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的一大群人看来，陈丹青那番话虽然赢得了学生掌声，但究竟不过是年轻人初尝禁果的快感，就和闹剧演员当众大谈黄色笑话一样，是廉价的逾越，廉价的表演。他们可能自忖，六四不是不能谈，但“现实”远比你们这群孩子所知的复杂，所以他们才不愿意轻易开口。他们更可能会想，六四自有是非可言，只不过小不忍则乱大谋，比起你陈丹青的轻率，我们现在默默干的才是脚踏实地的工夫。
对了，绝大部分学懂与耻辱“和解”的人其实都不会轻易否定六四，也不会认为屠杀是对的（即便他们之中有人又相信这是政府的无奈举措）。只是比起公开悼念或者声讨，他们认为还有些更重要的事情得做，一些细水长流的工夫；还有些更要紧的东西必须顾虑，一些非常现实的情况。于是我们都学懂了接受耻辱。例如我，就在另一个场合里头遇过学生站起来问我关于六四的事情，一时全场哗然。我对他说，我怕你们学校会被追究，我怕这个论坛以后会办不下去，我怕你会被人记住名字惹上麻烦。所以我建议活动之后再私下和他交流。意外就这么过去了，邀我来的朋友们抹了一把冷汗，事后夸我应对得体，救了他们一把，的确这些朋友都是认真的学者，而且开明，不只教出一群好学生，还常常在最大限度内秉笔直言，议论国是，乃至于被人看作是“汉奸”自由派。但我自己明白，我已经羞辱了自己，整个晚上无法入睡。二十五年过去了，政府或许真如他们所说，“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同样地，我们也把耻辱纹在了自己的身上。
现实
活在这个我们被迫闭嘴与失忆的耻辱现实之中，不去与现实和解，也不去委屈自己，反而很不现实地保存自我，难道不是一桩意义非凡的事件吗？
（二之二/本文发布于2014年6月15日）
那些幸存下来，并且要学会和耻辱共存的人，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呢？中大学长林亦子经历过六四屠杀现场，在他的〈北京纪行〉（收录于《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我们在北京》）里头，有这么一段见证：
“在X大学附近一个饭店门口兜乘一辆三轮板车，每人四十元去火车站，如果能报销的话还得四十五。师傅说所有汽车都不走了，而且长安街被封锁了。去北京站必须经过长安街，师傅说他熟悉小胡同绕过去。师傅一路问他的同行去北京站的路怎走，又跟我们谈话，讲的都是近似昨晚街上市民的那些话，不过他还讲了昨晚的亲身经历。……最激烈的战斗在建国门桥，……有几十个老百姓向军车冲去，军人向他们扫射，他们倒下了。接着又有一批向前冲去，又被射倒了。……他说死去的有几百人”。
重点在林亦子对师傅那段描述的感想：“师傅跟我们说这些语气并不愤怒，就像小时候大人讲战争故事那样。这时才知道我以前只不过是将那些战争故事当成神话来读，当神话变成现实的时候，我是多么惊慌，我要逃离现实，使之重新成为神话。然而，师傅讲的是现实生活中的东西，他无法逃避，或许没有想到逃避，他讲的是生活中熟悉的事情，大屠杀以后他依然要工作，要生活，他不会像我那样惊慌，他不会像我一样回到自己的地方寻回自己的生活。”
就是这样的人，一个三轮车伕，一个小公务员，一个白领，一个主妇，一个清洁工人，以及所有见证过那年六月的北京市民和普通中国老百姓。他们不能惊慌，日子还是得照样的过。他们无处可逃，因为那是他们的地方。甚至就在六月四日的上午，他们还要出来工作，甚至还要记得和客人讲价。历史，对他们而言，只能变成神话般的传说，犹如嘉定三屠，犹如扬州十日；昨夜已是前朝。因为这是生存下去的办法。否则，你该如何面对这个每逢六四，“今天”二字都要在网络上消失的奇诡现实呢？
我从不敢轻易判断这些沉默的幸存者，正如我从来不敢接受内地朋友对我们的夸赞──“你们香港人真了不起，真是勇敢，每年这时候都还记得站出来”。因为我永远不能彻底体会他们的处境，因为没有经过考验的勇气算不上是真正的勇气；而他们的每一天都在接受考验，并且已经持续了二十五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