2023年5月25日，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在立法会会议上称，事实上，目前国家以国民待遇接受香港、澳门以至台湾地区居民，自行选择加入内地的机制等候器官移植[226]。
6.中共举行“一带一路”器官保护产学研国际论坛推进器官移植技术国际共享
据中国网站报导：由圣捷菲科技主办，国家卫健委多器官联合移植研究重点实验室，以及国际器官保护协会（IOPS）协办的“一带一路”器官保护产学研国际论坛暨中国无人机器官转运试飞发布会于2019年11月15日上午在杭州召开。此次大会也是响应中共国家建设器官移植绿色通道，缩短器官运输时长，提高器官利用率。
报导称：大会举行了“一带一路”器官保护创新产业联盟、“一带一路”中印器官保护联合研发中心及“一带一路”无人机器官转运先进技术研发基地的联合揭牌仪式。这次国际大会在中共“一带一路”战略指导下，中国医工领域的研究者和来自印度，也有瑞士、日本、加拿大、美国哈佛大学的海归博士，共同参与到移植器官保护领域中来。
“一带一路”科技共享，把西方先进的移植方面的高科技带到中国，同时也把世界的高端人才拉入到中共器官移植核心技术的研发中，提高中共移植器官方面的技术和产学研能力，使更多的人卷入到罪恶中。
该会议主办方圣捷菲科技从事于高端活体医疗冷链领域产学研的发展。研发团队位于杭州萧山，规划建设面积2000平方米，将建设国家级高端医疗活体转运监控中心、医疗生物涂层研发中心、转运设备研发生产中心、高端医疗冷链转运监控中心、无人机设备研发中心等多个研发中心[227]。
2017年11月，给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捐资1亿元人民币的泰禾投资集团与匹兹堡大学医疗中心（UPMC）签署了战略合作备忘录，以引进UPMC的包括器官移植在内的尖端科技[228]。
7.“一带一路”向欠发达国家输出移植技术，有可能涉入器官交易的黑产链条
郑树森称：把肝移植手术做到“一带一路”去。“一带一路”地区的一些国家还欠发达，而是要加强对这些国家及地区的医疗培训，让当地人也能掌握先进的肝移植技术。2009年至2016年，先后有数十位来自印度尼西亚的医护人员在团队里进修学习[229]。2003年，人类学家休斯就已经在《柳叶刀》发文指出，贫穷国家的“器官移植旅游业”已经成为一种经济模式。在贫困人口众多的印度、巴基斯坦等南亚国家，还有拿自己“开刀”的器官贩卖行当，其中就包括臭名昭著的肾脏买卖，在印巴这样的国家，肾区并不是一块特定区域，而是指地下肾脏交易的黑产链条[230]。向欠发达国家输出移植技术，有可能涉入器官交易的黑产链条。
8.“一带一路”国际器官移植合作国家沦落为贩卖器官黑心之国
据台湾《民报》报导柬埔寨对中共效忠，一带一路进入金边，并且在西努克打造中国城，俗称西港，2018年，西努克港成了全世界贪腐重灾区。2019年，疫情爆发之后，黑道转型成为诈骗集团与人口贩卖，并且勾结位于缅甸边境的苗瓦迪KK园区，成为人口贩运器官移植的终点站，KK园区就是中国投资荒废的别墅区。
被高薪欺骗到柬埔寨的中国人，疫情后，台湾人也成为人口贩卖目标，最后不能利用时，也不能放人，就转卖到缅甸KK园区，拿取器官零件后，尸体被抛到海中。
缅甸外海是器官移植医疗船的停泊处，根据调查，柬埔寨还有四千多台湾人滞留未归，到底有多少被骗的台湾年轻人，已经陈尸海底，或者被监禁[231]。
马来西亚媒体《中国报》也报导，缅甸“KK园区”被称为“猪仔炼狱”，被诱拐到此的外国打工者俗称“猪仔”的，以中国籍占多数，还有部分是马来西亚及台湾籍，没利用价值的“猪仔”会被全程施打麻醉带上船，等抵达公海后上手术台活摘器官，卖到迪拜等地，尸体直接抛入公海。
8月13日，泰国《曼谷邮报》（Bangkok Post）报导，现年40岁的畲智江，因涉嫌经营非法在线赌场，10日在泰国被逮捕。畲智江被指是中共在东南亚的侨领，曾在“一带一路”的缅泰边境兴建巨型赌城。据全球反欺诈组织GASO周日（8月14日）在Facebook上指出，畲智江并不只是经营赌场那么简单，他还是“KK园区”的物主之一。大陆财新网报导说，40岁的畲智江，曾当选中国侨商联合会常务副会长，早年在菲律宾开设私彩平台涉案在逃，2017年号称投资150亿美元在泰缅边境建设“亚太智慧产业新城”，内设多家网络赌博公司。号称要依托“中泰缅经济走廊”，力图成为“‘一带一路’建设中的示范性旗舰项目”[232]。
《大公报》报导称“东南亚最终站”的缅甸KK园区，是整个东南亚诈骗集团转卖受害者的终点站。
报导还援引全球反诈骗组织成员Sammy的话表示，“KK园区”内部约有1万人，虽然不是规模最大的，却是最残暴的。被骗到柬埔寨西港的人不会被打死，因为还有转卖的价值，但若是到了缅甸“KK园区”，那就代表不必再留活口，一旦没用就马上送去活摘器官，利用园区庞大的器官贩卖管道卖到国外[233]。
