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地听到这样的开头：“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他走到大街上随处浸淫在领导人卡通式的微笑以及“共产党好”这样的宣传标语里；甚至早在小学，连能无差错地写下“政治”二字都尚存在困难的幼童，就已在少先队的旗帜下完成了他们人生第一次庄严的政治表态：“我们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
固然，学理上我们不难区分马克思、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乃至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然而对于一般民众，尤其是初涉世事的少年来说，想对马克思主义这一在实践上海纳百川的概念族进行界定，谈何容易！在以理论的姿态介入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前，这套贯穿于生活中的“马克思主义”实践早已在先塑造了生活于其中的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
第一章所谈到的是一些零星概念及“哲学真理”的习得，它们在某种意义上固然可以被视为我对马克思主义管窥地认知的开始；但他们却并不是塑造我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感情的最重要因素。我自认为是一个有着强烈的“自由主义冲动”的人，用白话说就是“天生反骨”：我惯于挑战权威、尽管这些权威大部分在事后被证明是正确的；又乐于质疑传统，然而在很多情况下这些传统事实上是有被坚持的价值的。也正是因为这种被我妈批评为“怀疑一切”的“缺点”，我的人生旅程上多了不少本可以避免的坎坷。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不撞南墙不回头”的人，怎能不对这一套笼罩整个社会生活的“马克思主义”实践有叛逆之心呢？
写到这里，我两次用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这个表达。事实上，在下笔之前，我也对“实践”这个词斟酌再三，为了能恰如其分地指称这个对象，而又不“剧透”接下来的讨论，我才权衡以为以加引号的方式表达这个意思。而接下来我想要谈的，也正是章前题记中哈维尔的著名意象所象征的，就是这个“马克思主义”实践，事实上其本质业已异化为了一套“后极权主义”的仪式。
所谓“后极权主义”，是哈维尔对1970年代布拉格之春之后整个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政治社会气氛的描述。其要旨在于，作为一种激进的社会理想的共产主义的政治产物的极权主义已被历史和现实的锐利磨去了锋芒，无论是执政的党政精英还是一般的普通民众，共产主义所要求的那套意识形态上的激情与梦想早已不复存在。然而，威权体制作为共产主义时代的政治遗产被保存了下来，“去共产主义化”的共产党官僚精英仍然垄断着国家政权。这时，他们需要一套新的社会意识形态来支撑他们的统治合法性，然而，如果传统的共产主义大旗已经褪色，新的支持者又从哪里来寻找呢？于是，一方面，整个社会转向消费主义，为了物质实惠而放弃了道德和精神尊严；另一方面，社会也弥漫着政治冷漠，对政治现状采取消极服从的策略。而这种个人的消极服从的社会形式是什么呢？就是一套象征着服从的社会仪式。而这套社会仪式从何而来呢？已经被剥去内核的共产主义话语体系就是一个当仁不让的选项。
这才有了章前题记的那个绝妙意象：一个普通的水果店老板漠然地在橱窗上贴上共产主义标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在这句简单的标语里，革命激情万丈的共产主义与政治冷漠泛滥的后极权主义跨越时空地交织在了一起。字面上看起来，一切都没变；纸背后看过去，什么都变了——当然，也有更聪明的修辞家，还可以发明“XX化”“XX特色”这样异想天开的过渡句，把这一改弦更张添汁抹粉为“理论创新”。美其名曰，这等专事调和的“和事佬”们的确可以在中学作文的意义上说是“辩证法”的化身啊！
水果店老板的标语，只是这个繁复的仪式符号体系中的一个原子罢了。当他在贴上这句标语的时候，他从来未有对标语的内容进行过严肃的思考，而只是想表达：“我，水果商某某，是懂得我该作什么，是守本分的。我是个靠得住的人，无可挑剔。我很听话，所以该过上平安日子。”而扪心自问，当我们从小就每天带上红领巾宣誓自己为“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时候，我们有反思过究竟什么是“共产主义”么？当我们在争相背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又有否追问过究竟何谓民主、自由，十二个要素是否相容，又是否完备？而当我们在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所谓“民主集中制”的时候，有可否花一刹那考问民主何以集中？集中何以民主？在这些微小的时刻，我们都是这个无意识地贴着标语的水果店老板；而在我们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都若隐若现存在着这样标语的身影。这些点点滴滴的标语作为原子，构成的是整个社会的一套后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的谎言的体系。生活在这一套谎言的意识形态之下，反抗的“自由主义冲动”不过是人性的自然倾向罢了；而磨灭了这种倾向，从而对谎言习以为常、“见怪不怪”，才是一种令人悲哀的人性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