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情绪并不是新出现的，它们一直存在，只是右翼民粹主义近年激化了它们。这种政治策略用历史上的不平等来否定公民人人平等的自由理想，将他们扔给一种社会达尔文式的新自由主义疗法——即在无国界的世界里为生存而奋斗。民粹主义通过灌输赢家和输家的思想，大大激化了对于那些所谓该为“人民”的痛苦负责的“外来者”的强烈怨恨和愤怒。在这样一个被官僚政府和跨国资本所统治，并日渐趋于全球化的世界上，投机取巧的政治领导人充分利用人们的无力感。他们迅速将人们因社区生活分崩离析所带来的挫败感转化成愤怒，倾泻到那些似乎该为这痛苦负责的人们头上。可以预见，这些替罪羊一定是少数群体和移民。他们注定是国家和社区存在的威胁，成为多数主义者为了报复自身所投射的苦难而渴望对其施加痛苦的目标。在全世界随处可以见到愤怒的胜利者夸张地嘲笑和残忍地取乐那些被打败的“外来”受虐者的困境。而传统政党和精英，早已把他们的灵魂出卖给了新自由主义。他们面对怨恨所带来的民粹主义浪潮毫无还手之力，只能装腔作势地说说自由宽容、文化多元的空话。
在印度，民粹主义浪潮让纳伦德拉·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在2014年的大选中推翻了执政的国大党政府。这场世人瞩目的选举胜利鼓舞了印度教徒主义（Hindutva）——这一观念体系认为印度教是至高无上的，它是导致印度当今世俗结构趋于分裂的威胁之一。对少数群体进行人身攻击，以反国家的罪名迫害异见人士，以及暴力团体以私刑处死穆斯林，只因为怀疑他们买卖和食用了牛肉——所有这些现象都已经屡见不鲜。秉承印度教徒主义的信徒将那些反对私刑的人们轻蔑地解释为：这些“无根的世界主义”精英已经跟不上印度教大众文化的脚步。他们给批评者带上国家公敌的帽子，称他们危害了国家的团结和发展。而这恰恰迎合了大多数印度人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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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纳德·特朗普的美国和纳伦德拉·莫迪的印度的对比是令人惊讶的。二者的特征都是煽动民粹主义，迫害少数群体，号召支持多数主义，进而巩固专制权力。但是两者之间也存在着关键的区别。美国对于特朗普的种族主义纲领有着自然而然的反抗，而这是印度所缺少的。其中的原因并不难发现。在后殖民时代的印度，并没有任何民权斗争的历史能够支撑起少数群体享有平等民权这一观念。相反，它那世俗和民主的宪法正是在民族主义者推翻英国殖民统治的大背景下诞生的。而在当今印度民族主义受到印度教多数主义挟持的情况下，大众为了捍卫少数群体的平等民权而进行广泛斗争更加难以实现。另一方面，在美国，群众层面的抗争是顽强的。在本书写作期间，共和党控制着国会、参议院和总统，但他们仍然无法彻底废除奥巴马总统（Obama）的《平价医疗法案》（Affordable Health Care Act）。法庭已经否决和限制了特朗普种族主义移民政策的最极端的版本。报刊和媒体上的批评是尖锐的。总统的支持率远远达不到多数。然而，在印度，莫迪仍然享有大众的支持。印度民族主义之下的民粹主义煽动，特别是富于抱负的城市阶层，始终为他提供着极高的支持率。在英迪拉·甘地之后，还没有任何总理像纳伦德拉·莫迪享有如此高的权力和权威。
