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海外到处发现中共夸耀「建军」「光荣」的书册文字，他们的夸耀宣传已成习惯，原可不值一顾，但对历史事实，加以歪曲，对赤色侵略者的苏俄，一味捧拍，则不能不根据事实，予以更正，想为真正的中国人士听乐闻。
一、由渗透颠覆到建立政权期中的军事发展
渗透孕育下的中共地下武力
中共在开始组党不久，即确定以渗透战术作为党、政、军三方面在国中发展的主要行动之一。在当时曾根据苏俄的指示：「必项【HGC：“必项”，原文如此，似为“必须”之误。】加入国民党，取得对国际和国内群众的信任。」（注：此项意见曾经一九二二年在杭州开第二次会议时激辩後才决定。）照史达林的意见，其作用在：「……要把国民党榨乾了，然後抛弃，像柠檬一样。」（注：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日史达林在莫斯科对中共代表会议的演说。此原则今日正由俄共对中共实行中。）至於毛泽东的意见则认为：「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组织表式是军队。」（注：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六○七页。）因此，在中俄共的这种共同目标下，他们决定了在中国活动的道路和发展路线。当他们渗透入国民党才一年的时间内，除了在最重要的军官学校内吸收干部发展组织——公开的名称为「青年军人联合会」之外，便是以李之龙为首的袭取中山舰，拟用武力推翻当时革命政府的事件。这个行动的结果，李被扣留，同时在国民党中任职的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等人，也随之解职，这是他们的首次的公开失败。
但由苏联顾问加伦等对国民党所建议的军事组织，亦即北伐时的武装组织，除沿用中国固有的军、师、团、营、连等编制外，在同级里则增入了党部组织和党代表与政治部。当时革命军的党代表是汪精卫，总政治都主任是邓演达，这即是苏俄共产党意图侵蚀国民党的初期经过。
革命军北伐到达武汉，共产党这时利用国民党的掩护，在军队、工人、农人、学生中尽量发展力量与组织，企图在武汉地区发动推翻国民党篡窃国民政府的阴谋，并且由共产国际代表洛伊（ROG）正式把在莫斯科第七次大会关於中国问题提纲，要汪精卫照办，於是国民党才实行清党，国共正式破裂。中共在俄人罗明那（LOMINADZE）代理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指挥下，乃先後发动南昌兵变、两湖暴动等，在中国实行武装流血的叛乱。（注：见「三十年中共」第三十三页。）这时他们的军队编制，因为甫由国民党中蜕变出来，所以仍是沿用旧制，只是在最高指挥系统上另成立一个「前敌委员会」。起初是由毛泽东任主席，以後改派周恩来接充，即开始用「工农军」名称，把军队的精绅与行动也公开接受俄化，而正式使用俄国的镰刀铁锤旗。
井冈山扎寨时期中共军方和组织
毛泽东虽非中共军人，但他很迷信「以枪杆子制造政权」的俄式教条。尤其对亲自统兵——掌握部队的瘾也很大。在朱德、贺龙等一九二七年八月南昌兵变後一个多月——九月八日，毛氏本人也在湖南把汉阳失业工人和溃兵民团矿工二千多人组织了一股自称为工农第一师的部队，从事「两湖暴动」。失败後被俘，幸中途逃脱，十月才上了井冈山，与土匪王佐、袁文才两部合夥，一个月後，朱德率领剩下的五百人也逃到山上，经过一年的啸聚，集合了三千多人，再由苏联新派的德籍军事顾问李特的指导「建军」，他们才正式把散在各地的游散部队，都改编为「红军」，井岗山的则编为「红四军」。此时的指挥系统是以军事委员会为最高机构，前敌委员会为临时指挥组织，下设红军总司令部和军团、军、师（独立师、旅、团等）组织，各级主官，不设副手，而以参谋长为指挥员的第一代理人。部队编制，仍与国军大同小异，只是把党代表改为政治委员，在军、师、团级设「党委员会」，由政治委员或政治部主任兼任书记。团以上设政治都，团以下设列宁室（一九四七年由营改设指导员，以下则设文化干事，取销列宁室）。党和政治对军的控制也更进一步。（注：见龚楚著「我与红军」。）
这时除毛朱自率的红四军外。另委由何健部变逃的彭德怀、黄公异【HGC：“黄公异”，原文如此，当为误植。】部一个团为红五军，皖北徐向前所部三千余人为红一军，湘西贺龙所部二千余人为红二军，赣南罗炳辉部八百人为红三军，湘西北石首、监利地区段德昌部七百人为红六军，桂东北俞作柏、李明瑞所部千余人为红七军，桂东邓小平、张云逸所部七百余人为红八军，彭德怀的部属李灿部五百余人为红九军，闽赣边界方志敏、邵式平所部六百余人为红十军，粤东暴动的叶挺、彭湃所部千余人为红十一军，闽西张鼎丞、邓子恢部八百余人为红十二军，由兵运工作诱变的赵博生为十三军，董振堂兼十四军，陕北刘子丹、高岗所部千余人为红二十军。
