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广东的反地方主义始终是与毛、周之间亲疏关系变化而进展的。在1949年初，毛、周合作尚好，那么也就可以容许“两条腿走路”，一方面让周、叶安排广东干部，一方面让林彪中南局去牵制广东，到得1952年8月，毛泽东对周恩来权力扩张的担忧明确表示为“中央政府有分散主义现象”时，广东的陶铸、赵紫阳也就大打出手，开始了第一次反地方主义。据薄一波回忆，1953年初，毛主席下令“撤销了政务院党组干事会，规定政府部门的党组直接受党中央领导，政府工作中一切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均须事先请示中央，经中央讨论决定批准后方能执行。对政务院各口的的工作，中央也重新作出分工：外交工作，由周恩来负责;计划工作和八个工业部的工作，由高岗、李富春、贾拓夫负责;政法工作(包括公安、检察和法院工作)由董必武、彭真。罗瑞卿负责;财政、金融、贸易工作，由陈云、薄一波、曾山、叶季壮负责;铁路、交通、邮电工作由邓小平负责;农林、水利、互助合作社，由邓子恢负责;劳动工资工作，由饶漱石负责;文教工作，由习仲勋负责。……高岗、饶漱石竟错误地认为，这是毛主席对周总理的不信任，是削弱周总理对政府工作领导权的步骤。”[41]
其实，高、饶虽然错误地会计了形势，但是对毛泽东有意削弱周恩来的权力，对周不信任这一点并未判错，他们错判的是毛泽东对刘少奇也到了可以分手的地步。从毛泽东与周恩来历史上曾处于对立，周恩来曾位高毛泽东的情况看来，毛对周始终未能达到放心与完全信任的地步，这从后来文革中尽管周恩来立下汗马功劳，他也仍然选择林彪、王洪文、华国锋作二把手和接班人，毛对周的不信任与防范是始终如一的，在1952年至1953年，这种不信任则出现一个高峰。所以与北京削弱政务院权力相联贯，广东反地方主义，调走叶剑英、方方，降职古大存、冯白驹等功臣，皆与防范周恩来权力基础有关。由于叶剑英有周恩来的支持，林彪这个极懂战术的常胜元帅，从未正面出来处理广东反地方主义。他的意见，或者以中南局土改委员会主任李雪峰出面，由陶铸、赵紫阳贯彻，或者由毛泽东直接拍板。毛泽东挺身而出亲自处理广东问题，不惜加剧与周、叶的隔阂，一方面是出于对亲信林彪的全力支持，更重要的则是他需要防止新中国出现新的赵佗。
2、毛泽东亲自出面来处理广东问题
古大存秘书杨立(八十年代任广东省副省长)回忆说——
1952年6月，毛泽东亲自出面来处理广东问题了。在中南海颐年堂。毛泽东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周恩来、薄一波、罗瑞卿、邓子恢、叶剑英、方方、赵尔陆、陶铸等。毛泽东直接了当批评了广东搞“地方主义”。毛泽东宣布开会，并说：“这里是最高会议，讨论广东问题”。他对着方方说：“你犯了两条错误。一是土改右倾;二是干部问题犯地方主义错误”。毛泽东继续说：广东土改“迷失方向”。我要打快板，方方打慢板。全国三个乌龟，广东、福建和广西。现在福建、广西爬上来了，广东还在爬。毛泽东幽默的语调里含有辛辣的批判意见，他对方方说：你做了十件工作，九件做得好，但是土改这件工作没有做好，因此降你一级。毛泽东宣布，由陶铸取代方方，毛泽东确定叶剑英抓总、张云逸主桂(广西)、谭政主军、陶铸主党、方方主政，这就是华南分局五位书记的分工。中共中央认为广东解放以后，在主要问题上，“在决定关键上犯了错误”，“迷失方向”。会上，叶剑英、方方、冯白驹等分别作了检讨，华南分局一些领导对叶剑英、特别是对方方的所谓“地方主义”错误，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批评叶剑英分析广东情况、制定广东土改政策是“广东特殊论”。[42]
从这段史料来看，毛泽东处理广东地方主义是1952年6月，比撤销政务院党组要早几个月，可以推断，毛泽东采取了“去皮见骨”，首先把周恩来的地方权力体系给予摧毁，然后才直接动政务院。这正是毛泽东一贯的“先打分散部分”，先掺砂子破坏其基础的老战术。后来处理刘少奇，也是先打倒“彭、罗、陆、杨”;处理林彪，也是先整陈伯达，先南巡向各军区打招呼。当然，1955年3月31日，毛泽东把“高饶反党集团”处理后，为了显示团结，又重新重用了周恩来，把许多权力还给了周恩来。但是，对周恩来在军队、在地方的权力基础，依然是毫不留情地打击。叶剑英被调离广东后，周恩来成了中共中央高层人物中唯一没有地方势力的人。
3、陶铸深夜带枪见周恩来
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不放心，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典型事例，这就是“陶铸深夜带枪见周恩来”，据杨立回忆——
1954年2月6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七届四中全会的前夕，深夜2时，周恩来召见陶铸。陶铸起身后向警卫员要了手枪，自己配带后，就一个人去了。古大存向彭真、薄一波反映了情况。彭真说古大存警惕性高，很好。并且说明昨天深夜是周总理找陶铸个别谈话。为了防备高岗一伙进行暗害，中央叫陶铸配枪以备自卫。[43]