但2018年与1975年不同。当今铁腕人物驱使的民粹主义也与过去统治者面对的民众抗议不同。但今天民粹主义与独裁主义相互交织的阴影笼罩在民主之上，促使我们去审视民主在过去所面对的挑战。正如今天一样，在二十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广泛的社会运动改变了世界上许多地区的政治格局，1968年巴黎的“五月风暴”、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The Prague Spring）、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美国内外的反主流文化运动和反越战抗议示威、拉丁美洲的左翼暴动——这些群众层面的运动都让政坛发生了剧变。在全世界，大规模群众运动让人们自卢梭之后再次审视一个问题，那就是追随民主理论的人民主权该如何进行表达。在国家中，人民应该如何被代表？因为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和规模排除了直接民主的可行性，出现了一系列代理机构——民选代表、政党，以及法治体系——充当民众意愿和政权之间的媒介。在这种情况下，二十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统治政权所面对的底层群众的挑战直接源自于民主代表制的谜题。不管在哪里，民众抗议所表达正是对于代理机构的不满，要求它们更充分地表达人民的意愿，迫使领导人去管理和调整他们与难以驾驭的民众之间的关系。在南亚，情况也是如此。斯里兰卡（Sri Lanka）第一位女总理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Srimavo Bandarnaike），巴基斯坦（Pakistan）领导人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Zulfiqar Ali Bhutto），以及孟加拉国的开国总统穆吉布·拉赫曼（Mujibur Rahman），他们在面对民众抗议危机时都转向不同形式的独裁统治。在这方面，不管是英迪拉所面对的困境，还是她向独裁统治的转变，都不是独一无二的。
就像当时世界上的许多其他政府一样，英迪拉也面临着贾亚普拉卡什·纳拉扬领导的民众运动高潮所带来的可怕挑战。尽管反对党在动员抗议者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磨灭的作用，但作为一位资深的自由斗士和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甘地式社会活动家，纳拉扬的形象让这场运动成为对民主真正意义的考验。英迪拉则借助宪法所赋予的权力，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此作为对策。这场独裁统治持续了二十一个月，她的政府逮捕了包括纳拉扬在内的110,000多名反对派领导人和活动者。它镇压民权，又让受害者难以诉诸法律。因为法庭的权力已经被极大地削弱了。以她的儿子桑贾伊·甘地（Sanjay Gandhi）为首的小集团被赋予了超出宪法的阴暗权力，他们胡作非为——惩罚和威胁那些不肯合作的官员，强令拆除贫民区，让节育政策高效运转以控制人口增长。而被政府控制的新闻媒体确保政府的所作所为只会得到正面的新闻报道。
难怪印度人总会动情地回忆起这段紧急状态时期。不过，它的开始也被视作独裁主义黑暗的突然泛滥。英迪拉中止宪法权利则似乎是她突然背叛了始终鼓舞着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以及其它民族主义领导人的自由民主精神——正是这种精神让他们在1950年将印度创立为一个宪政共和制国家。这种看法，将长达二十一个月的紧急状态独裁统治隔绝于它之前和之后的时期。它将这场宪法危机记录为一个孤立的现象，仅仅因为英迪拉邪恶的政治天才导致印度迷失的一场历史教训。它将主要由纳拉扬反腐运动给英迪拉政府带来的政治危机视为一个国内事件，忽视了这场动荡构成了世界范围内民众对二战后和殖民后政权的挑战的一部分。她的传记作家和批评家们指出，她缺少她父亲尼赫鲁对于民主深刻的信仰和他那开明的性格。这两大特点在他作为一名反殖民地自由斗士的漫长生涯里，以及在他从1947年到1964年出任印度总理的任期内，都有着鲜明的体现。尼赫鲁是一位文笔优美的作家，有着流畅动人的叙事风格。他的书籍和演讲无不思想深刻、才识广博，始终表现出对于自由民主的坚定信仰。而这一切是英迪拉从未表现出来的。她天性多疑、嗜权，用偏执来回应政治上的异见人士，通过反复无常地玩弄宪法和政治条款，依靠不断变化的支持者和顾问团体来集中权力。现存的官方记录、新闻报道，以及紧急状态时期受害者们的回忆录，充分证实了她的恐怖统治。它们以生动的细节，记录下她的小儿子桑贾伊·甘地及其走狗们，在她的支持下所行使的专制权力。
