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国际游说工作中的间接攻击性部分，也会遂步出现效益递减，一是因为还未受西方制裁的中港酷吏减少，一是因为西方还在多方面倚赖中国，特别是还要和中国做点生意，故过度制裁对他们也有不利，因此必然有限。大家也许留意到拜登政府的驻中大使月前说中美关系已囘复到了某种稳定状态。其实，游说外国政府制裁中港狗官，有点是要求这些国家代我们搞光复的味道；这对他们有代价，对我们却没有。这种免费午餐我们不可能再吃很久，革政权的命还需香港人自己干。这意味游说工作也将人手过剩。
我因此相信，香港人的运动如果不大幅调整一直以来三类实践的人手配备，很快就会愈发低效。直觉估计，三类工作的人手或时间投入比例目前大约是7.9:2:0.1，而今后为了光复，最优的比例应该大约是2:2:6，亦即要大大加强直接攻击力。作这种调整需要运动中人高度自觉，因为没有大台可以发号施令、让人手配置达到理想的高效率。
不幸，自觉性不是传统香港民主运动人的强项；还在香港的时候，示威游行静坐的地点、时间、动作、口号、蜡烛等都是大台替大家安排好的；2012年之后，运动的自觉性有所提升、2019年达到高峰，可惜为时已晚。其实，在绝大多数香港人的成长过程里，父母期望的是他们读好书、毕业找一份好工，鲜少是鼓励他们当兴业家艰苦创业；读完书做生意的也多是继承祖业，也不是人人都愿意。但现阶段建国工程所需要的，却是大批晓自发、能兴进击之业的运动人。因此，我劝谕大家，出来了便要下脱胎换骨的决心，原因是我们过去得到的培养和训练，往往与建国任务所需不匹配。
最后和大家讨论光复的学问和实践怎样接驳、知行如何合一。
上述研究计划几乎还未开展，故这个接驳问题暂时无法完整解答，但有些想法却可以先行探讨。我举两个国际线例子说明。
想法一：如果研究结果认为一个平和的“瑞士模式港独”是可以在某种可能出现的国际环境里实现的话，那么就应该及早在国际上进行这个模式的推介和游说，使能水到渠成。过去，国际游说工作都是滞后的：有了国安法,我们才向西方国家游说要救生艇；中港官员作恶太厉害，我们于是游说要制裁。这两种滞后的游说都比较容易做，因为可怕的事实都摆在那里了；但像上述港独模式的推介游说主要是前瞻的，因此历史和理论的研究都要做得特别充足，说出来才更动听、才能打动人心。
想法二：上述“建国学”的焦点放在建国前，研究新兴国家在什么条件下产生、走的什么路径。但新兴国家产生之后，如何建立、建立什么样的政体、建立了能否畅顺运作，等等，都大有学问。孙文建国过程太仓促，这些问题未研究好，清皇朝就颓然倒下，杀他一个措手不及，以致他的有关建国后如何运作的论述如《建国大纲》、《建国方略》，竟然都是辛亥革命后大约十年才出台的，未免太迟。新的国家如何建构体制、如何运作，固然有大量政治学研究作参考，但如果有一批已有真正民主体制运作经验的人从第一天就操盘，新兴国家就更易上轨道。故我的建议是，我们由现在起就在西方各国成立香港人的政党，积极训练政治人才参政；选票数量不足的话，可以连同海外的藏、维、蒙、台人合作，所组政党称为 Third Nation Party（First Nation在新大陆国家里通常指原住民），每个民主国家里设一个，形成网络。起初，这些政党不推举自己的候选人，只致力公开调动选票支持同情中国周边民族解放独立的其他党派及其各级候选人。这个做法的好处是容易取得资源并能引起国际媒体注意，更有利推动新的推介性的游说工作，使各国友好党派同情我们的光复纲领，愿意支持我们独立。由于各民主国家的政体都不尽相同，这个政党网络里的香港人得以亲身认识各种不同的民主制度的特性，有利设计香港建国之后最适宜的新体制。如何在海外成立政党、怎样取得资源、怎样结盟，都有学问，最好一面做一面学，知行合一。
我建议成立一批战工群，从光复三学三实践的框架提取若干研究主题和行动项目而从事之，所得成绩和心得作成报告提交予下一次 Hong Kong Summit召开时讨论，这样就可朝产生一个香港独立纲领行进一步。如是者若干回合之后，一个内容坚实、具说服力的港独纲领就在望！
流亡运动如逆水行舟，我们像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到了红海，前无去路后有追兵，却没有神迹助我们把海水分开，没有天降马纳让我们活命，更没有一个耶和华给我们诫命石板，惟有迎难摸索前进。要在运动灰飞烟灭之前回到我们的福地，只有一两代人的时间，而且转眼已过了十分一或五分一，大家不可以蹉跎岁月。
我就讲到这里，谢谢。
※练乙铮为香港经济学教授，香港科技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前副院长、《信报》前总编辑兼主笔。本文为日本东京一桥大学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举办〈日本香港民主峰会〉主题演讲讲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