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6月25日晚，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宣布印度进入紧急状态，中止宪法权利，并在全国各地突袭、围捕她的政治对手。在随后令人痛苦的21个月中，她的政权发动了一场残酷的胁迫和威吓运动，逮捕并拷问成千上万的人，夷平贫民窟，并对穷人实行强制绝育措施。《紧急状态志事》首次全面介绍了印度当代史上这一未被充分研究的事件。吉安·普拉卡什拆解了一个神话，即紧急情况仅是由英迪拉权力欲望所引发的孤立事件，他认为，这也恰恰是印度民主与民众政治困境关系的产物。
通过档案记录、私人文件、信件、公开资料、电影文学材料，以及对受害者和作恶者的采访，普拉卡什将紧急状态的源头追溯至印度独立的1947年，揭示未能实现的民主转型承诺如何打翻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平衡。他生动描绘了一场政治危机的发展，这场危机最终导致普遍的社会动荡，吊诡的是，英迪拉试图动用法律来中止合法权利，以平息这场危机。她未能维持既有的政治秩序，造成了持久和无法预料的影响，为种姓政治和印度民主义打开了大门。
今天的推送摘自《紧急状态志事》（Emergency Chronicles: Indira Gandhi and Democracy’s Turning Point）。
虽然编辑总是盼望“重版出来”，但经常也有“初版出不来”的时候。我们将在这个栏目里推送一些“初版出不来”书稿的书摘。
Gyan Prakash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在总理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的建议下，印度总统在1975年6月25日临近午夜时发表声明，以存在国内安全威胁为由，通告全国进入紧急状态。这一通告中止了言论和集会自由的宪法权利，将审查制度强加于新闻媒体，限制了司法体系监督政府行为的权力，并命令逮捕反对派领导人。破晓前，警察大肆逮捕政府反对派。甘地式的社会党人，七十二岁的贾亚普拉卡什·纳拉扬（Jayaprakash Narayan）也在被捕之列。被大众称为JP的纳拉扬作为一名反抗英国统治的自由斗士，以及英迪拉父亲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的亲密伙伴，受到人们的广泛尊敬。1973年，纳拉扬放弃退休，重归政坛，带领学生和青年掀起一波运动热潮，致力于推翻英迪拉政府。他的努力得到了大多数反对派政党的支持和参与，但他否认他的目标仅仅是政治上的。他宣称他的战斗是一场旨在扩大民主的根本性的社会和政治变革。他将其称为“全面革命”（Total Revolution）。在政府宣布紧急状态前的几个月里，纳拉扬努力团结起成千上万的民众，声讨英迪拉所领导的国大党政府的腐败以及其对民主治国的损害。
贾亚普拉卡什·纳拉扬
2011年8月，在罗摩力拉广场（Ram Lila Maidan），这处常常举行宗教事件或政治集会的巨大场地上，我看到数万名民众顶着德里（Delhi）烈日的炙烤聚集于此。正是他们，让我回想起了纳拉扬所领导的民众抗议热潮。这些来自德里各区以及德里之外的青年和老人（尽管年轻人居多），是在响应另一位甘地式的活动家，七十四岁的安纳·哈扎尔（Anna Hazare）的号召，参与到这场反腐运动之中。广场上的气氛是欢乐的，空气中充满了原始的激情和对于变革的期盼。引发这场反腐运动的导火索是2010年爆发的一场丑闻——执政的国大党政府部长和官员们帮助电信企业牟取利益，让国库损失了数十亿美元。在新闻报纸、电视和社交媒体的广泛报道下，这场骗局震动了整个国家。这件事在印度普通民众中激起了共鸣。这些老百姓在与官员打交道时，不得不为了一些日常事务向他们支付贿赂，无论是申领驾驶执照，还是领取应得的福利津贴，甚至开具出生或死亡证明。