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告诉挪威的听众：当一个作家成为了一个词汇以后，其实是对这个作家的伤害。
我的演讲结束后，奥斯陆大学历史系的Harald Beckman教授走过来说：‘你小时候对鲁迅的讨厌，和我小时候对易卜生的讨厌一模一样。’”
我也正想说，“我小时候对马克思的讨厌，与余华小时候对鲁迅的讨厌一模一样”。
2021年5月13日于海淀知岛咖啡
【附】以下节选自余华：“鲁迅是我这辈子唯一讨厌过的作家”，2011年
在我的文革岁月里，我曾经充分利用过“鲁迅”这个强大的词汇。我成长的经历里除了革命和贫穷，就是无休无止的争论。争论是我童年和少年时期的奢侈品，是贫困生活里的精神食粮。
我小学时和一位同学有过一个争论：太阳什么时候离地球最近？这位同学认为是早晨和傍晚，因为那时候的太阳看上去最大。我认为是中午，因为中午的时候最热。我们两个人不知疲惫地开始了马拉松式的争论，每天见面时，都是陈述自己的理由，然后驳斥对方的观点。这样的废话说了不知道有多少遍以后，我们开始寻求其他人的支持。他拉着我去找他的姐姐，他姐姐听完了我们两方的理由后，马上站到了他的立场上。这个当时还没有发育的女孩一边踢着毽子一边说：“太阳当然是早晨和傍晚离地球最近。”
我不甘失败，拉着他去找我的哥哥。我哥哥自然要维护自己的弟弟，他向我的同学挥了两下拳头，威胁他：“你再敢说早晨和傍晚最近，小心老子揍你。”
我对哥哥的回答方式深感失望，我需要的是真理，不是武力。我们两个又去找了其他年龄大一些的孩子，有支持他的，也有赞成我的，始终难分胜负。我们之间的争论长达一年时间，小镇上年龄大一些的孩子都被我们拉出来当过几次裁判，连他们都开始厌烦了，只要看到我们两个争吵地走向他们，他们就会吼叫：“滚开！”
我们只好将唾沫横飞的争论局限在两个人的范围里。后来他有了新的发现，开始攻击我的“热”理论，他说如果用热作为标准的话，那么太阳是不是夏天离地球近，冬天离地球远？我反驳他的“视觉”理论，如果用看上去大小作为标准，那么太阳在雨天是不是就小的没有了？
我们继续争论不休，直到有一天我搬出了鲁迅，一下子就把他打垮了。我在情急之中突然编造了鲁迅的话，我冲着他喊叫：“鲁迅先生说过，太阳中午的时候离地球最近！”
他哑口无言地看了我一会儿，小心翼翼地问：“鲁迅先生真的说过这话？”“当然说过，”我虽然心里发虚，嘴上仍然强硬，“难道你不相信鲁迅先生的话？”
“不是的，”他慌张地摆了摆手，“你以前为什么不说呢？”我一不作二不休，继续胡编乱造：“以前我不知道，是今天早晨在广播里听到的。”
他悲伤地低下了头，嘴里喃喃地说道：“鲁迅先生也这么说，肯定是你对了，我错了。”
就这么简单，他不遗余力地捍卫了一年的太阳距离观点，在我虚构的鲁迅面前立刻土崩瓦解了。此后的几天里，他沉默寡言，独自一人品尝失败的滋味。这是文革时代的特征，不管是造反派之间或者红卫兵之间的争论，还是家庭妇女之间的吵架，最终的胜利者都是拿出某一句毛泽东说过的话，然后一锤定音，结束争论和吵架。当时我本来是想编造一句毛泽东的话，可是话到嘴边还是胆怯了，不由自主地把“毛主席教导我们”改成了“鲁迅先生说”。日后即便被人揭露出来，被打倒了，成为小反革命分子，也会罪轻一等。
进入初中以后，我和这位同学开始了另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我们讨论起了原子弹的威力，他说如果把世界上所有的原子弹捆绑到一起爆炸的话，地球肯定会粉身碎骨似的毁灭；我不同意，我说地球的表面会被摧毁，但是地球不会因此破碎，地球仍然会正常地自转和公转。
我们从讨论的层面进入到了争论的层面，而且争论不断升级和扩大，两个人在学校里整天声嘶力竭地辩论，然后像竞选似的，各自去拉拢其他男同学。有支持他的，也有支持我的，当时初一年级里的男生们分成了地球毁灭和不毁灭两大阵营。时间一久，我们的男同学们厌倦了这样的争论，只有我们两个人继续在争论里乐此不疲。男同学们为此给予我们一个共同的绰号：“这两个地球。”
有一天我们打篮球的时候也争论起来，我们已经争论了几个月了，我们都觉得应该结束这场争论了。我们就在篮球场上做出决定，去找化学老师，让她给出一个权威的答案。我们一边争论一边走去，他忘记了手里抱着篮球，后面打球的几个同学急了，冲着我们喊叫：“喂，喂，两个地球，把篮球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