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节我为什么不化疗
我对化疗没有先入为主的成见，只是因为与癌症结缘，才留了一点心。结果发现，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种医术能像化疗一样如此声名狼藉，却又如此广泛地被使用在病人身上。
我已经知道，癌症治疗有它自己独特的困难之处。你如果得了别的什么病，手术的成功就意味着已经治愈。你如果得了癌症，手术的成功仅仅意味着治疗的开始。此后化疗、放疗，或者别的什么“疗”，轮番上马，都是正常的程序。所以，我在忍受着术后创痛的同时，也被纠缠在一个问题中：到底要不要做化疗?
出院前刘向阳大夫曾给我一个忠告，就是“不建议你去做化疗”。他说这话时，脸上一点也不掩饰对化疗的反感，让我感到其实他真正想说的是“反对”，仅仅由于医生的职业戒律，才会使用一种比较委婉的表达方法。我当时就想，我现在这种情况，如果换作是他，他恐怕是不会去做化疗的。
刘向阳大夫的医疗思想是个多元的复合体。在外科方面，他倾向于积极的手段。比如他能熟练地实施微创手术，可却很少采用。他认为那样做不利于彻底清除癌细胞。手术的最大难题，不是切去肿瘤，也不是创伤愈合，而是阻止癌细胞的扩散，也叫“根治”。为了达到“根治”目的，他下刀既狠又准，尽可能彻底地清理病人体内的可疑组织。但是，谈到其他的医疗手段，比如药物治疗，他坚决反对种种“过度行为”。中医很多抗癌药，他认为都是“忽悠”。西医很多昂贵的“特效药”，他也不以为然。所以，他才会给我这样这么一个忠告。
目前全世界至少有三分之一的肿瘤患者使用了化疗。毫无疑问，化疗有很多成功的案例。同样没有疑问的是，化疗也有很多失败的案例。它的弊端和它的优点一样令人印象深刻。
过去几年全世界有很多研究者发现，用化疗对付肿瘤收效甚微，而它的副作用却大大超过人们的想象。一些正在用于临床的化疗药物，杀死的正常细胞远远超过它们杀死的癌细胞，结果导致病人普遍地出现感染、发烧、脱水、呕吐、厌食和全身衰竭。一项研究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化疗副作用的实际发生率要比临床试验预测的水平高3至4倍，而没有化疗的患者，接受急救和入院治疗的比例反而较低。这一结论是在调查了至少3.5万名经过化疗的癌症患者后得出的，所以应当具有相当大的参考价值。另外一项研究则发现，化疗或者放疗甚至还在导致癌细胞的加速扩散转移。
在国内，不少医学专家表达了几乎同样的观点，他们认为，化疗在治癌的同时可能导致新的癌症。很难在临床病例中找到直接证据支持这一观点，但是我却发现，类似的现象已经出现在汤钊猷教授的实验室中。汤是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肝癌研究所所长，同时还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可是他却发现，尽管他的肝癌研究所完成的小肝癌切除病例增加了至少10倍，患者的“五年存活率”却没有明显提高。于是，他开始检讨自己的治疗方法是否有弊端。2009年10月，汤钊猷教授在医学前沿论坛上提醒他的同行，手术、化疗和放疗这一类传统疗法潜伏着巨大的危险，因为它们在“治癌”的同时“也可能致癌”。
汤钊猷教授连续15年的研究令人惊讶地证实，某些手术，尤其是那些已经错过根治的最佳时期、只是勉强完成的“姑息性切除”，可能促发残癌细胞的侵袭转移。在另一项动物模型研究中，他还发现，肝癌小鼠接受放疗的2天内，癌细胞停止生长，可是等到30天后，癌细胞迅速显示出肺转移倾向，居然比那些未经放疗休养生息的肝癌小鼠更高、更活跃。
这是小鼠，人会怎样呢?汤钊猷教授没有断言，只是用了“也可能”三个字。我以自己见到的癌症患者来度量，其中很多人的情形，和汤钊猷教授实验室里小鼠的情形竟是如出一辙。
也许正是由于有了这些研究结果，美国临床肿瘤学协会才会在2006年洛杉矶年会上指出，肿瘤患者根本就无需采用化疗。在临床治疗的领域里，即使是化疗的最坚定的维护者，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一种不分青红皂白的治疗手段。它能杀死癌细胞，同时也在肆意摧残病人的健康细胞。