高层官员的贪赃枉法似乎正让腐败渗入整个体系，迫使普通民众在日常生活中不得不践行谎言和欺骗。在这种广泛厌恶政治体制的氛围中，安纳·哈扎尔站了出来。之前，他就因为在地方上的实干精神而广为人知。他在2011年4月发起了一场绝食抗议，要求政府委任一名受宪法保护的监查专员，专门负责起诉腐败官员。这让他作为一名反腐先锋成为了全国瞩目的焦点。他的绝食如星星之火，点燃了全国性的抗议，推动了反腐运动的诞生。狼狈不堪的国大党政府答应了他的要求。但政府所提出的漏洞百出的立法条款却并不能让哈扎尔满意。他再一次宣布绝食抗议。2011年8月，成千上万的民众聚集在罗摩力拉广场，支持他净化民主政治的号召。当哈扎尔矮小的身影出现在高台上时，如雷的欢呼声响彻云霄。
安纳·哈扎尔支持者在新德里印度门前举行的抗议腐败游行中升起国旗
同时，正如报纸和电视所报道的，办公室或别墅中紧张而焦虑的国大党领导人，不知道如何应对这样一场没有明确政治脚本的运动。正如1975年的重演，又一位甘地主义者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腐运动，提出自由民主的形式规程必须服从于人民的意志，并从根本上震动了整个政治体制。正如他那甘地式的先驱者贾亚普拉卡什·纳拉扬，哈扎尔作为一位没有政治野心的社会工作者享有极高的道德声望。与2010年的阿拉伯之春和占领运动类似，2011年印度的这场声势浩大的反腐运动中存在着某种自发的成分。那些渴望被倾听的热心参与者大多数是年轻人，并且不属于任何有组织的政治团体。塔里尔广场（Tahrir Square）的起义终结了埃及第四任总统穆巴拉克（Mubarak）的统治；占领运动让人们认识到政治对话中99%对1%的语言；而印度国大党政府从未能洗脱在安纳·哈扎尔运动中所蒙受的腐败耻辱，导致该党在2014年的议会选举中落败。
从那时起，由不满所带来的民粹主义政治已经让世界发生了剧变。在印度，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所领导的印度人民党（Bharatiya Janata Party）设计了一种聪明的选举策略——利用“发展”的口号，煽动并利用占人口多数的印度教教徒对少数人口的不满，在2014年成功掌权。我们也目睹了反移民情绪和穆斯林恐惧症推动了脱欧计划的成功，以及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中的胜利。对于难民的强烈抵制所引发的动荡局面已经重塑了全欧洲的政治风景线。在德国、法国、意大利以及其它几个国家中，充当自由民主守门人的传统政党在多数人口不满的压力下面临危机。铁腕人物，像匈牙利总理维克托·奥尔班（Victor Orbán）、土尔其总统雷杰普·埃尔多安（Recep Erdogan）、菲律宾总统罗德里格·杜特尔特（Rodrigo Dutarte）已经将煽动民粹主义的愤怒作为一种治国策略。他们点燃久被压抑的愤怒和羞辱感，刺激右翼民族主义者的暴动，以打击那些被描绘成“人民”公敌的团体，从而巩固自己的独裁权力并镇压异见人士。
纳伦德拉·莫迪
当前政治局面变革与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所带来的一系列改变有关。从二十世纪70年代开始，新自由主义不加规范的全球化运作使贫富差距扩大，地方经济凋败，并导致了2008-2009年那场摧毁民生的世界经济危机。新自由主义不仅导致经济和社会错位，还侵入生活的方方面面。它将市场原则和竞争提升到治国合理性的高度，从而使一切趋于经济化。它让政治家将美德和公民权利抛诸脑后，让他们忘记了民主自治规范的根本在于社会平等。随着新自由主义将竞争作为生活各个方面的主要价值取向，旧有的种族主义情绪、民族团结主义，以及对移民和少数人口的仇恨，已经汇成一股席卷全球政坛的大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