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正是在这样的后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外壳上，我和马克思又一次相遇了——而这也难奈我会将对后极权主义谎言的本能厌恶转嫁乃至宣泄到马克思身上：一方面，从历史发生的角度，的确这位“无辜的”德国人是前者的“第一因”；另一方面，正如前面所言，后极权主义也需要继续打着后者的旗号来“挂‘马’头卖狗肉”，而对一个在这样的宣传里长大的我来说，要想把马克思与我所深切地置身其中的后极权主义分开来认识，不能不说是一个有些过分的要求。
三
所谓基督教国家，就是不完善的国家，而且基督教对它来说是它的不完善性的补充和神圣化。因此，宗教对基督教国家来说必然成为手段，基督教国家是伪善的国家。无论是完成了的国家由于国家的一般本质所固有的缺陷而把宗教列入自己的前提，还是未完成的国家由于自己作为有缺陷的国家的特殊存在所固有的缺陷而声称宗教是自己的基础，二者之间是有很大差别的。在后一种情况下，宗教成了不完善的政治……既从政治的角度对待宗教，又从宗教的角度对待政治。当它把国家形式降为外观时，也就同样把宗教降为外观。——【德】卡尔·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1843年
就这样，虽然还从未读过马克思的一本著作，我抱着一股对他的敌意走进了大学。同时，也抱着这样一股“如临大敌”的心态，我在第一学年的下学期走进了我人生的第一堂马克思主义课堂：那是方博老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导论课程。顺带提一句，我之所以选择哲学方向，也与前面所述的对后极权主义的叛逆不无关系：一个从小在不鼓励刨根问底、宣扬政治与公共理性的冷漠的环境中长大的人，这样一门“打破砂锅问到底”、以概念的明晰和论证的清楚为追求的学问怎能不对他有格外的吸引力呢？
“论犹太人问题”是方博老师推荐的第一篇文章，也是我阅读马克思著作的起点。开始的时候，正如我怀有对马克思的“恨屋及乌”的不友好一样，我对马克思主义从唯物史观、劳动价值论甚或到“宗教鸦片论”都有一种预设的排斥。然而，一方面在方博老师逐专题、逐概念的循循善诱的讲授之中，我渐渐领略了马克思思想体系从人学、历史唯物主义、阶级分析到国家理论等诸多维度的理论洞察力；另一方面，对《论犹太人问题》的阅读也不仅使我对他“分析宗教的市民社会的根源”的径路产生了兴趣，同时可让人看见了一个不一样的马克思：他不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喷子”，甚至在谈到美国政治制度时要比今天的“公知”还“精美”；他不是一个“开放社会的敌人”，而恰恰是要深化自由主义，并为人类自由找到真正的物质经济的根本性条件；他也不是一个“一党专制的辩护士”，反而是民主主义甚至无政府主义的激进支持者；他更不是一个“无情的生产力崇拜者”，而是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在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的同时对人造成的严重异化的恶果。
而就在这篇文本中，令我影响很深的一处就是本章题记所摘录的片段。对观前文对后极权主义的讨论，我认为他恰如其分地预言了马克思主义在我们当下生活其间的社会的处境：在原文中，马克思着力批判了基督教国家并非完成的现代国家——因为现代世俗政治国家自身不需要宗教来为它的合法性做辩护，国家的宗教性代表了国家的非完成性。然而，在这里马克思少有地从反面来论述了这一逻辑：基督教国家需要基督教，只是利用后者为政治合法性辩护的工具，故而是伪善的，是与基督教本身的彼岸属性相矛盾的。正是因此，基督教国家的基督教并不是真正的基督教，只有还原于市民社会的，去政治化的现代世俗国家中宗教才能真正的成为一个指向彼岸世界的纯粹宗教形态而存在。
同样的道理，当马克思主义成为了国家的官方意识形态呢？作为一种时刻露出尖锐锋芒的批判理论，它怎么能与国家的世俗目的调和起来呢？无一例外，我们看到，凡是把马克思主义“立为国教”的国家，马克思主义都僵硬化了、教条化了，失去了理论创新的动力和能力。反而是在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发展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成为了当代左翼理论阵线中最有创造性的力量之一。由此，我也不由感叹：“从政治的角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也就同样把马克思主义降为外观”！而这种“降为外观”，如今表现出了它最令人心痛的形态，那就是完全沦为了后极权主义包装自身合法性的理论外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