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媒3月16日发出电文称，2015年3月15日，徐才厚因膀胱癌终末期，全身多发转移，多器官功能衰竭，医治无效在医院死亡。
徐才厚是谁，电文没有交代，它假设全国人民都知道。但除非官媒将自己的市场限定在中国国内，否则不交代徐才厚的身份就是错误的。美国时任总统肯尼迪、里根在美国身份不言自吧，但当他们遇刺时，媒体都称呼他们的职衔，甚至称呼他们全名。如果徐才厚没有身份，官媒又何以要报道他的死亡呢?
不过真正不同寻常的，是官媒描述徐才厚之死为「死亡」。死亡的确是一个明确无误的事实，但把它用在一名前党和国家、军队的高级领导人身上，要麽显得无礼，要麽泄露了心中的仇恨。这种仇恨，很可能只是一种政治戾气，它不是反思制度，而一味归咎于个人。
中国党和国家的高官，在发布死讯时存在一种「修辞待遇」，那就是「逝世」之说，而且是「不幸逝世」。内部有甚麽文件规定，我们无从得知。但从经验事实分析，应当是副部级以上、离休老干部死后，讣告上都可以名之曰「逝世」。中常委、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等副国级以上领导人，死亡一向享此待遇。比如邓力群今年2月10日病故，官媒网站报道「原中宣部部长邓力群于北京逝世，享年100岁」。
后来因为「死亡修辞」不要钱，于是扩大了使用范围，离休老红军、老八路等不论职务高低，死时都号称「逝世」。原因可能是，国务院、中组部等历年出台文件，让一些老革命、老干部、老同志享受副省级医疗待遇。令计划百岁高寿的老父离休前本是副处级，现在正享受着副部级医疗待遇。这种待遇往往又被扩展，由医疗而旁及其他，既然「死亡修辞」不花钱，自然能用则用了。
这种「死亡修辞」，应该是一种「中国特色」，在现代国家中，现在除了中国，再也找不到别的同好了。在美国报纸、书籍上，人死就是died(死)了，总统和平民是一样的，没有因人而异的说法。里根死于2004年6月5日，其夫人南茜发表声明称：「My family and I would like the world to know that President Ronald Reagan has died after10 years of Alzheimer's disease at93 years of age. We appreciate everyone's prayers.」(我的家人和我想让世界知道，里根总统已经死于罹患10年的阿尔茨海默氏症，享年93岁。)前教皇保罗二世的死，大家也称之为died。倒是中国媒体报道时，非说他们「逝世」不可。
也许有以为中国的死亡修辞学具有阶级性、意识形态色彩，这绝对是误解。如果说「逝世」具有无产阶级属性，那应该工人农民也可适用，但实际上他们与此待遇完全无缘。反倒是美国总统、罗马教皇这种「资产阶级的总头子」，被中共官方强加了「逝世」的修辞待遇。也就是说，「死亡修辞」显然与意识形态无关。
如果我们追溯「死亡修辞」的历史，就可以发现，这种修辞学实际上属于一种中国特色的制度传统。据《礼记‧曲礼下》记载，古代礼制规定：「天子死曰崩，诸侯死曰薨，大夫死曰卒，士死不禄，庶人曰死。」所谓「崩」也者，是天塌山倒的意思，象徵天子死生的极端重要性。但据专家结合《左传》等古代典籍研究，证实古人描述死亡时并不严格遵循礼制，除天子之死援例称「崩」外，其他各阶级人物的死既有按礼曰薨曰卒的，也有不拘一格名之曰「死」的。
倒是到了当代中国，死亡修辞学得到极端强调，每有党和国家领导人死亡，言必称「逝世」，天下媒体孰敢曰「死」。不仅要修辞到位，遇到大人物死亡，央视主播要穿缁衣，向全中国播哀乐，造成一种天地同悲的气氛。最高领导人一死，还要製造一种天下缟素、神州同哭的景象。今日中国，没人会相信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还是「无产阶级」，其「死亡修辞」待遇与意识形态无关，而只与权势有关。谁权势熏天，谁就连死都跟人民不一样。
记得我读小学的时候，教师就在课堂上讲「赫鲁晓夫归西」、「蒋介石一命呜呼」云云，认为这是一种极高明的语言技巧。1975年蒋介石于在台病故，当时官媒电稿说：「台北消息：国民党反动派的头子、中国人民的公敌蒋介石，四月五日在台湾病死。」而很多报纸的标题是：「蒋介石死了」。不过世易时移，现在大陆媒体也不这样「死亡修辞」敌国以及台湾领导人了。
称徐才厚「死亡」，固然是回到了死的事实本身，但毕竟有党和国家领导人「逝世」的参照，所以这个用词仍然饱蘸着感情，属于「死亡修辞」的范畴。名之曰「死亡」很客观，字面上无一肮髒字眼，但咒骂却在其中矣，政治寓意已经溢于言表。其言外之意是说，一个平民之死无足轻重，而徐才厚今日就落得如此下场。
问题是，将徐才厚与平民的死相提并论，难道说平民的「死亡」是一件卑鄙无耻、可悲可恨的事?此将置平民于何地?
在今日文明世界，所有人在死亡面前是平等的，无论你是一名教皇、总统还是一个穷人。中国偏要在人的死亡上弄出森严等级来，使之高度政治化，并以「死亡修辞」以及丧仪的等差来呈现之，此足证当代中国政治的封建属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