奕譞曾经也是反对修铁路的，这时候他才明白修铁路运煤的重要，李鸿章就跟他建议说，你应该用海军的名义给朝廷打报告，中国应该大规模修铁路。奕譞说，我现在提了，反对的力量会很大，现在不是时候，但是我支持你，你先把到唐山的铁路抓紧时间修。有他的支持，李鸿章也不用打报告，大张旗鼓就这么修起来了，把这一段铁路就修到了天津，北洋水师的码头。1888年醇亲王奕譞觉得时机成熟了，他用海军司令部的名义给朝廷打了报告，说军队有个军舰，有了码头，需要修铁路运到码头。这个奏折就到了朝廷上，慈禧让各位大臣讨论，应不应该修铁路。因为奕譞权力很大，这时候反对的和赞成的意见就半对半了。
这时候地方大臣张之洞就出来表态了，他觉得应该修铁路。在诸多大臣的赞成下，慈禧在1889年下令全国修铁路。从李鸿章1872年提出来到慈禧1889年同意，中间经过了17年，修个铁路又不是一个什么侵害官员利益的事，是带来好处的事，他都要经过17年，你说他还能做出什么政治体制的改革。清王朝始终坚持自己天朝上国的面子，实际上最后是害了他自己。
满清皇族内阁
上纲上线是中华文化的传统在文革达到顶峰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还面临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他感觉所有外国国家都是我的藩属国，虽然他被英国、法国打败了，但他还是不承认我们之间是平等的关系。所以清政府迟迟不愿意成立外交部，成立外交部就意味着我承认和英法等国家是平等的，我不是你的上司。清政府想了一个什么办法呢?因为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五口通商，即五个城市允许外国人居住、经商，这个五个城市是上海、广东、福州、厦门，宁波，都在南方。清政府设立了一个南洋总督，专门来和外国人打交道。他为什么要这样?他觉得别看你把我打败了，但是你只能和我的地方官打交道，证明我还是天朝。
所以，他就规定长江以南，凡是跟外国人有交往的事务由南洋大臣来处理，长江以北跟外国人打交道的事务北洋大臣来管。另外，清政府特别不喜欢外国人到北京来，他们规定外国人有什么事先跟北洋大臣谈，北洋大臣如果解决不了的再到北京来，反正从天津到北京也近。北洋大臣事实上就成为中国的“外交部”，这样地方官员就获得了外交权，这个权力不得了。你看如果我们还是闭关锁国的话，只有河北省委书记有权力和外国人打交道，那河北省委书记的权力你想想大到什么地方去了。清政府为了维护自己是天朝上国的面子，把外交权交给地方，尤其交给北洋大臣，而李鸿章又能干，利用权力做了很多事。袁世凯也能干，也做了很多事。
我们看，无论是建电报，修铁路还是建外交部，反对派不从技术层面反对，而总是用孔孟之道的理由来反对，一直上纲上线。所以上纲上线是中华文化的传统，这个思想在文革就达到顶峰了。中国的清政府总是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之后，他才愿意做一点点改变。甲午战争，中国惨败，为什么中国会惨败呢?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刚才我讲过，军队需要运煤，需要建铁路。铁路一修通之后，李鸿章在1890年又看到，俄国的西伯利亚铁路也修通了，而且俄国到中国东北的运兵速度比我们快。这时候日本的野心也开始显露出来了，所以现在最紧迫地不是修从北京到汉口的铁路，而是打通山海关，修天津到奉天，就是现在沈阳的铁路，再从奉天修到各海军码头的铁路。朝廷一看李鸿章的建议，觉得他分析是有道理的，就同意了，全力修这条铁路线。但是这条铁路修到一半就停工了，为什么停工了，因为这时候慈禧要用海军的钱修建颐和园。我想，她为什么要用海军的钱，仔细一查就明白了，李鸿章是用海军的钱修铁路。