但是在我看来，问题的关键还不在这里，而在于，化疗的结局不论成败顺逆，其潜在逻辑都是一样的。那就是，认定癌细胞是我们不共戴天的敌人，必须将其彻底剿灭。为了杀死一个癌细胞，甚至可以把病人杀得吃了就吐，滴水难入，全身衰竭，羸弱不堪。这不符合我刚刚建立起来的理念：癌症不是绝症，只不过是个慢性病我需要的是“论持久战”，甚至是“与癌细胞和平共处”。任何速战速决、你死我活的想法，只是一种奢望，其结果很有可能适得其反。
冯奉仪大夫是肿瘤医院胸内科的资深医生。所以，我做好准备听她大讲一番化疗的好处。可是我很快就发现，冯大夫不是这种有偏向的人。她在对病人叙述化疗的好处时，不会回避那些不利于化疗的事实，同时还能以相当专业的立场，把一些模糊不清的事实表述得异常清晰。这一切对我做出正确决定至关重要。
她先是阅读我的肺切除手术病历，然后听我叙述发病的全过程。没想到，这位胸科专家被我的脑片吸引了全部注意力。她把眼睛盯着那个乒乓球似的阴影，又抬头把我打量一番，眼里满是疑惑，似乎不相信这个病人现在还能坐在这里清晰地陈述病情。
在把注意力重新转到那堆胶片之后，她很快发现我的颅内病灶已经明显缩小，忍不住连声说：“有意思。”同时把胶片一一摊开，招呼她的几位学生过来：“你们看。”
“多长时间了?”她再次印证我的病史。
“一年半。”我回答。
“用过什么治疗吗?”她又问。
“你是说在开胸手术前?”我反问。
“对。”
“没有。”
“就是说你没有对脑子病灶采取任何治疗?”她将信将疑。
“喝牛筋汤算吗?”我说。
她笑了，不置可否。
我也笑了。我想这是用不着回答的问题。让一个西医专家说，牛筋汤能杀肿瘤，那就好比让一个天文学家说，蚂蚁能让太阳消失。
冯大夫的专长并非神经科，可是，我的“脑瘤”的如此乐观的表现，已经足以让她认定，这是一个孤立现象，不是“转移瘤”。进而断定，我的肺部肿瘤尚未转移，因而属于“早期”。
一个胸内科专家如此明确把我的肺癌和脑瘤分别对待，这是第一次。
我觉得松了一大口气：看来我基本上可以摆脱“晚期”的困扰了。
我试探地提出那个最急切的问题：“还需要做化疗吗?”
她回答得很干脆：“可做可不做。”
“化疗的副作用我知道一些。”我问，“我现在想知道，它有多大的好处?”
“像你这种情况，可以把治愈率从60%提高到62%。”
这答案既清晰又精确。然而她还是担心我不明白，接着解释，医生所说“治愈率”，更专业的说法叫“临床治愈率”。癌症患者经过治疗后，在五年之内没有再发现可见的转移或复发病灶，叫“五年存活”，在医学上就叫“治愈”。早期肺癌患者手术后的“五年存活率”为60%。而手术之后再做化疗的病人，可以把这个数字提高到62%。
“提高两个百分点。这是一个平均统计数。”她尽可能客观地向我表述化疗的作用。然后，用征询的眼光看着我，等待我的决定。
“那我还是不做了吧。”我说，“冒那么大风险，只为两个百分点，好像不值。”
冯大夫所说“60%的5年存活率”，我不是第一次听到。可以说，这是一部早期肺癌患者的“生死簿”。我还听说，这个数据涵盖了全世界迄今为止全部的治疗成果。所以也可以说，这是现代医学的“生死簿”，而非阎王老爷的“生死簿”。
一种药物的疗效如果真正科学可信，它就应该具有足够多的临床病例统计，并且加以对照。比如说，我们在一项临床试验中，将2万个完成全切除手术的肺癌患者分为两组，每组1万人。其中一组采用化疗，而另一组不化疗。最后我们可以在“化疗组”中得到6200个存活5年以上的病人，而“非化疗组”里只有6000人。如此，我们就可以说，“治愈率从60%提高到62%”。
然而如果认为这场试验的结论可以到此为止，那就是只知其一，未知其二。
从理论上说，“62%的五年存活率”，同时意味着还有“38%的五年死亡率”。
可是，既然这是一个“平均数”，那么实际的进程也就很自然地具有差异性。具体到“化疗组”的每个病人，都有更多的生的希望，也有更多的死的危险。医学所谓把“5年存活期”提高两个百分点，是在表明它增加了“生的希望”。
现在需要追究的是，“化疗组”中那“未能存活5年以上”的3800人，如果没有采用化疗手段，是否有人能“存活5年以上”呢?换句话说，化疗在延长了一些人的生命的同时，是否也缩短了另一些人的生命呢?