这里的“中央”指谁呢?显然是毛泽东。这一珍贵史料说明，在高饶事件中，毛泽东开始对周恩来也是不信任的，在得到周恩来召见陶铸消息后，竟要陶带枪以防不测，显然对周有高度戒备。也许，陶铸这时才深知在广东反地方主义，是伤害了周恩来的权力基础。
任仲夷的期望
1999年12月29日下午，我在广州拜访了86岁的任仲夷老人，与他就“广东地方主义”冤案平反进行一段对话——
朱：任老，您来广东之后，“广东地方主义”冤案也很快平反了。算不算是您主持的?任：是我主持的省委常委会议，并在会上做出决定的。朱：那您觉得“广东有地方主义”之类的指责，还有没有可能再出现呢?任：那倒很难说了，但不应该再出现了。朱：您来广东20年了，有没有感觉广东人有排外思想?任：我认为，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不能说广东人有排外思想，更不能笼统地说是“地方主义”。比如，过去隶属广东的海南岛，有个“五公祠”，五公祠里的“五公”都不是广东人，但是当地人给这“五公”修了庙。后来雷宇到海南工作以后，海南岛的人明知雷宇因汽车事件受了处分，仍然要念记他在海南的政绩，还说也要给雷宇修祠。雷宇也不是广东人。我的感觉是，地方情怀，每个省份都有一点，比如说在辽宁，也有什么地方的干部多了少了的议论，都是这样的。广东也有，比如说，广州说潮州人提拔得多了，为什么省里的领导尽是潮州人，说什么有“潮州帮”。但是潮州人也说，佛山尽出省长，因为有好几个副省长都是从佛山提拔上来的。我没有感觉到广东人排挤我，没有这个感觉。但是我刚来的时候，个别人有这样的说法：难道广东就不能出一个第一书记?其所以这样讲，大概是因为以前广东的第一书记尽是外省来的。你可以说这种思想不大开放，但不能把这种情绪提高到“地方主义”。我认为地方观念或地方情绪可能有的，但把它称为一种“主义”就不对了。(对于赵紫阳在八十年代当政时不热心彻底平反广东地方主义的细节，任仲夷也有记忆。出于某种考虑，他不希望详细披露。)
“以史为镜，资治通鉴”。任仲夷的这一“不应该再出现反广东地方主义”的呼吁，并非空穴来风，它是对“改革开放20年来又出现了新广东帮”传言的一种回击，是对“广东干部大换血”的一种质疑。由是观之，仅仅把“反广东地方主义”的源头追到毛泽东思想上，还不够，我们还得深入思考：是否由于“社会主义”必然要产生新权威(新核心)，而新权威必然要不断地开展新的“反地方主义斗争”才能生存——“广东地方主义冤案”其实是一种体制性的必然悲剧。只要体制不变，它就必然过去有，今天有，将来还会有。
(1999年10月26日初稿，2000年5月26日二稿。)
注释：
[1]《毛泽东选集·井冈山的斗争》(袖珍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11月版，1969年4月辽宁第10次印刷，页58。
[2][3][5][6][28][29][30][31][36][42][43]杨立《带刺的红玫瑰——古大存沉冤录》，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内部出版”，1997年4月第一版，1998年3月第2次印刷(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印刷厂，粤准印字第1185号)，页324，59，74，115，327，321，81，123，58，115，191，18。
[4]高凯、熊光甲主编《新中国的历程》，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1989年10月第1版，1991年第2次印刷，页5。
[32]、[38]、[39]、[40]曾生《曾生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2月第1版，1992年2月第1次印刷(北京国防大学第二印刷厂印刷)，页566，564，565，566。
[33][34][35]吴之、贺朗《冯白驹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1996年9月第一次印刷(广东省珠江印刷厂印刷)，页5，589，747。
[37]《尹林平》，《尹林平》专集编委会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1994年12月第1次印刷(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页482。
[41]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版，页3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