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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奎松:思想改造运动中的潘光旦

—潘光旦“历史问题”的由来及其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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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进城之初,在北京饭店邀请教授们吃饭,没有请他,政协开会更没有他的份儿,他即相信中共不重视自己,事事冷眼相看,漠然处之。直到这一年10月,他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他说:“由于自己感觉到周围的人对我的看法有了多少好转”,自己政治上才逐渐又积极了起来。

发生了某些重要的转变。

潘光旦的思想转变,最突出地表现在他公开发表的批判美帝国主义和高度肯定中共土改政策的一系列政论文章上。

潘光旦公开发表系列反美文章,是在1950年5月之后,有《美国心理的诊断——论艾奇逊关于外交政策的三篇演说》、《美国——一团错误》、《“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民主”国家的一笔法西斯账——美国反犹太运动略史》、《老无所终的美国——论美国生活方式的一斑》、《为什么仇美仇不起来——一个自我检讨》,等。和他以前诸多政论文比起来,他这时的文章一改以往的学究气,不再纠缠于各种名词的辩析和沉缅于冗长的理论说教。他开始注重从现实生活中进行举证,开始学着毛泽东的文字风格,嘻笑怒骂之外,多用普通读者耳熟能详的中国旧小说中的名词、故事和更贴近人们生活的容易理解的形容方式。比如他在解释美国这种国家何以总是习惯强加于人时,就突出地强调了两国宗教信仰,特别是由此所造成的文化传统的不同。他举例说:同样讲恕道,儒家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基督教则是“己所欲,施于人”。因此,像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这种人,就是基督教传统的一个产物。他们总是习惯自以为是,非要把他们喜欢的生活方式,像梁武帝在同泰寺所举行的无遮拦大会一般,不断地向外布施。只不过,梁武帝布施的是养人的东西,艾奇逊一班人布施的却是杀人的东西;梁武帝的布施是让人家自动领取的,艾奇逊所布施的物品却要由他们硬送上人家的门,送到了还要人家出收条,消耗了还要人家报细账。更出奇的是,还要硬说人家是自愿的、自发的、自主的。这种行文的方式和批判的手法,明显地使潘光旦与共产党走得更近了。

潘这时公开发表的肯定中共土改政策的系列文章,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农村调查》及《实践论》等文章著作的某些影响。他在《调查与实践》一文中对毛泽东阶级分析观点表示了全盘肯定。他一反过去激烈批判主观性而强调客观性的思想方式,明确认为,马克思列宁以前的以及非马克思列宁的社会科学也重调查,但是它们所重视的只是“调查什么”和“怎样调查”,却不知道更主要的是问题其实是“为什么要调查”和“为谁而调查”的问题。他指出,凡是不讲阶级观点的调查,其实都只能被统治阶级玩弄于股掌之上。只有在主观上站稳了阶级立场,为了工农阶级的翻身做调查,才能使调查工作真正服务于人民和社会。他所以会有如此大的思想转变,根本原因就是他相信:毛泽东所做的调查考察工作就是最成功的例子。因为他是真正从工农阶级的利益角度出发的,是为工农翻身做调查的,因此他的调查就为人民解决了问题。“解放战争的成功便是铁的证据;这两三年来的种种国防与建设的着着胜利,更不断地在提供这种证据,并且越来越多。”据此,潘光旦利用1951年初深入到苏南地区去进行实地考察所得印象,也针对“江南无封建”的说法,先后发表了《谁说“江南无封建”?》、《苏南封建势力的几个特点》、《枯树鲜花朵朵开》、《苏南农村几种租佃制度的分析》、《从“义田”看苏南农村的封建势力》等文章,并集成《苏南土地改革访问记》的小册子,旗帜鲜明地站在共产党所强调的阶级立场上,为革命的土地改革运动鼓与呼。过去那个强调“超然”、强调“客观”、强调“独立”的潘光旦明显地不见了。

1951年6月底,即中共诞生30周年前夕,也是潘光旦亲身经历新社会两年之后,他已经心悦诚服地信服共产党了。在写给《光明日报》的庆祝中共诞生30周年的文章中,他不仅前所未有地热情歌颂共产党和新中国,宣称共产党的成功最主要的无疑是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领导的正确,而且公开承认,自己过去因为思想上是另外一套自由主义和旧民主主义的东西,因此对于共产主义的认识是错误的,对共产党的评论是矛盾的和不通的。他表示:自己所以会根本转变,是因为“解放以来,学习的机会多了,自我批评的机会也多了,共产党员所表现的思想与行动表里如一的事例更是触处[目]而是,随时可以发人深省。我对于我当日自己的矛盾,自更了然了。”如今自己已经认识到:“思想与行动是分不开的;唯有正确的思想,才会产生健全的行动。而健全的集体行动更必需有正确的思想领导做先决条件。”他断言,我们不仅必须自己弄懂这番道理,而且“还要帮助别人弄清楚,帮所有的中国青年,当代的,以至于未来世代的,弄清楚”。只要人人把这个道理弄清楚了,人人照着这道理做去,中国就必然会走向更大的成功,并且使这些成功持久、巩固和扩大起来。

“我们的旗帜倒了”

1950年下半年到1951年,是潘光旦在新中国建国后思想发生转变,政治上又逐渐重新开始活跃起来的一段时间。而与此同时,这段时间也恰恰是中共大举发动土改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抗美援朝运动和三反运动,以及全面开展批判电影《武训传》,否定改良主义,在思想上奠定革命意识形态正统地位的重要历史时期。这一年的10月,全国政协召开第一届第三次会议,一张会间休息时毛泽东走下主席台看望身有残疾、时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的潘光旦,并与之交谈的照片,再清楚不过地显示出处在这一关键时期的潘光旦,已经跟上了形势,与中共之间的关系发展到了比较融洽的程度。

责任编辑: 李安达  来源:社会学研思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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