这些背后有中资的组织犯罪集团，以“一带一路”为掩护，从事诈欺，在线博弈，贩运人口为奴为娼，走私珍奇异兽和动物性中药药材，漂白中国境内不法获利的黑钱等，甚至活摘器官牟取暴利[234]。
多家台湾媒体纷纷转载了柬埔寨“活摘器官价目表”。价目表上，人体全身上下器官都在列，其中心脏、肝脏、肾脏与胰脏等“大件”，总共可卖84万美元。胰脏最贵，单价35万美金，其它如头皮、头盖骨、小肠、皮肤、牙齿、血液等都各有标价[235]。
第九章、特权阶层通过换器官续命
据自由亚洲电台2019年9月16日取得的中共301医院的广告影片片段的广告词介绍，自从中共建政后，中共的首长医疗保健在60多年的“探索和实践”中取得“长足进步”，形成了“集预防、医疗、保健、康复、疗养”为一体，以“防癌、防心脑血管疾病，抗衰老，慢病管理、器官功能再生和健康生活方式”为重点，“中国养生精华同西方先进医疗技术深度结合”的独特体系。
2005年启动了“981首长健康工程”，强调6个重点：防癌、防心脏血管疾病、抗衰老、慢性病管理、健康生活方式、器官功能再生。让中共高官活到150岁。981模式共有三大工程：“健康促进工程（不老）；青春再现工程（不老）；150岁长寿工程（长寿）”。
301医院的广告片段播放的资料，2000年时中共高官的平均寿命同美国相比只多出2～3年，但在之后中共高官的平均寿命呈现突然飙升，到2010年，中共高官的平均寿命已经高出美国领导人平均寿命逾10年。而这是在美国的医疗水平比大陆高很多的情况下发生的。中共系统性的移植健康器官，供高官续命[236]。
公开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为77岁。而党政军领导人基本都可以活到90岁，超过百岁的也不在少数。比如，前总理李鹏，去世时91岁。毛泽东前秘书李锐，2019年去世时102岁。宋平的夫人、北京清华大学前副书记陈舜瑶，同样以102岁的高龄逝世。
特权阶层靠特供的食品、空气、医疗等维持长寿已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人老了器官会衰竭，再好的待遇也难以达到平均近百岁的高龄。知情人士透露，换器官才是延长生命的关键，这一续命工程是密不可宣的[237]。
1975年，江西省赣州市景凤山小学教师钟海源，因为支持所谓的“反革命分子”李九莲而被关押。关押期间，她拒不认罪，还表达了独立的思想，被定为“反革命分子”，判处死刑。1978年4月30日，钟海源被执行枪决。行刑的军人故意朝她右背而不是左边心脏处开枪，使她不会立刻死亡。早已等候在旁的医务人员一拥而上，把她抬进附近一辆篷布军车，在临时搭起的手术台上，从她活着的身体上剖取了她的肾脏。这个肾脏很快被植入了在南昌九十二野战医院里等待肾移植的一位高干子弟的身体[238]。
1995年，聂树斌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被以强奸杀人的罪名判处死刑。民间普遍传说因为他的器官与中共高干配型非常吻合。后来该案真凶王书金自首，但河北司法系统拒绝认定王书金供认的详细罪证，拒绝为聂树斌平反[239]。
一九八四年十月九日，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民政部、卫生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利用死刑罪犯尸体或尸体器官的暂行规定》，该文件规定：死刑罪犯执行后的尸体，在以下几种情况下可以利用：一、无人收殓或家属拒绝收殓的；二、死刑罪犯自愿将尸体交医疗卫生单位利用的；三、经家属同意的。该文还规定了严格保密及武装警戒等事项：经执行的人民法院同意，可以允许卫生部门的手术车开到刑场摘取器官，但又不得有卫生部门标志的车辆，不准穿白大衣。摘取手术未完成时，不得解除刑场警戒[240]。
美国非盈利组织人口研究所总裁、中国问题专家毛思迪（Steven Mosher）早前曾在《纽约邮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共活摘器官的文章。他2019年6月接受了英文大纪元“美国思想领袖”（American Thought Leader）系列节目的专访时表示，六十年代，中共高官就（通过）输入年轻人的血（延年），这真的有延长寿命的作用。到八十年代，他们转向了器官移植。而在中国，器官移植的最初意图是为那些中共领导人更新器官以延长寿命。那时候器官的主要来源是死刑犯，死刑犯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这是很可怕的，他们被摆在了砧板上。一旦他们的细胞组织和需要器官移植的中共高官配型成功，他们就会被一颗子弹击中后脑勺（执行死刑）。然后，他们的身体被运送到医疗车上，心脏或肝脏立即被取走[241]。