英迪拉·甘地
毫无疑问，英迪拉·甘地的影响是巨大的。在她的父亲于1964年去世后，她为后殖民时代的印度政策投上了巨大的阴影。她从1966年到1977年一直出任印度总理，并且在1980年到1984年再次担任这一要职。她在执政期间的多数选举中都赢得了压倒性胜利。作为一位政治战术家，她有着近乎完美的政治直觉，正如她的反对党在屡次尴尬的失败中所深深体会到的。她在危机时刻有决断，有主见，以赌博般的行动去解决她的权力所面临的挑战。这段紧急状态时期就是她的一手“杰作”。当时，总统根据印度宪法第352条第1款的规定：“印度安全受到内部动乱之威胁即存在重大紧急状态”而发表声明，就是听取了她一个人的建议。他没有征求内阁部长的意见。这些部长一直被蒙在鼓里，直到第二天早晨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总理声称事态极度恶化，从而不需要听取内阁的意见。她的判断就足够了。她的门客们常常吟诵一句口号：“印度就是英迪拉，英迪拉就是印度。”这句话足以说明支撑在紧急状态独裁体系背后的权力。
1976年5月，新德里一家医院正在为一名男子做绝育手术 Photo: Hindustan Times
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写道：“君主就是决定例外状态的人。”君主决定例外状态如何构成，以及采取何种行动从混乱中恢复正常的司法-政治秩序。例外状态的定义也揭示了这个统治体系的真正本质。统治者不仅对它进行定义，也通过它使自身得以体现。这一规律也适用于英迪拉，因为她在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和管理这段非常时期的过程中表现出她那无情而决断的一面。她不仅定义了正常的规则是什么，也具有合理地打破正常规则并定义例外状态的权力。批评家批评她的儿子桑贾伊“超出宪法的权力”。他们所质疑的是紧急状态的合法性，并指出是政治意志在暗中涌动。然而，政治意志的介入并不意味着紧急状态是非法的，因为宪法为统治者提供了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的权力。英迪拉政府利用了关于预防性拘留的现存法律，以及一系列法令和宪法修正案的组合，为紧急状态披上了合法的伪装。这样的一个政府并非具有纯粹的司法性，因为特别法令和法律的部署不能以严格的法律范畴来理解。
但是紧急状态也并非具有纯粹的政治性，因为它被披上了宪法的外衣。既非纯粹的司法性，也非完全的政治性，紧急状态利用法律自相矛盾地去中止合法的权利，这是一种“例外状态”。紧急状态的独裁体系运作在法律和政治之间的模糊地带，用一个去掩护另一个。将这样一种例外状态强加于人民需要一个解释。毕竟，英迪拉·甘地和她对于政治体系的扭曲并不是凭空而降的，不管有多少紧急状态时期的创伤回忆文学力图让我们相信它就是如此。
英迪拉在1966年就任印度总理。她所继承的政治体系诞生于1947年，印度推翻英国殖民统治而获得独立之时。1950年，印度领导人构建了管理这一体系的宪法，旨在通过宪政共和的形式，在旧帝国的肌腱和废墟上建立一个现代国家。英迪拉成长在印度民族主义者与英国殖民者斗争的环境中，目睹了她的父亲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作为总理在1964年去世之前对这个国家的统治。她全然接受了这个处于国家权力中心的职位。她所面对的挑战是可怕的。她就任总理之时，这个国家独立还不到二十年，社会有着根深蒂固的阶级观念，可悲的经济难以供养不断增长的人口的需要，而国民更是难以驾驭的。英迪拉执政下的印度就像一位老师，试图自上而下地教化人民，将他们转化为富于生产力的公民以迎接国家的挑战。可以预见，她遭到了底层民众的普遍抵制。到1974年，学生和青年走上街头，高呼纳拉扬全面革命的口号。反对派政党嗅到了推翻英迪拉的机会，纷纷加入纳拉扬的阵营。
