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话语权”这种很西化很后现代的概念在大陆普及得异常迅速的原因之一了。如果你从小相信科学史就是科学不断进步真理不停揭示的历史，你或许不容易接受当今“科学研究”（Science studies）所说的那些学者竞争的残酷故事，把一切都看成门争的结果；但你要是自幼就生长在一个“唯策略论”主导的环境之下，你会发现那些勾心斗角谋取胜利的“真相”完全不难理解。因为任何学术研究任何理性讨论说到底都只不过是在争夺“话语权”；谁掌握了“话语权”，谁就有道理。
故此，我们大可不必认真细究六四究竟是不是屠杀，因争论双方都只是在抢夺“话语权”，双方都是“平等”的，都想把自己的利益强加在我们头上。事实的调查与论证的逻辑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有你背后的利益和动机。哪怕你再有道理，使我无可反驳；我也只要指出你掌握“话语权”就够了。
假如一个人信守这思维方式，他应该同时相信日军“进出中国”与“入侵中国”都是说得通的，因为它们出自两种不同的角度。所谓“达赖集团”的藏独主张也用不着紧张反对，因为他们有他们的利益考虑，中国政府也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罢了。假如一个人能够前后一贯地坚持这种想法，既不为六四而动情，也不为日本部分学者否认南京大屠杀或低估死亡人数而愤怒，觉得这两件事都还需要更客观更理性地对待（这是不是港大同学陈一谔的立场？），或者觉得它们都只是观点的歧异利益的冲突，难言对错（这是那位在中大读历史的尖子的立场吗？），那么我勉强还能说这是一个在哲学上有趣而且值得反驳的立场。可是你却说“它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受难者才有遗忘的权利
旅美学者徐贲在他的文章《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中引述伦理学家耳各利特（Avishai Margalit）的理论，把记忆和“关爱”( caring)连起来谈﹕“因为关爱是通过记忆来起作用的。相互关爱是因为在过去有长久的联系。我们关爱谁和记得谁是同时发生的。我们不能说，我关爱一个人，但却不记得或记不起那个人了”。由于我们关爱那年在北京受难的人，所以我们记忆他们，并且见证他们经历的苦难与毁灭，不容他们活得沉默死得屈辱。我们的关系就是爱。出于爱，我们见证六四，正如所余不多的长者见证抗战。没错，我们不一定全部去过现场，更不可能都是受难者，绝大部分的人都只是透过媒体旁观。可是，记忆的责任恰巧就是落在旁观者的身上。因为只有受难者和遗属才有遗忘的权利；为了不带苦痛地活下去，他们可以选择遗忘。但旁观者不行，一旦“见证”（Witness），便得永远记住。
假如你正确，你怕什么？
很多内地的朋友惊叹于我们香港人矢志不渝地纪念六四。诚然，我们尽到了见证者的责任，以记忆持久不懈地关爱着我们的同胞。但不用讳言，这只是因为我们享有中国境内独一无二的自由空气。相比之下，内地近月的紧张气氛已经到达风声鹤唳杯弓蛇影的地步了。媒体不能再谈五四运动，因为它会让人想起学运。一家商业机构借着汶川震灾一周年所做的形象广告被人认为是“别有用心”，因为上头有十张人像照片分置两侧，六张在左边，四张在右边。假如你真是对的，又何必忌讳？何必紧张？为什么不把当年“平暴”之后发放的宣传品再发一次？为什么不大张旗鼓地庆祝“平暴”二十周年，告诉我们那“一小撮动乱分子”的真相？现在你却恨不得月历上根本没有六月四日这一天？乘数表上没有6x4这一栏。所以，我很想劝劝那些总是把“客观调查”和“发掘真相”挂在嘴上当托词的人﹕你们说得都很对，六四的确需要“客观调查”，但你们实在用不着跟我们说这番话，因为我们绝对欢迎更多的事实更客观的真相。你们应该去找当权者和他们的盟友，叫他们不要再沉默遮掩，一起出来“大家好好研究吓，各自表达不同的观点”。
除了六四，中国还有太多的禁忌。除了“天安门母亲”，还有四川震灾受难学童的母亲，“毒奶粉”案的母亲，甚至邓玉娇的母亲；她们的声音只能在香港公开而不受阻碍无有顾忌。莫非香港已经成了中国母亲的抉择？大家是否清楚我们香港人在当代中国史上的责任呢？当其他人被迫住口，甚至主动忘却，我们无可奈何但又势所必至地承担起了记忆守护者的角色。因为我们有相对优裕的空间，而且我们关爱。
我这一代三、四十岁的中年人生在香港长在香港，经历过香港所谓的“黄金时代”，看过“阿灿”和“表姐”的可笑形象，曾经自豪于港人身份的不同，歧视内地的落后贫穷。我们虽然也学中文和中国历史；但和其他国家把国文国史当成国民教育核心的教学法不同，殖民地式的文史教育是一套非国族化的技术教育，不鼓励我们在国家文学和历史里面获取深厚的国民认同，只把它们当成纯粹的资讯与知识。我在两蒋治下的台湾度过童年，对中国怀有热情也许还不奇怪；但我那些同学，我的同代人，他们与香港意识一起茁壮，受的是非国族化的基础教育，他们怎么会爱国呢？他们的中国情怀是怎么来的呢？
也许六四就是这个问题的答案了。
六四是香港人的国族启蒙
虽然我之前一直强调香港人那见证者的身份，但可千万别以为我们只是事件的旁观者。虽然我们总把天安门看成是六四运动的核心地点；但是六四的实际运动范围远远不仅限于北京，相反地，它遍及全国，从天津、上海、武汉、福州、广州，一直到香港，全都是当年那场浩大运动的舞台。尤其香港，不仅有过一次一百五十万人的游行，一次一百万人的游行，而且几乎是从一开始就全情投入地回应了北京方面的一举一动。所以，如果把香港列为六四运动中仅次于北京的主要空间，是毫不过分的一件事。因此，香港人绝不只是这次运动的旁观者，我们还是它的参与者。
想当年，我们为了身在北京的同学和市民踊跃捐输，在各种媒体上面奔相走告大声疾呼。不管你原来站在什么立场，属于哪个机构；也不管你来自哪一个阶层，干什么行业，大家都有志一同，空前团结。愈到后来，情绪就愈高涨，学校处于半停课状态，许多机构从上至下无心工作，所有人都只念著天安门。我还记得有不少人认为只要经此一役，使中国变成一个民主国家，大家就用不着移民了。于是香港人的前途信心问题就和中国的民主进程联系起来了，后者的曙光是前者的答案。这种话听起来好像有点自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