延续至今的这场对法轮功学员的群体灭绝性迫害，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信仰迫害，上亿人的信仰自由被打压，数百万人被非法关押，而且发生了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罪恶——活摘器官，大量法轮功学员遇害。
2015年，朱继业曾对《民生周刊》记者说，中国器官移植有三个阶段：2002年以前是“初级阶段”，2006年以后是“准入阶段”，而中间这几年是“快速发展”的第二阶段。他还说：“（这几年）由于经济发展，供体管道通畅了，各个医院都在做，小医院也做，我们也去帮其他小医院做，所谓小医院也是一些大城市的医院，比如我们帮北京医院、地坛医院、二炮医院等做过移植手术，外地也做过。[242]”
朱继业所说的“供体管道通畅了”——是什么供体？如何突然变得“畅通”？2008年11月“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器官移植热的兴起与迫害法轮功几乎同步[243]。
多名涉嫌活摘器官的移植医生在中央保健委担任要职
沈中阳；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天津市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武警总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国家863计划生物医药技术领域器官移植关键技术主题组首席专家，中央保健委核心组器官移植首席专家[244](中央保健委员会是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中共领导人的个人身体健康的机构）。1998年，沈中阳在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建立器官移植科，2006年发展为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同时在武警北京总医院建成北京最大的器官移植中心并兼任主任[245]。截至2014年底完成肝移植近万例。[246][247]2018年沈中阳院长助理承认在用法轮功供体[248]。
黄洁夫；原中共卫生部副部长，现任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理事长。北京协和医院外科名誉主任，肝脏外科主任。2004年兼任中央保健办主任、中央保健局局长。2008年任中央保健委员会副主任（正部长级）。中共第十五、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249]。
黄洁夫仅用几个小时就调来匹配的活供体备用。据“乌鲁木齐在线”、新浪网和《中国护士》[250]杂志报导，2005年9月28日下午，中共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演示一场自体肝移植手术，使用了3个活人作为备用肝供体。其中1个就是中山一院仅用了几个小时找到的。[251]
黄洁夫组织了一支以中青年归国学者为主体的肝移植队伍，进行了大量的肝移植工作[252]。2012年底，黄洁夫到广州参加会议时，就利用会议间隙亲手主刀了3例肝移植手术。当《广州日报》记者提起此事时，黄洁夫说：“我去年做的肝移植手术有500多例[253]。”
何晓顺；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东院院长。二级教授、器官移植科学科带头人、首席专家、中央保健委员会专家。历任中央保健委员[254]。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器官获取学组组长、卫生部移植医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委员、中国OPO联盟副主席及华南区主席、广东省器官捐献与移植免疫重点实验室主任[255]。副院长何晓顺承认用法轮功学员器官[256]。他带领的移植中心已开展7000余例肝、肾、心、胰腺、小肠等移植手术[257]。2013年11月5日，《南方周末》在《器官捐献迷宫》一文中引用何晓顺的话：“2000年是中国器官移植的分水岭。”“2000年全国的肝移植比1999年翻了10倍,2005年又翻了三倍。[258]”6年时间翻了30倍！《广州日报》2006年3月14日报导，广州中山大学附属一院一天内做了19台肾移植[259]。当时何晓顺是移植科主任。
