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十七日，乌鲁木齐街头的武警
在新疆事件发生后，中共迅速将其定性为境外组织“世界维吾尔人代表大会”策划与煽动的暴力事件。这种官方版本的措辞不但没有说服力，也会加深族群之间隔阂，让冲突恶化。西方媒体从社会公平与经济角度解析维汉两族的冲突来源，陈述比较客观。或许如同西方媒体所指，新疆事件是社会公平及经济问题，而非宗教或种族问题。
社会不公引发动乱
美联社七月十四日发表北京分社社长韩村乐(Charles Hutzler)的评论文章〈分析：所得差距、贪污引发中国动乱〉(Analysis: Income gaps, corruption fuel China riots)。作者表示，在过去十年中，中国的财富分配越来越不平均。所得差距日益悬殊、地方官员的贪污腐败与似乎支持少数特权份子凌驾弱势族群的政策，正引发中国各地的动乱事件。
以最近发生的新疆维族和汉族之间的冲突，以及湖北省石首市万人暴动为例，尽管它们的起因明显不同，但其背后的潜在力量在很多方面都是一样的。在这两起事件中，人们都不相信政府和警方的说法，而他们的怀疑很快地转化成积存已久的不满。
这些暴力事件说明，对于中国人而言，中国十分不公平，而充斥社会的不公经常引发动乱。“社会公正”这四个字在几年前被网管封锁，现在，它成了流行术语，因为中共领导人知道，不承认这些压力会危及他们的可信度。
在这种摩擦力之下，中国快速地转型为高度竞争的社会，从贫穷的中央计划农村经济发展为制造和贸易的世界巨人，很多中国人却失去了十年前享有的终身工作和社会安全网路。
当收取回扣与任人唯亲等外在因素进一步造成社会不公时，人们的挫折感随着生活水平和志向的提高，日趋严重。
族群问题使公平性复杂化
在新疆事件发生一周前，一名十七岁汉族学生的家人误将其登记为少数族群，使他在大学入学考试中获得二十分加分，因而进入顶级学府，并成为网路上的热门话题。在这个几百年来以标准化的考试作为升迁管道的社会中，这种做法削弱了公平的概念。
当涉及不同族群时，公平问题就更加复杂。汉族人倾向于将少数族群视为特权份子，他们通常可以免除一胎化的限制，而且可以获得公职和大学中的保留名额。
然而，少数族群认为他们没有享受优惠待遇。他们很多人比汉族人穷，而且教育水平和语言技巧较差，很难与汉族人竞争。尤其是藏族人和维族人的情况更糟。
政府的措辞无法消弭冲突
中共去年迅速将西藏事件定性为恐怖份子、分离主义者与外国势力勾结，试图颠覆政府。这种措辞加深这些少数族群对政府政策的不满，并使部分中国人形成刻板印象，认为维族人对于政府的恩惠不领情。
这种手段不像中共处理其它地区动乱的方式。其它地区的官员通常会以“花钱买稳定”的策略支付现金给失业工人、农民以及参与抗议活动的其他人，使其噤声。
经济因素大于宗教因素
环球邮报网站七月十一日刊登贾许·秦(Josh Chin)的文章说，经济问题比宗教问题更有可能造成维族人与汉族人之间的冲突。
现居加州的维吾尔族活动人士杜曼(Kasim Tuman)表示，维族人与汉族人之间的积怨起因于两个数字──6和40。第一个数字是中共建政前，汉人在新疆的人口百分比，第二个数字是现在的百分比。杜曼说：“迁致新疆的汉族人很多，使维族人在自己的故乡成为少数族群。”
汉族人和多数信仰回教的维族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可追溯至几个世纪以前。最近几年，有些人将这种对立视为宗教问题，这大部分是由于中共将有独立意愿的维族人定性为恐怖份子。但是根据一般汉族人的反应和维族人自己的经验，这种冲突与回教较无关系，而与经济较有关系。
自从二零零零年的西进政策开始后，中共已经在新疆投资了几百亿美元，以发展当地的石油、铀和金等矿产。这种投资被官方媒体形容为给予维族和其他新疆少数族群的恩惠，有点像是少数族群的经济刺激计划。尽管当地的GDP成长率高达十几个百分点，但是，新疆当地人所获得的实际利益却很少。
美国堪萨斯大学(University of Kansas)新疆问题专家杜叶(Arienne Dwyer)说：“在能源、工业以及大多数白领部门，少数族群──尤其是人数最多的维族人，一直被系统地排除在任用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