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家全部副业就靠养一头老母猪，每年可卖几头小猪换一年的花销。我们在的期间碰巧母猪生了一窝小猪。这本是一件大喜事。但是不久乐极生悲，一日母猪出去觅食，破坏了邻近生产队的庄稼地，竟被村人（队员）打死。那时邻队之间这类事是经常发生的。那窝小猪还在哺乳期间，顿时失母，就有养不活之虞，这意味着一年的收入就此成泡影，对这一家实在打击太大，全家人如丧考妣痛哭了几天几夜。但是小猪还得喂。当地人的经常食粮是白薯干磨成粉做的窝头，又黑又酸，远不如玉米面的窝头。白面只有在麦收之后才分得一些，平时是舍不得吃的，只有喜庆、节日和走亲戚才蒸“大馍”。用白面加开水调制成浆糊状的“糊糊”就是当地最细的细粮，通常用于病号饭和婴儿的代乳品。房东就用它来喂失乳的小猪。
那几天刚好小女生病发烧躺在“家”里，我们却还得下地，只能等中午从食堂打饭给她送来。一天，回去一看，她已分享了小猪的“糊糊”。原来房东大娘心疼孩子，给小猪喂糊糊的同时，也给她一碗，她虽然坚决拒绝了鸡蛋，却无法拒绝这碗糊糊。遂与小猪同受特殊优待，也算漂母一饭之恩吧。但是最终，白面糊糊还是没有救活那一窝小猪。
“首都阶级斗争真复杂！”
1971年秋，托中美关系解冻后工作需要之福，奉调回北京，第一次正式安家（下干校之前虽已成家，却一直住集体宿舍），分得房一间，与杨君一家同住一套公寓。他家刚好有女与小女差不多大，也从干校回来不久，都上小学四年级。从此两人同吃、同玩、同学习，形影不离。虽然来自不同的干校，但是在农村的生活和所受教育基本相同，所形成的“好人”、“坏人”的观念也相同。
一日我们下班回家，两个孩子争相告诉我们当日的“历险记”，说是“吓死我们了”。原来她两到附近一片比较僻静的小树林去玩耍，忽见一对男女拥抱在一起，认为一定是遇见坏人了，“吓得我们拔腿就跑回来了”！叙述完毕后，小女慨叹曰：“首都阶级斗争真复杂啊”！怎么会与“阶级斗争”联系起来呢？想必是那年月“地、富、反、坏、右”之说连小孩子都耳熟能详，而其中“坏分子”往往与男女关系有关，莫非是这种议论给她们留下了印象？
阶级敌人破坏？
转眼1976年夏，小女已上高中。班上有一名十分革命、左得可爱的班长，一切走在前面，带领她们学工、学农、学雷锋，事事不落后。那年春，她们班在班长带领下集体到郊区“学农”－－并非校方组织，纯属自愿，校方不便阻拦，也无老师一起去。大家骑自行车去（是哪个县我记不清了），住在老乡给分配的仓库或其他空屋中。那时郊区农民对于下乡的学生都有义务好好接待，妥善安排生活和劳动，也是“政治任务”。无形中，当地的干部对她们就有保护之责。实际上就是给人家添麻烦。
那还是唐山地震之前，但关于地震的预报不断传出，也有过几次虚惊。北京及其附近的居民已经听过有关地震的知识和应急之道的传达，各级领导被要求提高警惕。因此，有一夜，村里有人似乎有所感觉，发出了可能地震的警报，村民全都从家里跑出来，当然也有人赶忙把这批女学生叫醒，动员她们出来。但是那位班长第一个反应是，这可能是阶级敌人造谣破坏，要同学们提高警惕，不要上当。后来证明是虚惊，不是地震。那班长更加自信。小女回来叙述此事，此时似乎已经对那位班长不那么信服了。
不久以后，女儿又风风火火地整天跟同学往外跑，这回却是去天安门悼念周总理献花圈、抄诗。眼看风声紧张，我们提心吊胆地等她回家，幸好她在“民兵”包围的最后一个缺口下钻了出来。
过不久，唐山地震，波及北京，大家都住地震棚。又不久，四人帮垮台，政治形势剧变。再以后，那位最革命的班长因有亲戚在美国，第一个出国定居，寄回照片来，长发披肩，与任何旅美的华人女孩无异，当年梳两个小揪的革命英姿已了无痕迹。女儿则忙着考大学，要背的内容很多，但已不是语录。不出几年，那些从娃娃抓起的各种“教育”和“熏陶”，那些耳濡目染而形成的观念在她身上已不见踪影。剩下的只有一些作为家庭笑料的遥远的记忆了。
（本文首发于200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