据新华网报导，全国文联原党组书记高占祥，在2022年12月9日因病去世，终年87岁。全国政协常委朱永新在悼文中透露，高占祥在生前自己说：“身上的脏器换了好多”“许多零件都不是自己的了”。没想到高官通过换器官来续命的事实，不经意中就泄露出来了[260]。
另外，网红“军中飞燕”因染上新冠于2023年1月23日病亡。公开信息显示：7年前“军中飞燕”得了肾病，医生曾放弃过对她的治疗，后来她成为肾移植患者，保住了命，但一直服用药物。懂医学的人知道，靠移植器官延长生命的人，自身的免疫力很低，一旦染上病毒很容易失去生命[261]。
新华社官员亲自陪同香港名人前全国人大常委、金利来集团董事局主席曾宪梓赴广州换肾。接近中南海的消息人士对《大纪元》透露，曾宪梓当年换肾是由当时的新华社香港分社（中联办前身）的官员陪同去大陆的，当时组了一个团队到广州医院去服侍他，亲自帮曾挑选合适的供体。曾宪梓先后七次向广州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捐资近1,800万。曾宪梓多次对外谈到他换肾的经历，并表达对“中央”的感激之情，但从来没有对外公布他换肾的来源。网上一直流传他1998年因急性肾衰竭在广州换肾，斥巨资购买活体死亡不足6小时的新鲜尸肾，但换肾后第五天出现排斥，急需再换肾，当时没有符合血型的死刑犯。后来曾再斥巨资，当地匆匆把一名刚判死刑的犯人枪毙，“而且即死即割肾，以免不够新鲜⋯⋯[262]”
据消息人士向《大纪元》透露，曾宪梓在广州换肾，是由中共官员亲自到广州各大劳教所、看守所、监狱挑选肾源。据说找了几十个年轻囚犯、在押犯人配型，查验身体，后来挑选了所谓的“三无”外省年轻人（即无身份证、无暂居证、无用工证明的外来人员），以某个理由将其处死，摘取肾源。而且手法都是和以往一样。当年帮助曾宪梓换肾、后升任中共卫生部副部长的黄洁夫更涉嫌参与活摘器官[263]。
北京红人曾宪梓换肾手术成功以后，开始一次次为中共站台。1999年7月江泽民下令疯狂镇压法轮功后，曾宪梓多次在港发表反法轮功言论；2003年7月1日，港府执意推动《基本法》第23条立法，惹怒50万香港市民在烈日下走上街头，而曾宪梓却高调支持中共及港府，狠批反对者。他因此成为市民心目中的“祸港”头目之一[264]。
利用器官作为政治交易的手法也发生在其它国家的官员或富豪也是中共物色的物件。2006年，日本著名畅销周刊之一的《POST周刊》以“针对安倍政权的中共红色‘脏器移植的劝诱’”的头条大字标题刊载文章，详细披露了中共针对日本政界用器官移植作为诱饵的事件。接受了这种好处的官员最终都会对“中共尽忠”[265]。
中共高官以换器官诱人[266]，据该报导指称，一位日资企业的相关人员证实，一名中共高官曾在某日本企业中国分社的首脑圆桌会上公开招揽，表示其“友好”，让在座的介绍因内脏疾病而苦恼的财经界人士，前往中国进行移植手术。又公开说，因为中国拥有很多新鲜年轻的来自于死囚的脏器，可以即刻安排手术。更扬言，越是大人物移植效率越高。
一名在中国广东省侨联长期工作的前官员向《大纪元》披露：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共已经在“南方医院”（解放军第一军医大学附属医院，军方代号157医院）利用犯人身上摘取的活体器官做移植，利用侨界这个特殊群体的人脉关系，充当统战的工具，为商贾巨富提供特需服务，同时获取暴利[267]。
去中国大陆换肾归来的中华总商会顾问白兰于2016年9月18日猝死，亲友表示是死于“健康原因”。劝导白兰在广州做换肾手术的是“南方医院”[268]。
中共驻旧金山总领馆人员曾透露，白兰是他们在旧金山打压法轮功的工具。白兰也是镇压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的私人朋友，曾受江泽民的“礼遇”。2002年2月，原北京市长刘淇和辽宁省副省长夏德仁在旧金山被法轮功学员以酷刑、反人类罪等罪行起诉。根据法庭资料，白兰以中华总商会的名义曾致信法官阻止有罪判决。但最后，美国联邦法庭北加州法庭2004年12月8日判决刘淇、夏德仁罪行成立[269]。
2019年12月17日，追查国际对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肝胆外科刘护士电话调查，刘护士称该院可以优先分到肝源，主任周杰专做侨科（惠侨门诊）[2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