所以慈禧就用了这一大笔钱来修了颐和园。北洋水师到后来也无法进行正常的维修，这时候你们也知道，这十年间世界的军舰造船技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动力和射速更快了，而日本恰恰是晚了中国10年建的海军，他是针对北洋水师建起来的，他的装备比北洋水师少，但是军舰航速快和火炮射速比清朝的快，你五分钟发两发，我五分钟发五发甚至六发，就比你强。在建立海军上，日本与清政府有很大的不同，日本想方设法拨款买军舰。因为明治天皇本身就是省吃俭用来给买军舰筹款的，国家元首都这样做了，老百姓看了很感动，当然也会跟着做。而我们清政府是把海军的钱来修园子，所以我觉得根本不需要打仗了，打仗之前就知道谁胜谁负。我们知道在民主的国家里，应该有国会，国会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审议财政，即使是皇家，钱也不能乱用。但中国人根本没有这个观念，我当皇帝，是我打的天下，我想怎么用钱就怎么用钱。
我们看，近代的革命都是跟财税有关。英国贵族不满意国王随便征税，他们联合起来跟国王谈判，英国国会是怎么建立起来，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最后确定了国家不能随便征税，如果要征税得通过国会的同意。美国独立也是，它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跟他征税，但美国人说，我没有人在英国国会里当代表，我就不纳税，无代表就不纳税，美国人就跟英国人干起来了。
慈禧实际上没想到甲午战争是清政府灭亡的重要一步，而这一步就跟她乱花钱有关，最终害了民族害了社会，最终也害了政府。清政府需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这个改革是由几个读书人来承担了，整个政治体制变革，如果说最高权力者慈禧不支持，我觉得他们是很难成功的。而恰恰由于光绪与慈禧，一个是以慈禧为首的后党，一个以光绪为首的帝党又有矛盾。这群想要进行体制改革的是体制内最边缘的这一群人，他们终究还是体制内的，当清政府把他们用最激烈的手段镇压之后，那么承担起改革任务的就是体制外的人，由体制外的人来进行这个变革，那性质就变了，就要推翻清王朝，那就是革命了。
戊戌维新虽然被镇压了，但是它的意义还是很重大的。首先我讲一个细节。那天晚上慈禧连夜回京，从颐和园赶回了宫中，把光绪和其他的大臣都叫来，让光绪跪在左边，其他大臣跪在右边，训骂光绪，她说，你为什么要听康有为的话。光绪皇帝说，我倒不是听康有为的，是因为康有为说要变法，我觉得现在洋人老欺负我们，我们只有用洋人的方法才行。这其实也就是当年林则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另一种说法。但是慈禧一句话就把他回绝了，她说，按照你的说法，祖宗的法子就不灵，洋鬼子比祖宗还灵?
祖宗家法是慈禧的工具统治者弘扬传统总有实际考虑
慈禧训光绪，她说祖宗的家法不能变。祖宗的家法是什么呢，就是皇位继承法。但是其实慈禧是最不遵守祖宗家法的，她的儿子同治皇帝死后，按照皇位继承法就应该是这个皇帝的下一辈，找一个男性当皇帝。但慈禧说不行，得从同治皇帝同辈人中找一个人当皇帝，这是严重违反了皇位继承法的。当时1875年，就找到光绪这么一个小孩，她为什么要这样?因为如果是她儿子的下一辈当皇帝，那么权力就掌握在了那个小皇帝的父亲或者母亲手上，她自己的位置很低了。当23年后的戊戌维新，她又觉得这会违反到她的权力了。所以我们看所谓的家法，就是慈禧手中的一种工具，当家法威胁到她的权力时，她一定要变。但是变革威胁她的权力的时候，她又强调传统。所以我现在一听到有人说要弘扬传统，发扬传统，我总要问一下，是什么人在提倡和发扬什么样的传统，他背后的真实的目的是怎样的?统治者一般来说是不会轻易地去弘扬什么，他总是有背后实际的考虑的。
戊戌维新有三个后果：第一个，中国的政党政治实际上是从这儿开始的，虽然当时没有政党，但是知识分子开始组织学会，在一起探讨政治，并且有的学会是有纲领的，你认同才可以加入，不认同不可以加入。包括一些小团体选举领导人，中国的政党政治实际上是从这儿开始的。第二，维新派虽然没有什么权力，但是声势造得很大，为什么?梁启超影响太大，中国人第一次知道在报纸上的论争会有这么大的威力，才知道原来报纸是天下之公器。
第三，社会的解放，尤其是妇女解放。康有为早就看到了小女孩缠脚的痛苦，但是不敢提，因为提了之后要遭遇很大的社会压力。直到戊戌维新的时候他才提出解放天足，而且他知道光靠呼吁是没有用的，他还组织了各地的学会，比如说成了一个“天足会”，总部设在上海。他们到民间去放幻灯片，讲缠足对骨骼的残害，他们劝农民，说富人家可以缠足，但是你是一个穷人，还得靠女儿干活呢，她缠了足怎么办。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讲，我认为天足会确实是对妇女的解放起了作用的。
