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王明所言，1941年10月4日，他与毛二人在接到苏联的电报后发生了不同寻常的争执。王明主张在德国进攻苏联时，加强中国的抗日行动，使日本无法援助德国，从而支持苏联；而毛则表示反对。在这段争执时间，王明几乎每天至少在毛的住处吃一顿饭。几天后，王明出现了胃大出血，头也晕的很厉害，心脏虚弱。经医生诊断，好像是中毒。10月10日，王明就病的起不来床。

博古的儿子秦铁回忆说：“在延安整风的时候，父亲被整得非常厉害。父亲认为自己可能活不下去了”。“我手里还有一份父亲在1943年向中央政治局写的检查，里面有诸如‘罪孽深重’………之类的话，也可以感觉出他所遭受的压力。”

这是沦为共党的“国母”私聊“总书记”，听候吩咐的秘闻

王明接着又问毛泽东：“那么，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功劳又怎样‘让’给你呢？”毛回答说：“你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功劳，我们同样不去管他。这项政策，就算是我制定的。今后我们就确定下来，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开始于1935年12月27日，即我在瓦窑堡干部会议上作关于统一战线报告的那一天。”

2003年3月号《北京之春》刊登过澳大利亚的不锈钢晓刚写的文章“朱德之死”，讲述了同样的情况。不锈钢晓刚的文章还提到几个细节，朱德当晚发病住院，医院却无法从中央保健局调来病历——两天前病历被人调走了。又，当日的那位临床医生，后来突然死亡。

1938年，国共为了抗日再次合作，张国焘借着拜祭黄帝陵的机会跑了，并以毛泽东、张闻天之后的中共第三号人物的身份，公开公报脱离中共。中共随后宣布开除张国焘。1949年，张国焘跑到香港，还写书办杂志，出版回忆录，说了不少中共早期的事情。文革期间，中共在香港搞暴动，对中共太了解的张国焘，于是移民到加拿大，1979年，张国焘在多伦多去世。

1960年康生作为观察员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会议，并坚持秉承毛的旨意，与赫鲁晓夫唱反调。1962年，康生指责小说《刘志丹》是为高岗翻案，导致小说作者李建彤以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被关押审查，而牵连在内的共有6万多人，被迫害至死的有6,000多人。康生之残忍可见一斑。

红朝的历史教科书，很少提及国民党军队积极抗战的事迹。反过来，伟光正对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作用，进行了添油加醋的渲染。屁大的事儿（比如平型关大捷）也拿出来大肆炫耀。为了让网友们有一个直观的认识，俺又到网上搜罗了一些数据。

中共组织的批斗会。（网络图片）王明在中共历史上曾经产生过重要影响，在以毛泽东为主线的历史叙述中，王明一直被作为对立面看待。文革期间，王明远在苏联，只受到舆论批评，受冲击的程度远不如在国内的走资派。不过，他在国内的亲属，无一例外地受到牵连，有的惨遭鞭尸，有的惨遭迫害，甚至折磨至死。...

1937年，从共产国际回国的王明被人追捧，毛开始策略性退却，连合影都站在角落。这是他人生第二段屈辱时刻。在这个时候他酝酿了延安整风。

左权主动“求死”的一个重要原因应该与其头上的“托派份子”的帽子有关。1941年的一个晚上，左权找到彭德怀，流着眼泪说：“王明在中央，我永远也翻不了身！”当年，他再次写信向中共高层和毛申诉，但却没有收到任何结论。心灰意冷的左权很可能借战争之机，选择了轻生之路。

在文章的第一部分，再度出现张国焘、王明身影。将张国焘罪名称之为是“挟兵自重、另立中央，公然走上分裂党和红军的道路”，而将王明的罪名称之为是“在党内拉帮结派、我行我素，不听党中央指挥”。并随之重提延安整风运动，借此强调“整风”的必要性。

中共建政后不久，王明前往莫斯科治病。三年多后，即1953年12月9日，他与妻子孟庆树，两个孩子明明、亮亮及保姆陈启珍回到北京，住进孟公府2号家中。回国后，王明参加了政务院法制委员会的一些工作。1956年1月，王明病重，他再度赴莫斯科治病，一家人同行。其后一直滞留在苏联，直至病逝。1974年3月27日，王明病死于莫斯科，终年70岁。这一生，王明至少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那就是留在苏联，否则他在文革中必定性命不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