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于，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从60%提高到62%”这个数字虽然在统计上没有错误，却有极大可能掩盖了另外一个事实：化疗也增加了死亡的危险。
我曾把这个问题问过很多医生，可惜没有人能够给我一个答案。
我对医学完全是个外行，要想为这样的疑问找到答案，也只能依靠逻辑和常识。
现在，我们可以对前述那次临床试验做一个假设：“10000人的化疗组”中有200个人原本是可以存活5年以上的，却因为化疗摧毁了体内的免疫系统，导致并发症，或者是全身衰竭之类的问题——这是我们在癌症患者临死之前常见的现象——更快地死亡了，同时还有另外200人经过化疗把生存期延长到五年以上，那么，最终结果还是“3800：6200”。
“治愈率从60%到62%”的结论没有改变。可是具体到每个病人，“化疗”的结果就不会是一个，而可能是三个：
1,延长了存活期——你花钱受罪得到了回报。只不过概率很低，你只有2%的机会。
2,没有延长也没有缩短存活期——你除了花钱和受罪之外，一无所获。根据统计，这种可能性很大，达到98%，也即本来就该活的60%，再加上本来就该死的那38%。
3,缩短了存活期——你花钱受罪的结果是更快更痛苦地死亡。这种结果，迄今为止没有人能给我们确切的统计，所以我们只能借用医生诊断疾病时常用的那个词：“不排除”。
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第三种结果和第一种结果的概率应当是正相关的——在平均数“62%”不变的情况下，“延长存活期”的人数增加或者减少，也就意味着“缩短存活期”的人数会相应地增加和减少。
我猜想，冯大夫应当是考虑过这些可能性的，不然她就不会对我说“可做可不做”。
可惜大多数医生不是这样。他们的问题在于，当他们把化疗这种治疗手段摆在病人面前时，只不过描述了“生的希望”，却不能表述“死的危险”，也不能让病人清晰地意识到多种可能性。
换句话说，如果我选择成为“化疗组”中的一员，我就有2%的可能性成为幸运的人——原本活不过五年，结果是延长生命到五年以上;有98%的可能性是花钱受罪，却根本不会改变本来的结果——该活还是活，该死还是死;当然还有可能成为更倒霉的人——原本还能多活几天，结果却弄巧成拙，花钱受罪还找死。
所以，当医生们信誓旦旦地描述某些治疗方法的效果时，我们必须彻底弄清他们的话到底意味着什么。
16个月前，医生们告诉我必须实施开颅手术。那时候他们认定，我的脑袋里长了肿瘤。“恶性”的可能性在98%以上。“良性”的可能性不能说没有，即使有，也不超过2%。我还记得医生们当时坚决主张立即手术的理由：“作为医生，我们不可能考虑一个2%的可能性，而放弃98%的可能性。”
现在，在谈论化疗的时候，医生告诉我，它可以使“五年存活期”的概率提高2%。我理解这话的潜在含义是，它有98%的可能性是完全无用的、甚至是有害的。
这前后两个2%，如果分开来看，医生说得都不错，在病人听来也是理所当然。可是我们如果把它们合起来加以对照，就会发现，这里面有一种颇为奇特的逻辑：同样是“2%”，在前一种情形中，医生“不可能考虑”;在后一种情形中，它却成了医生出手下药的理由。同样是“98%”，在前一种情形中，医生可以力主采取坚决措施，而在后一种情形中，却又可能完全被漠视。
所以，我决定不化疗。
我不是第一次“拒绝治疗”。就像此前提到的，我曾经拒绝了开颅手术，拒绝了脑穿刺，拒绝了“控岩散”，拒绝了一些所谓“抗癌新药”。同时，我并没有拒绝所有的治疗，比如我接受了肺癌全切除手术。这样看来，我并不是“拒绝治疗”，而是“拒绝过度治疗”。
第8节别让医生治死你
癌症患者的治疗之路上有很多疑难。其中有一些可以不必认真，至少不用太过纠缠。不过，有一个问题千万要警惕，这就是“过度治疗”。
