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持续下行，失业率高企。在倒闭潮、裁员潮及失业潮的重压下，无论是一线城市的中产还是三、四线小城市的打工仔，都在苦苦挣扎。他们如何看待失业问题？如何面对失业带来的种种生活困境和心理压力？又对未来有怎样的打算呢？
根据中国商务部日前公布的官方数据，中国5月份的外商直接投资（FDI）金额呈现连续第12个月下滑。今年前5个月，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同比下降28.2%。而据美国彭博社今年2月披露，外国企业在2023年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创下了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以来的最低增幅。
这些数据突显出外商对中国经济前景的深切忧虑，以及加快速度撤离中国的趋势。而在外资撤出的同时，大量的高端就业机会也随之而去。
尴尬夹缝中的前外企高管
来自一线城市、从事IT（信息技术）行业的陈先生已在外企工作了20多年，算是充分享受到中国改革开放红利的中产阶层。但在过去的四、五年间，他也亲眼目睹了外企纷纷逃离中国的撤资潮。被问到目前工作状况时，他犹豫地回答说：“啊，freelance吧！”
陈先生称自己是“自由职业者”，因为他还不时地接些小活，做点企业咨询。他说，伴随外企在中国的整体萎缩，像他一样失业的人还很多：“上周我和过去一些同事聚在一起聊的时候，听到很多人也都没有工作了。”失业的同时，陈先生也感到，他们跟世界、跟科技的前沿发展隔得越来越远了：“很多东西不采用特殊的方法（突破网络封锁），你不一定看得到、听得到了。”
长期以来，高科技行业一直是外企在华密集投资的领域。而目前，它已变成美中竞争的前沿。过去几年，美国政府持续加强对华高科技出口的管制，尤其是涉及半导体、人工智能等技术领域。一周多前，美国财政部又发布了一项通知，计划限制和监督对中国人工智能、计算机芯片和量子计算领域的美国投资。
就在美国筑起“小院高墙”的同时，中共官方也在推动所谓科技“自立自强”、“自主可控”、“能替尽替”等政策。陈先生把这些概括为：“中国想买的东西，美国不卖给它；美国可以卖的东西，中国不想要、想替换。这就很尴尬了。其实，这已经不是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了。外资在这边设办公室确实没有必要了。”
几年前，陈先生所在的美企在华撤资后，他又进入了一家欧洲的初创公司，负责亚太业务。原本他们与中国一家“遥遥领先”的企业就一些项目在中东地区展开合作，一开始进展十分顺利。
“一天，我记得当时是凌晨几点钟，我接到一个电话，‘遥遥领先’厂商的测试部门领导给我打来电话说，由于政治环境这方面因素的影响，现在（项目）暂停了，以后是否有机会合作，那再看了。”陈先生说，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就是这家厂商使用的是从美国购买的技术，而中国对美国技术的百分比限制越来越严。最终，这家欧洲厂商完全撤出了中国，其亚太业务也大受影响。
地缘政治冲击造成国际市场环境的剧烈变化，并直接影响到外企的在华业务和员工发展，这是陈先生在二、三十年前做梦也想不到的。不过，“存在即合理”，身处这种尴尬夹缝中的陈先生和他的外企同行们只好纷纷自谋出路：“我原来的朋友、同事，很多要么就是转到这种国营或民营的企业里去做，要么就是进入合资企业。因为很多外资撤走的时候，可能也不想完全放弃这个市场，它会跟国内公司组成一些合资公司，继续做些业务，‘曲线救国’嘛。”
但是，对于投身外企二、三十年的这代人来说，要想适应当前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环境谈何容易。陈先生说，他也有朋友原来在美企工作，后来转到国有大厂：“进大厂其实应该是很让人羡慕的，但是干个一年或更短时间就撤出来了。（他）跟我抱怨过说，还是不适应，文化方面的差异还是太大。”
由于不能或不愿委身民企及国企，一些人像陈先生这样资深的前外企雇员就只好选择另外一条路，做第三方顾问或成为“自由职业者”。他说：“对我们这一代来讲，这是满尴尬的。”
除了再就业上的尴尬，财富急剧缩水也是陈先生这些中产阶层面临的又一困境。过去二、三十年，他们的收入持续积累，有房有车之后，很多人自然会把余钱拿去投资。“但是投资的领域，在国内也是很窄的，没有太多的投资渠道。而且这里鱼龙混杂，有很多说白了就像骗局一样的。”
从2018年“P2P爆雷”，到近两年股市暴跌、财富公司纷纷倒闭，陈先生说，他身边就有很多投资失败、失误的例子，即便有公安经侦部门立案，也很难追讨或挽回损失，而这些受害的中产也不太愿意走上街头。
对于面临的困境与压力，陈先生感叹说：“既没有很多就业机会或财富增长的机会，又出现了很多收割财富的机会、陷阱，那不是就往死里整吗？其实什么事都不做反而最好。痛苦，确实很痛苦！”
2024年5月31日，上海招聘会上，招聘人员与应聘者交谈。（法新社）
无法躺平的失业私企白领
年近40、来自上海的刘先生目前处于领取“失业保险金”的状态。疫情之前，刘先生在一家国内大型财富管理公司任高级助理（该公司近期已宣布破产），后来转到一家食品公司任职。
他说：“其实现在想想也挺后悔，我离开食品公司的时候正好是2022年上海封城的时候。我没有想到形势会恶化得这么快。所以在2022年底，我才去一家上市公司工作。”
但不久，刘先生又被这家上市公司辞退了。因为该公司主要是为欧美汽车制造厂提供零部件，但是疫情后，应这些客户的要求，订单都被转移到了海外。
他说：“通用、福特这些厂商就要求，未来3年之内一定要把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的比例降低到45%。所以，我们2023年就火急火燎地去投资了泰国的一个工厂。产能转移到海外势必意味着国内开工不足，就这么简单，所以我就回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