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这一代人渐渐被每天源源不绝的新闻唤醒了某种从不自觉，却又隐约存在的国族意识，所以如饥似渴地捧读《文革十年史》和各种介绍国情国史的读物，集体学习近代中国走过的道路。以往在殖民地教育里面学到的冰冷知识一一回温，课本上五四学生聚会的照片忽然发出了声音，甚至连《出师表》的文字也忽然渗出了泪痕。然后我们冲上街头，用《我是中国人》和《龙的传人》去唱出我们的新发现，用“血浓于水”的口号去证明自己刚刚凭着自力获取的“新”身份。北京的学生用不着唱《我是中国人》，对于这点，他们从不怀疑。北京的示威人群更不用举起写着“血浓于水”的标语，他们根本不会理解这种标语是用来干什么的。没错，六四在香港不只是一次“支持北京学生”的民主运动，它还是香港人自己登台当主角的民族主义运动；六四是我这一代香港人最重要最彻底的民主教育与爱国教育。六四不只是省港大罢工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社会运动，它也是省港大罢工以来第一个把殖民地香港和中国大陆紧紧锁在一起的串连行动。六四是北京一路燃烧到香港的烈潮，尽管我们绽放的方式和姿态自有微妙的差异。
香港人不是六四的旁观者，而是参与者
六四也是香港的六四，但我们对于这一点的认识还不足够。我们知道“8964”是很多人的电话号码的一部分，它成了香港好竺人彼此之间的密码；我们知道当年的集会游行界定了二十年来一切街头行动的模式，成了香港社会运动的文法；我们知道二十年前诞生的支联会是今日香港所有民主派的摇篮，对六四的共识是鉴别一个民主派成员的最最底线。我甚至知道有人在那段时间相恋结婚，有人在那段时间出生，使得六四成为他们个人生命史中的里程碑。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做过这种研究，但是我们都晓得六四铭刻在香社会上的痕迹何其深远。最重要的，是我们由此习得关爱“同胞”(第一次，它不是抽象的文字)。如果有人像曾荫权一样，叫我们放下那段经历，全神注意今日中国的富庶；那么他一定不知道什么叫做爱，因为他不爱活人(和那些活过的人)，他爱的只是“国家的发展”。假如这种人和曾荫权都真心相信这种说法，那就表示他们并不以为政府需要道德上的合法性：谁给我钱谁就是老板，我就好好听话好好打工。
自此之后，二十年前“发生在北京的那一场风波”，就内化在香港人的集体回忆和社会肌理里面了，以出乎当权者意料的方式，把北京和香港捆绑在港人记忆的深处。由于我们自己就是参与者，因此“香港青年发展网络”召集人吕智伟那套“外力(港人)介入使北京学运变质”的讲法分外可笑，难道他不晓得我们根本不是什么“外力”，香港由始至终就和北京站在一起吗？如果他真把香港人当做“外力”，那他岂不是把我们当成外国人？又由于我们自己就是行动的主体，因此试图以揭露民运领袖“丑恶真面目”的手段来说服我们“应该醒一醒”的尝试也是徒然的，难道他们不了解我们从来就不曾被“领导”过吗？当年我们就是自己的领袖。
就算平反无望，我们仍然记住
有关六四的记忆不只是几代香港人的集体记忆，它还是种需要被分享的记忆。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经历了这件事，更因为还有许多人没有这个经历。正如马各利特所说的﹕“作为记忆群体的一员，我与前一代人有记忆的联系，他们又和更前一代人的记忆相联，如此类推，直到直接见证事件的那一代”。当一个历史的所有见证人都死去后，“分享的记忆也就成了记忆的记忆”了。记忆之分享必以自由而公开的交流为前提。如果没有充分的资讯及言论自由，没有不受障蔽扭曲的理性沟通，分享记忆是不可能的存在的。
可如今我们却要面对这么多的阻难﹕明明中国政府觉得自己当年干得好，但它现在却连一个数字都不敢提；明明香港是个自由港，但它却以说不出口的理由拒绝别人入境；明明香港的传媒不受政治管控，但却有杂志如《君子》这样临时抽稿，把“不敢忘记六四”的封面专题硬生生变成可悲复可笑的“不敢忘记郭富城”；明明有那么多人曾经热血沸腾涕泪纵横，今天他们却有口难言，甚至主动修改自己的记忆。看，为了销毁和掩理六四的记忆，他们要费多大的劲。为了这个记忆；港式的犬儒主义被调动了，“唯策略论”主导的历史虚无主义也出场了；他们甚至不惜自毁长城，要我们否定自己当年至为单纯的爱国赤诚，换上以曾荫权为代表的那种金钱爱国论(它的逻辑是谁让我发财我就爱谁)。所以记忆六四已经不再只是记忆的事了，它还是一连串的抗争与对决。它对抗言论空间的缩窄，与出入境的管制，它还要对抗一连串违背理性的思考方式与一系列否定道德共识的价值主张。在这个意义上，记住或者遗忘六四，还真成了一个大是大非的抉择。
我不得不做最坏的打算。因为《国殇之柱》的创作者高志活第一次被拒入境是条新闻，现在我们却开始习惯成自然；以前有人叫我们“放下历史包袱向前看”会使我们愤怒莫名，现在这种论调却早已见怪不怪。也许有一天，还会有更多个陈一谔、吕智伟和曾荫权出来鼓吹那种虚无犬儒的价值观；也许有一天，六四不只不得“平反”，甚至根本灰飞烟灭于时光的垃圾场中；也许有一天，我们真的会变成大多数人眼中的疯狂先知，并且一个个老去，一个个凋零，所有记得六四的全都整代人整代人地消失。即使到了那一天，再也不是为了起到什么实际作用，而是单单因为这个记忆本身就是道德的，我们香港人，我们这群记忆的守护者也还将如此记住，直至最后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