再说到慈禧与光绪。戊戌变法失败后，她想废掉光绪，但是西方列强不同意废掉光绪，慈禧就不敢废，所以慈禧觉得光绪是个隐患。慈禧曾经说光绪皇帝身体不好，法国驻华大使说，让我们带法国医生去看看，慈禧也不敢不让人去检查，检查之后说光绪帝没有什么大病，只是被关的时间久了，精神不太正常。
这时候慈禧看到了一个力量的存在，就是北方的义和团，义和团获得了一些士绅的支持，但是慈禧从来没有对它表过态。这个时候有人跟慈禧说义和团，刀枪不入有神术，能够打败洋鬼子，她就有点不知道是真是假，她就派了一个大臣叫赵舒翘，说你去看一下。我们知道中国专制社会下级官员总是按照上级的指示办事情的，他出京之前，有几个大臣就跟他说，特别希望慈禧利用义和团废掉光绪。所以赵舒翘回来就对慈禧说，我确实见到了一群可以刀枪不入的人。慈禧就说，他们可以进京。义和团就进了北京，官方给他们发粮，这些人觉得自己很英勇，很正义，又有最高统治者的支持，所以行为很极端，开始杀洋人，杀跟“洋”有关的中国人，包括戴眼镜的中国人，包括卖洋货的铺子也烧了不少。那外国人就提出来，我要派军队来保护使馆，慈禧就面临着是同意还是不同意，不同意就意味着宣战，但她觉得外国人实际上要想把她自己废掉，让光绪重新掌权，所以她向八国宣战了。当时朝廷上有几个大臣说，我们和其中任何一个国家打仗都败的那么惨烈，向这么多国家宣战，绝对是打败仗。最后大家都知道，八国联军进北京。
慈禧在西逃途中，这时候就准备向外国人求和了。在西逃途中她说了之所以酿出这么巨大的祸害，都是义和团造成的，所以她下令剿灭义和团。我觉得官民双方都应该从这个事件中吸取经验教训，作为政府来说，不要轻易鼓动民心民意，群众本身都觉得自己很正义，行动肯定要过激，过激的话政府就很难收场，最终会造成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对立。民众不应因为自己的事业很正义，又有最高统治者的支持，就行为过激。最后会成为政府的替罪羊的。
慈禧镇压了体制内的变法孙中山才开始有市场
慈禧镇压了体制内的戊戌变法之后，体制外的孙中山就开始有市场了，他的革命党就诞生了。他自己都回忆说，在1900年以前，几乎没有人支持他，1900年以后，他开始感觉到有人支持他，哪怕人还很少。但是从1904年、1905年起支持他的人突然高涨起来，为什么?因为1904年的日俄战争，日本打败了俄国，这场战争打了一年多。日本大胜的这个结局这个对中国人的刺激很大，实际上比在甲午战争中国的战败还要大，为什么?因为这是世界近代史以来，被认为落后的黄种人第一次打败白种人。这让很多人看到只要政治体制先进，小国也是可以打败大国的，这一下子就使很多中国人，尤其是商人、读书人要求君主立宪，君主立宪派一下子就成了社会中坚力量。
慈禧也不糊涂，她宣布1905年预备立宪。她一提出立宪，一下子万众欢腾，觉得朝廷从上到下边的变革是最好的，而革命是从下往上，社会容易动荡，代价太大了。所以大家都支持清政府立宪，张灯结彩，编歌的，游行的，喊大清皇朝万岁万万岁。君主立宪应该从改官制入手，这个也是对的，但是这个官制改革，她用的她最信任的袁世凯，袁世凯是当时权倾一时的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袁世凯虽然非常有才干，但他的问题是太年轻，没有足够的权威。有一次开会，一个八旗官员就拿着枪，对着袁世凯说，你别太猖狂了，你只是个奴才，不用你来规定谁干什么，谁干什么。还有，袁世凯提出来改官制，首先要把军机处撤了，要把太监制度给撤了，那太监一听说了，100多个太监把袁世凯围起来拳打脚踢，后来是庆亲王奕劻把他给拉了出来。