随着政治危机的爆发，英迪拉利用了宪法所赋予的特殊权力，并且绕过了层层限制，进一步让这些特殊权力趋于正常化。在这个过程中，她将个人的权力与国家的利益捆绑在了一起。然而，仅仅用她个人对民主的背叛并不能解释整个政治和法律体系的错乱。它也无法揭示紧急状态作为一种统治形式的性质，除了负面的——新闻审查，逮捕，以及对民权的镇压。我们需要扩展我们探索的画卷。在印度的国家-社会关系史上，这段紧急状态时期有着怎样的意义？它试图将哪些特殊的法律、权力以及实践变得正常化？它带来了哪些影响？我们又如何理解它在全球民主史上的地位？
我是针对民众街头抗议运动的更广度的背景提出这些问题的，正如达利特（之前的“贱民”阶级）领袖和印度宪法的主要起草人， B. R.安贝德卡博士（Dr. B. R. Ambedkar）所说的“无政府主义的辞令”。他相信甘地式的不合作主义，或者不合作运动——与体制秩序所对立的街头抗议运动的“无政府状态”——在殖民专制统治之下的印度是合理的，但在已经实现立宪民主的印度则失去了合理性。他认为，在印度已经获得独立并选举出自己的政府之后，抗议与不合作运动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这种观点让我想起了民主思考的两个极端。一个极端认为人民主权与民选政府及其宪法形式是一回事，在这一体制之外不存在社会的激情与不满的发声空间。
对于这种民主程序模型（或称为“政治即行政”）的不满是明显的，比如，在欧洲对于欧盟官僚机构的权力的不满。而民主思考的另一个极端，则要求在国家权力中对群众意愿的充分表达，拒绝政党、工会、公共机构和新闻媒体作为媒介去表达人民中不同群体的意愿。只有被认为没有经过任何过滤的观点，以及人民意愿（比如，穆斯林都是恐怖分子）的直接表达才被认为是真实可靠的。负面报道（特朗普就职典礼的出席人数少于奥巴马的就职典礼）被视为假新闻，不同政见则被污蔑为反国家的罪行。“人民”的某种同类体要求统治权力对其意愿进行不折不扣的全面而直接的表达。于是最高领袖（特朗普、莫迪、维克托·奥尔班、埃尔多安）出现了，声称自己代表着“人民”，高举民众意愿的幌子，却用极权主义去打击那些不肯合作的机构和异见人士。在民主思考的这个极端，人民主权直接表达的要求将民粹主义和极权主义结合到了一起。
群众运动产生于民主政治两个极端间的紧张对立之中，要求民主政治的正式机构——民选政府、法律和司法体系、新闻媒体和公共机构——响应人民的声音。以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短暂时期为起点，随着平民社会和平民政治迅速涌现，这种日趋壮大的政治态势正如一股潮水，开始构成世界现代史的一部分。在今天，这一趋势正以民粹主义的形式持续下去并逐渐加速。本书探讨平民政治给后殖民时代的印度带来的挑战，并将英迪拉的紧急状态时期作为一个特定事件来研究印度作为一个民主国家的更广度的经历。本书将讲述在民主国家与平民政治的全球关系史中的一段印度故事。这个故事将从一名学生在新德里被捕的遭遇开始。
本文作者吉安·普拉卡什是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教授，专研印度当代史，他的研究和教学兴趣为城市现代性、后殖民思想与政治。另有专著Mumbai Fables: A History of an Enchanted City, Bonded Histories: Genealogies of Labor Servitude in Colonial India, Another Reason: Science and the Imagination of Modern India。
本文译者杨晨光，辽宁沈阳人，译作另有《普里莫·莱维传》《休战》《被淹没与被拯救的》《最后的猎巫人》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