我的一位同行不幸患了淋巴癌，那时候他正当壮年，有一个受人尊重的岗位，在公众中享有很高声誉。这样一个癌症患者，正具备了医生下重手出狠招的两个条件：有一副好身板;而且不缺钱。他进了最好的医院，请了有名望的医生，享有最新最周到的医疗条件。于是，他开始接受一轮又一轮的化疗,就这样过了10个月。医生后来接受记者采访时承认“他那个时候白细胞降到零，意味着身体无免疫功能了”，同时还说，“实际上还有一些并发症”。2009年夏天，他在最后一次、也是“更大剂量的一个化疗”之后不久，撒手西归。他“化疗了9个疗程，他是个坚强的男人”，报纸在宣布他去世的消息中这样说。
然而他的治疗被不少人认为是一次失败的努力。患者的“坚强”毋庸置疑，可是这却没能挽救自己的生命，甚至有可能助长医生的“过度治疗”。有些人甚至极端地指出，这是“西医杀人”的典型例证。人们当然不会指望一个身患癌症的人还能长命百岁，但是他们全都认定，这个“医治无效”的病例更准确地说是“医治失败”。有个名叫张明的人在自己的博客上指出，这次失败的治疗“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过度的化疗”。
张明是国家注册执业医师，还拥有“主任医师”的头衔，所以他的质疑中有很强的专业味道。“就淋巴癌来说，”他写道，“目前无论中医、西医，治愈率都非常高，五年存活率50%左右，相比肺癌10%的存活率，可说是一种比较容易治愈的疾病。”接着他又指出，这种一轮接一轮的化疗“太残忍和太不人道”，“正是这最后一次大剂量化疗”给了病人“致命的一击”，“导致全身功能衰竭而亡”。这等于是在暗示，在这一失败的病例中，医生是“杀手”，其作案工具就是“化疗”。
对待癌症不应麻木不仁，不容讳疾忌医，医生主张“积极治疗”也是有根据的。尽管如此，我还是很坚定地认为，“积极治疗”不等于“过度治疗”。
“过度治疗”这个词，不是我的发明。医学行家们在描述肿瘤治疗现状时，早就频繁地使用这个概念。它意味着医生使用了超过疾病所需、或者超过患者肌体所能承受的治疗手段。根据美国癌症协会2009年发布的一项报告，健康的免疫系统是预防癌症的最重要的部分。而过度治疗却会破坏了患者的正常器官、组织和机能，令病人增加不必要的痛苦，甚至不能正常新陈代谢。其结果是，患者迅速衰竭或者出现其他并发症，加快了死亡的进程。
要想界定“过度治疗”与患者死亡之间是否存在直接的或间接的因果关系，并非没有可能。2010年3月我在媒体上看到一则新闻，上海一个患者在发现癌症之后仅仅两个多月便去世了，家人以“过度放疗”为由提起民事诉讼。两位精明的律师居然在患者病历中找到了有利于原告的证据：医生为病人放疗13次。“在已引发极度‘低血小板血症’的情况下，仍持续不断地给患者进行致死性的放射治疗，导致患者全身弥散性血管内凝血而发生死亡”，最后一次放疗距离病人去世仅仅11天。这一案件最后以病人家属获得9万元赔偿、“医院当庭承认错误”了结。
对逝者家属来说，意识到“过度治疗”的恶果为时已晚，然而诉讼结局毕竟可以算作不幸中的一个幸运，因为要想证明“过度治疗”与患者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事实上，“过度治疗”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很难被追究的。患者家属或者旁观者即使心存怀疑，也很难拿出确凿证据来指控医疗中的过失。比如张明对那个病例中“过度治疗”的质疑，就仅仅是建立在常识和推理的基础之上。
尽管如此，这一病例还是促使我取搜寻一些资料，结果让我着实吃了一惊。原来近几年有很多人指出“过度治疗”给癌症患者带来巨大伤害，而且，这种伤害相当普遍地存在着。
有一项统计称，由于过度和不合理的治疗，“致使至少15%的患者加速死亡”。另外有个说法，叫做“三个三分之一”：
死于癌症的人——
三分之一是吓死的;
三分之一是治死的;也就是“过度治疗”导致病人无法承受而死;
三分之一是病死的，也可以说是癌症本身造成的死亡。