很多旧的机构，像理藩院、鸿胪寺这些机构都要撤销，但这些机构都是满清贵族当权，他们觉得天下都是爱新觉罗的，我当官我掌权。袁世凯说我要到广东阅兵，不管这件事了。这时慈禧又宣布了“五不准”，军机处不准撤、太监不能准撤、旗人的待遇不准改等等。这时她又搞政府体制改革，这个体制改革不搞还好，一搞就更有问题了。问题在哪儿呢?它打破了原来形式上的满汉平等，在新的机构中，满族人的权力占了绝大多数，使很多汉族人心里很不满。本来大家都支持维新，都支持君主立宪，反对革命，但这时候支持她的立宪派开始质疑了，说你是假立宪。而我看到梁启超给他老师的信说，他和孙中山已经在日本开始论战，因为孙中山觉得革命力量开始形成了，孙觉得这时候可以开始和立宪派争夺了。实际上从1905年经过日俄战争之后，一批原本爱国的留学生，觉得清政府卖国了，就倒向了革命。1905年后的中国社会形成了三种力量：一个是立宪派，主张改革;一个是清王朝，决定按原状维持下去;一个是弱小的革命派，他们已经组建了同盟会。这三种力量，从1905年开始对立。
改革才是唯一的告别激进的途径
我们刚才讲到，清政府宣布立宪的时候，支持立宪的人多，但后来大家觉得受骗了，所以梁启超给康有为的信中就谈到这点，说在改官制没宣布之前支持我的东京留学生特别多，改官制一出来，支持孙中山的人就开始多起来。梁启超在1907年写了一篇文章，我觉得特别重要，这篇文章的题目叫《现政府与革命党》，其中有一句话我觉得是经典，他说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而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他看到了现政府如果不进行改革就会让革命发生，但清政府看不到这一点。
清政府在1908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它在理念、过程与具体规范的结构等方面都深受日本明治宪法的影响，但清王朝觉得日本天皇权力太小了，老百姓享有的权利太多，所以清政府就对日本明治宪法进行了改动。比如说在日本明治宪法中，规定的百姓的权利是14条，清朝的只有9条。历史学界对于清政府的立宪究竟是真立宪还是假立宪有不同看法，有的人根据清政府也做了不少事情，不管怎么样，中国有了宪法，有了资政院，认为他是真立宪。有的人认为，他做的很多东西都做的不到位，甚至没做，是假立宪。我觉得这是标准问题，说他是真的有道理，说他是假的也有道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当时的受众、被统治者认为它是真还是假。
日俄战争之后，支持革命的人就多了，革命就开始大踏步地往前走，赶上了维新派，赶上了改革派。清政府这时还是没醒悟过来，在1908年8月，统治者发出一个通缉令，事实上要通缉梁启超，说梁启超罪大恶极。这时候革命派说，你梁启超天天跟我们说政府是好的，会进行改革，现在他通缉你，结果你成了他最大的对手。慈禧在1908年这时候，根本没有感觉到形势紧张，还耿耿于怀十年前梁启超跟光绪皇帝在一起的维新，她没想到把梁启超为自己所用。这一下革命派高兴坏了，通过搞改革，这是最好的方式，结果梁启超成了最大的敌人，这是梁启超的悲剧。这也是清王朝的悲剧，你本来就岌岌可危了，你还把一个替你十几年在海外跟人论战，来替这个王朝辩护的人，反而把他当成罪犯抓起来。
这时候立宪派就要求加速开国会，从1910年开始，几次要求开国会。每次开国会都是士绅，商人占重要位置，都是各大商会的领导人。第三次开国会的时候，上海的商会副会长沈缦云组团到北京请愿，他就跟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说，朝廷主动改革才能避免革命。越是富的人越不希望社会动乱，不希望革命，而希望从上而下的改革。但是奕劻仍觉得天下还是我的，我们想做什么做什么，你没有资格来要求我们干什么。
清政府对立宪派进行了几次镇压，你镇压一次，就会损失一些立宪派的人。立宪派本来很温和的，但镇压越激烈，他的反抗也越激烈，这时候立宪派就开始激烈化。而沈缦云的请愿被拒绝后马上就打道回府，他觉得不能和这个政权联系了，他临走之前说了那一句话我觉得特别重要，“釜水将沸，而游鱼不知，天意难回，人事已尽”。他一回到上海，就领导上海商会集体参加同盟会了，上海商会本来是与同盟会对立的，现在就证明了立宪派承认自己失败了，革命胜了，革命与改革的赛跑，革命胜利了。
清政府在1911年的时候，因为压力很大，成立了内阁。但是他成立的内阁里面皇族成员占绝大多数，立宪派现在更觉得你根本不想改，13个内阁成员有9个是满族人，满族人中又有7个是皇族的。刚才说了越是富的人越希望改革，不希望革命，于是立宪派赶紧去跟朝廷谈判，说按照内阁的原则，皇族成员不能当内阁阁员，但是我们认了，皇族成员可以当内阁阁员，希望朝廷也妥协一步，总理大臣别让皇族成员当，哪怕是个不是皇族的满族人也行。但是朝廷的回答还是很傲慢，说你们太嚣张了，说天下是爱新觉罗的，你们怎么能来决定皇室做什么不做什么，你们就是奴才。
