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前，我读到两部地方文革史，一部是李逊的《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由香港牛津出版社出版。一本是石名岗执笔的《文革中的山西》，由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出版。它们都问世于2014年。
上海和山西都是1967年“一月革命”的最早发生地。当时，五个省市夺权得到中央承认，就是上海、山西、黑龙江、贵州和山东。除了上海，其他四省的夺权者，不到文革结束，便重新洗牌。而上海一月革命上台的掌权者，到1976年10月才倒台。从文革史全局看，这两个省市都有很强的代表性。
《文革中的山西》是山西群众组织红联站的部分骨干，痛感官方正史的部分重要史实订正，在2010年产生了民间修史的冲动，用四年时间，集体完成的50多万字的著作。李逊是老三届，在文革中不是造反派，她最初是由于职务原因参加了市工会的修史的工作，接触了大量文革史料，完成了著述。但她不愿意就此止步。后来她又接触和采访了多位刑满出狱后的上海文革中的名人，出于学者的使命感，她将口述和档案材料梳理比较，经历二十年，完成了这部超过百万字的巨著。
八十年代形成的叙述文革的为什么存在片面和失真？主要原因不在于学术水平的局限，而在于现实利益形成的导向。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否定了文革。以后又开展了整党、清理三种人。在台上的领导干部都经历过文革，他们都要面对如何书写自己的文革经历的问题。党内的老干部，除了像马天水等少数与王张江姚关系密切者外，多数在落实政策过程中官复原职。就是山西文革头号人物刘格平，因为早年是回族革命领袖，也安排了全国政协委员。干部层经过历次政治运动，早就形成了紧跟、服从的行为定势。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相信到迷信的程度，不过是把这种政治惯性点破而已。只有这样，才能趋利避害。面对文革，也不例外。毛泽东最初选择文艺界和教育界为突破口，他们毫不犹豫地把教育界文化界人士当作祭品，舍卒保车、舍车保帅。江青到上海秘密策划批判吴晗《海瑞罢官》，市委领导大力支持。吴晗只是一个学者出身的北京市副市长，江青是毛夫人，谁轻谁重都很清楚。换上其他人担任上海市委书记，照样会对毛夫人惟命是从。江青倒了，这类事就成了政治上的负面行为，有意回避不难理解。
山西文革前后经历了多轮权力交替，山西人称翻烙饼。省委内部的分裂始于华北局会议。这个从1966年5月下旬到7月举行的会议目前受到的关注不够。华北两市两省一区的领导人，在这次会议上大部倒台。如果说彭真倒台是毛泽东的决定。内蒙第一书记乌兰夫、河北第一书记林铁、天津第一书记万晓塘倒台就是这次会议的战果。这与红卫兵、造反派并无关系。除了兼任北京新市委第一书记的李雪峰，只有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卫恒不是华北局会议批判对象。但内部也发生了山西省委书记处书记袁振向省委发难的事件。结果袁振被当作伸手派野心家批判。到了一月革命，毛泽东让山西省副省长刘格平站出来夺原省委的权，刘格平联合受到原省委打击的袁振，一起夺权。数月后又分道扬镳。以后山西政坛你上我下，翻了多次烙饼。文革前半程，不论谁在台上掌权，赵树理等作家都是运动祭品。经历过无数次党内斗争的老干部，本来都是毛泽东的追随者，在政治运动的风云中都想以紧跟的方式趋利避害。他们在政治上多是实用主义者。文革被否定以后，老干部掌握了修史话语权，他们在文革中努力紧跟的一面就不提了，出手整人的一面就回避了，自己挨整的一面则被尽量强调，大肆渲染。民间修史的特点之一，就是运用史料，恢复其本来面目。
用漫画方式叙述造反派，成了八十年代以来的宣传主调。这两部文革史对造反派的叙述都有突破。李逊的书，力求还原上海造反派的行为和动机。一月革命中造反上台进入领导层的工总司骨干，文革前多是靠拢党组织、受到主流政治信任的工人。而不是流氓、阿飞。王洪文是国有企业的基层党员干部、王秀珍是劳动模范。山西通过一月革命上台进入省级三结合领导班子参与掌权的代表人物陈永贵、李顺达、解悦，也是全国著名劳模。造反派参加地方三结合真正掌握实权的并不多，多数只是领导班子里的点缀。而王洪文、陈永贵不但参加了文革夺权，而且实实在在地掌了权，后来还成为中央领导人。他们以什么动机参与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成为政坛新贵以后，如何行使权力，捍卫权力，维护既得利益，文革终结又如何出局，都是文革史研究的重要课题。李逊在这方面梳理详实，剖析有深度。还发掘了新的史料。王洪文在玉泉山喝醉，除了萧木的口述，没有记载。王洪文当副主席以后，周恩来问工资待遇怎么办，毛泽东对周说，和你一样。这些情况都是独家的。当时按这个标准给王发了高工资，王没敢接受。它让我想到，有关巴黎公社的理想主义光环，其实早就破碎了。
文革第一波过后，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已经不是主流政治的拥护者和崇拜者，而是怀疑者和反对者。两部书里都介绍了当地的重要个案。在山西是张赵（张耀民、赵凤岐）集团。在上海是王申酉。他们在文革初期都曾积极投入过。张赵还是山西一派组织红联站的领导成员，其中赵凤歧当了山西省革委会委员。后来他们都提出了改革开放的理论主张，都堪称中国反对文革、主张改革的先驱者。张赵集团还建立了相当规模的秘密组织，准备付诸行动。他们虽然都旗帜鲜明地反对四人帮，却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被判处死刑。王申酉在1977年4月在上海被枪毙。张珉赵凤歧等险些被山西当局处死，1978年底胡耀邦让江华出面刀下留人，才侥幸活了下来。研究这些个案的历史内涵，可谓刚刚破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