2008年秋天，也即我决定不做“化疗”之后几个月，适逢上海癌症康复与姑息治疗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召开。由上海《新闻晚报》发表的一则消息说，“过度治疗”正在损害患者的肌体，“甚至危及了他们的生命”。这是与会的400位国内外专家对肿瘤的过度治疗达成的共识。
我很快就看到了这次会议提供的一些调查数据：
——目前我国有80%的癌症晚期患者在有意或被迫接受着超过疾病治疗需要的“过度治疗”。
——全球肿瘤患者有三分之一死于不合理治疗。
——因为“过度治疗”盛行，癌症患者的死亡率上升了17个百分点。
。
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的肿瘤专家厄尔。在对1991年-2000年死亡的215488个癌症患者的最后治疗状况进行一番调查之后，厄尔提出，有超过10%的晚期癌症患者在临终前两周还在接受化疗。
根据患者临终前的一个时间段，厄尔界定了“过度治疗”的标准。鉴于化疗这种医疗手段的性质，我猜想它不应当被用在一个垂死者的身上。所以，我一眼就看出“厄尔标准”在逻辑上的合理性——如果一个病人在化疗之后很快死亡，那么就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医生根本没有意识到病人已经命在旦夕，因而使用了这种完全不该使用的手段;要么是化疗导致病人加速死亡。
厄尔在第42届美国临床肿瘤学年会上提出他的报告，时为2006年6月。这个会议在美国亚特兰大举行，世界各地近3万名肿瘤专家参加，包括80多位中国肿瘤学专家。根据厄尔的研究，实施在临终病人身上的化疗一直在增加着——1993年这个数字为10%，到1999年增加到近12%。调查还显示，临终前一个月在重症监护室里接受化疗的癌症患者比例从7.8%增加到了11%。
尽管厄尔只是证实了“过度治疗”的普遍存在和日愈严重，我们还是能清晰地看到“实施在临终病人身上的化疗”与“死亡”之间的关系。
你可不要以为这只是美国癌症患者的危险。根据中国抗癌协会肿瘤转移专业委员会在2009年提供的一项资料，目前，美国肿瘤病人五年生存率达81%，而我国肿瘤病人五年生存率仅10%。差距如此之大，应当能够间接地证明，中国人遭遇的“过度治疗”，比美国人更甚。
癌症病人是否正在被治死?严格说来，无论“15%”、“17%”，还是“三分之一”，都只是一种未经临床医学证明的“治死率”。但是，没有人能够否认“治死”的事实普遍存在。所以，这个问题也许应当这样来问，究竟有多少癌症病人正在被治死?
你只要知道每年全世界有大约1000万癌症患者去世(其中有接近200万人是中国人)，就可以很容易地估算出，在一连串艰难痛苦的治疗中，“被吓死”和“被治死”的人一定数量巨大。可惜的是，我们这个世界每天投入无数人力物力，去证实形形色色的“治愈率”，这给病人带来巨大的期待。同时却只有很少的人能够认真面对“治死率”的问题，其结果是误导病人走上“过度治疗”的歧途。
我们当然可以说，“我很坚强。无论多么痛苦的治疗我都能抗。”我敬佩和尊重那些用坚强意志与疾病做斗争的人。可是，我这样喋喋不休地对自己说个没完，主要的目的不是激励自己“坚强地面对死亡”，而是提醒自己赢得更多的活的机会。
我想说的是，假如我的“坚强意志”不是被用来对付癌症，而是被用来与“过度治疗”做斗争呢?也许，我的“坚强意志”不仅不能遏制癌细胞的扩散，反而成了“过度治疗”的怂恿者，进而与癌细胞沆瀣一气，里应外合，让我的“羸弱身体”更加羸弱呢?
很明显，对于我们这些癌症患者来说，仅仅凭借“坚强”是不够的。我们应当是一个坚强的患者，同时我们也应当是一个聪明的患者。
在很多情况下，智慧比坚强更重要。
我会接受本该属于我的治疗，并且做好准备承担这种治疗带给我的所有痛楚。同时我也会尽可能为自己避免“过度治疗”。就算我的疾病已经不治，我也希望能够安静、从容地走完我的最后一段生命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