所以这时候最富的人也觉得无路可走了。没过多久，清政府又在自己的倒台上加了一把火，1911年5月9日，清廷在邮传大臣盛宣怀的策动下，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将已归商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因为清政府早几年同意全国修铁路，但政府修着修着没钱了，就下一纸谕令允许民间的铁路公司修铁路。而民间修筑铁路的股金，不仅来自绅士、商人、地主，还有农民，而且农民购买的股份占很大比例。清政府把铁路收归国有以后，又不愿意按照市场价去赔偿，他总觉得让你修，是让你发财，是我的政策好，我现在就要收回，你必须听我的话。在此背景下四川保路运动就爆发了，紧接着武昌的新军就展开起义。
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取得胜利以后，建立了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并得到了立宪派首领、富商汤化龙出来的支持。中国当时商人是有商团，汤化龙发言号令，东南各省的商人都纷纷起来支持革命，商人的武装都很厉害，是革命党和商团联合起来就开始革命了。这时候各地纷纷独立，你看江苏，士绅力量大，说独立就独立了。还有广东，在4月份的时候的黄花岗起义，打的那么厉害，而在这时候，商会领导跟两广总督一商量说独立吧。两广总督说，我是清朝的官员，但我不反对你们，我自己偷偷跑了，你们就宣布独立吧。
独立的省份大都是在南方，北方因为比较保守，就山西和陕西独立了。当时整个大局还都看不清，但是山西有一个富商，本来是清政府的官员，回去开矿，又开银票，他表示支持阎锡山，给了他大量的钱，阎锡山就在山西独立了。商人往往要在政治尘埃落定之时才决定支持谁，而现在商人也起来革命了，我觉得反映了两个问题，第一，商人觉得清政府气数已尽;第二，对清政府很反感，所以我要支持革命政权。再看，清朝的汉族官员在各省纷纷独立的过程中没有人自杀，1850年太平军打来的时候还有不少官员自杀、殉节，而这个期间没有一个汉族官员自杀。
我们可以看出，从1906年改官制开始，汉族官员心里头是有抱怨的，因为清政府太偏重满族官员，而不重视汉族官员。清政府看到独立的省份多了，他在10月30日一天之内连下三道诏令：允许组党、释放政治犯，制定宪法等。但问题是这个时候你已经完了，你再做什么都晚了。大家都知道严复，他在给一个朋友的信里面说到，太晚了，一切都太晚了，他说如果早一个月做这些事情，效果就不一样。
所以我们看，清政府的灭亡是他一步一步的失误导致的，他是步步被动，他总是在下一阶段才做上一阶段应该做的事。甲午战争之后，他都不愿意政治体制改革，可以说到了庚子之乱之后才开始提出预备立宪，接受政治体制改革。所以说，由于他不改革，社会矛盾积累得越来越多，而民间的激烈情绪越来越大，人们甚至觉得，我宁愿和你玉石俱焚，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甚至同时鱼死网破。
我总是觉得，从历史上看，在任何朝代，任何国家，任何社会，都会有对政权极不满的人存在，而这种人只要你社会制度比较好，社会比较公平，他们永远是在社会的边缘，成不了气候。只有在社会矛盾积累很多，而统治者又不愿意改革，不通过改革来缓解矛盾的时候，这就是梁启超说的，给革命提供的一个土壤，信仰革命，造反的人就会越来越多，激烈的人越来越多。所以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向统治者呼吁，真正地告别激进，改革才是唯一的告别激进的途径，所以我讲的这两个多小时，实际上就是在诠释梁启超的一句话，“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厂。”
选自《中国的脉动：近现代史名家讲演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