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深入研究了当地的医疗记录，得出结论：新疆的癌症发病率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35%之多。根据安华的数据，维吾尔族所受影响更是不成比例的严重，因为在乌鲁木齐铁路中心医院就诊的患者大多在该地区长大，而汉族患者多为成年后才被派驻当地，因此没有受到如此大的辐射影响。

1966年文革爆发时，我在成都十九中，他在成都一中，都是高中66级。1967年三月，我和同学们创办了一份铅印小报，转载了北京《中学文革报》遇罗克的一篇批判血统论的文章，通过这份小报结识了几个外校的朋友，其中之一就是徐友渔。后来成都造反派打内战搞武斗，我和徐友渔虽然分属对立的派别（我是八二六派，他是红成派），但我们都不喜欢极端，不喜欢任何一派中的激进分子。

独生子女政策导致总抚养比下降，进而导致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下降。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过低和劳动力“额外”过剩使企业更具竞争力（即所谓的“低人权优势”），政府有财力提供产业补贴，政府和企业有足够的资金用于投资和创新，国际投资者也赚的盆满钵满。脆弱的社保减少了消费，导致高储蓄率、高投资率。光棍危机进一步弱化了消费。所有这些共同导致了中国的内需不足、产能过剩。这种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内需不足使得今后增长难以为继。

美银预计，到9月美国大选将全面展开时，人民币将跌到7.45兑一美元。这将使人民币跌至2007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从北京角度看是有力提振中国的出口动力，令目前已经廉价的中国电动车可能会变得更便宜。美银形容目前是亚洲货币“混乱时代”的开端，对多种亚洲货币持悲观态度，点名人民币、韩元、新台币、泰铢和越南盾均属看跌，预期继续受压。

在中美冷战的军备竞赛当中，解放军一起步就远远落后了，前面美军的“尾灯”就看不见了。今后解放军之一体化联合作战，其训练只能从头开始；接下来会走到哪一步，很可能就是今后东亚局势的一个重要的观照面。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共在中美冷战中的命运，可能还不如美苏冷战中苏联的命运：苏联在美苏冷战中撑了几十年，中共可能就未必了。

中国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面临老龄化这个天花板和“党主创新”这一螺蛳壳，不能抱望太高。盲目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最大的副作用是人口雪崩，需要非常慎重。如果不解决“国进民退”和“强政府、弱家庭”这两大生产关系的顽疾，发展“新质生产力”可能会适得其反。

太子集团自称是柬埔寨发展得最好的企业集团之一，其负责的业务涵盖房地产到电影制作等诸多层面。该集团由与柬埔寨政治高层有联系的中国移民陈志于大约十年前创立，陈志在2014年归化成为柬埔寨公民。中国法院文件曾将太子集团描述为“臭名昭著的跨国网络赌博犯罪团伙”，并声称该集团至少有50亿元人民币的收入来自非法线上赌博。

佛陀在圆寂前开示教法的《大般涅槃经》云：“若见如来舍利，即是见佛。”建塔供奉舍利并朝拜，以昭示佛陀精神、示现成佛之道，成为全世界佛教信仰者的传统。也因此，被奉为至尊的佛陀舍利在世界各地受到迎请和敬供，佛光放射，照耀佛徒之心。诸多文字的历史典籍中都有佛陀舍利加持众生的美好记载，如中国唐朝多次开启珍藏佛指舍利的宝塔地宫，迎奉于皇宫，以瞻礼献供，有“三十年一开，开则岁谷稔而兵戈息”的说法。

从分析看，（一）中央通过国安公署植入一块社会主义式的权力架构，违反了《基本法》第五条关于香港不实行社会主义的承诺；（二）中央通过国安委直接介入特区事务，违反了《基本法》第十六条关于特区自行处理特区事务的规定、以及第二十二条关于内地机构不得干预香港特区事务的规定；（三）违背了《基本法》第二条关于香港实行高度自治的承诺。这些违反了《基本法》立法原意的安排，其实就是为了在不改动《基本法》任何文字的表像下，实现了修订《基本法2.0》的愿望。

值得注意是在疫情期间，为了防止出现倒闭裁员潮，政府透过按揭保险公司提供“中小企融资担保计划”下的八成及九成信贷担保产品。不幸地，疫后经济复常不似预期，中小企生意不景，影响资金周转，担保计划的坏账率创新高。去年底两项产品的累计坏账率分别增至4.09%及1.76%，后者更是九成信贷产品推出四年多以来的历史高位。

商业、金融及转口贸易持续萎缩，港府无计可施之余就只能大搞政治管控，《基本法》第二十三条通过后，港共政权可以安枕无忧了，大可干脆趟平，经济再差也无所谓，最重要的是完成了政治任务，北京对于乐于效忠的傀儡当然是相当肯定的。

2019年8月28日晚间起，电脑病毒陆续袭击了全台22间医院。在一片夹杂着白色数字的黑色画面中，"你的文件被加密了"的警语覆盖了电脑画面。画面下方紧接着是简体字写成的勒索通知信："不要相信任何人，除了[email protected]。杀毒软件将会删除这个文档，那么您将无法联系到我们。发送文件到邮箱，我们将会给出解密所有文件的价格。"

一个自由的香港，不必做什么事，就自然而然地戳破中共很多谎言，令大陆人民向往资本主义，怀疑社会主义。例如前文提到的拆“鱼骨天线”，当时有一篇报道这样说：“香港电视节目，人们只需要买一根带有放大器的鱼骨架形天线，再用竹竿将天线装在楼顶，并指向天空的东南方向就可以直接收看。于是，人们开始看到漂亮的服饰，美味的食品，闪烁的霓虹灯，欢快的主持人，大胆直白地批评总督的辩论，自卖自夸的广告，还有邓丽君的情歌……

虽然胡赵最初改革的目的是为了“恢复中共的合法性”，和习近平的“加强共产党的领导”没有根本区别，但习近平的党在反民主反自由反人权方面，越走越远，现在已经彻底堕落。阎淮在文章结尾写道：“若说三十五年前被废黜的赵紫阳是中共智慧的大脑，那么三十五年前逝世的胡耀邦就是中共善良的心脏！”现在的中共，既无智慧的大脑，更无善良的心脏。

中央大员为香港设定目标，但明确措施欠奉，只是千叮万嘱，“五项需要”再加“四个坚信”*，最后更讲明“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作为当家人、第一责任人”。意思清楚不过，连串口号之后，香港的发展目标既定，中央任务完成，最后能否达标，责任全在特区首长和政府。

虽然国际舆论都在谈台海冲突前景，但我认为南海爆发冲突的可能性更大。因为台海战争一旦开打就会变成登陆战，人员和后勤成本极高。而南海战争只涉及海上作战，成本较小，一样能达成煽动民族主义的目的，塑造习近平政治强人的形象。因此，南海有可能比台湾更早成为中美爆发军事冲突的地点。

修修补补的市场经济，不能由一帮号称什么阶级的政党来主导，那他们会首先照顾自己和自己政党的利益。必须由民主选举出来的政党，按照选民的利益来选择如何修修补补。所以保障人民利益的市场经济体制，只能是以民选的民主政治体制来保障。这就是一百年来民主社会主义的成功之处。

香港官员收到“最高指示”，自然不敢怠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率先表态，指出今年中央《政府工作报告》把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列为首要任务，这将为香港的创科发展提供更有利的环境，未来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的优化升级；积极培育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例如新材料、生命科学等；以及深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的研发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