邓小平、张云逸所部七百余人为红八军
在部队的编制上，因急於扩大江西的苏区，时间紧廹，加以武器弹药缺乏，直到一九三三年在抵抗第四次围剿後，此时中共正奉到共产国际「迅速建立优秀红军二十万」的指示，乃按照苏俄步兵操典的战术要求，配合当时情况，以及国军火力比较，拟订以师及团为战略单位，以营为战术单位，以连排为战斗单位的编制。把团的编制扩大，下辖三步兵营，一野战炮营，一特务营，步兵营辖三步兵连，一步兵炮连，一特务连。特务营辖搜索、工兵、运输、三个连又一个卫生队。已放弃三三制的编制。（注：见龚楚著「我与红军」第三六○页。）实际上由於武器不敷，这个编制并未做到，而国军第五次围剿已开始。
抵抗围剿长大军力
这时中共军的兵力编组已在抵抗四次围剿中逐渐长大，指挥系统则由中央苏维埃的「红军」总司令部，指挥直接在江西编组由朱德自兼的第一军团，彭德怀的第三军团，董振堂兼任的第五军团和粤赣军区司令部，湘黔边区的第二军团（贺龙部），川东北的第四方面军张国焘、徐向前部，川西的第四军团邝纪勋部，闽浙边区的「红军」总指挥方志敏部（全部约三十万人）。但在江西的所谓「中央红军」，虽极力挣扎仍不能抵抗政府军的进剿，在不得不作突围流窜之计，乃改组「红军」为野战军，预备打军事政治兼具的运动战与游击战了。这是一九三四年八月中旬开始准备，在十月即正式实施的军事编组。从此一泻千里，到处无法立足，原定在湘西箫克、贺龙盘据地区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先被国军粉碎，乃向贵州西逃，遵义会议後，打算入川去和张国焘呼应，也在川南被川军所败，而不得不退沿长江南岸西向逃入西康。最後连川西都立不住脚，只好冒越过草地的艰难而趋陕北与刘子丹，高岗合股了。
在战争和逃亡的艰险中，所恃以为维持和团结军心的重要法门，值得研究的是政工制度。
政工三大本领
在中共军队中与党分不开的政工制度，是军队中最主要的一环。在中共的文件中，对於军中政工制度，曾有这样的解释：「……政治工作是掌握部队、巩固部队、维系士气的工作，其重要性不在作战指挥之下。我们的三大本领：一打仗、二生产、三群运（即群众运动）。这三大本领是要政治工作来做好。……」（注：一九四七年九月中共冀热辽中央分局对出关增援林彪部队的指示，原件系油印小册子分发部队，曾为国军俘获传播并刊载当时华北报刊。）但因政工人员多为知识份子，日久玩生工作作风发生，下列缺点：一、军阀主义倾向（吊打、侮辱逃兵及其家属）。二、缺少民主作风，官兵间存有隔阂。三、深入下层工作不够。四、对党的决议，决而不行，行而不果。五、普遍疲倦现象，缺乏雷厉风行精神。为了改正此项缺点，中共特别提出：
一、开展部队「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改善士兵生活。
二、加强党部工作，严格党的生活。
三、参加土地改革，进行土改教育，加深官兵的阶级性。
四、改善部队教育，贯澈群众路线。
上述所谓「加深官兵只阶级性」【HGC：“「加深官兵只阶级性」”，原文如此。】，即尽量牺牲淘汰非无产阶级份子，所谓群众路线即以斗争方式消灭阶级敌人而上下发扬同阶级的友爱。另外即是集中士兵意见，变成领导意见，使官教官、兵教官、兵教兵。
五评与三查
同时根据群众路线创造下列运动：一、对新补入主力的地方部队，提出「丢背运动」，即以班为单位，相互检讨、说服丢掉逃亡思家情绪。二、在进行作战前，展开士兵「想办法运动」，使勇气与技术相结合。三、在官兵关系上，展开「五评运动」（评功、评过、评战斗、评干部、评思想）。启发士兵积极性与克服军官干部自骄自满脱离士兵现象。四、在土改学习上提出「三查运动」（查阶级、查思想、查立场）。与「诉苦、坦白、立功运动」。
中共军队，经过这类由党控制下的各项政治工作，和各种运动之後，尽管他们在江西和延安所裹胁的乌合之众，与未经训练教育的纯朴农民，甚至曾经受过共党迫害的农工与国军俘虏，也都不得不在他们的组织下去效死拼命和立功获「奖」。
参谋制度
有人以为他们一向就无健全的教育制度，也无良好的参谋制度，即不会编组出健全的现代化军队，其实他们把一切军事作战的调度计划，皆由苏俄有经验的军事人员作顾问，透过军队里的「党」来筹划决定，只把有关技术性的问题和临阵指挥，才交由职业性的中共军人提意见和负责，也就圆满达成任务。他们在井冈山才开始设置训练机构，曾在「红大」内设「参谋人员训练班」，但事实上的基本方针和参谋作业，早就是以俄国的「教程」和「条令」为标准，参谋人员除部份是俘掳国军干部临时利用外，主要的人员即以陆续归自莫斯科的训干部接替。
动员与参军
在军事动员的业务上，由江西建立「红军」起，他们即已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从事把握阶级路线，以农村基本群众——贫雇农为基础，由党的干部为核心，而推行地方性的煽动与强廹的「参军」运动——所谓「志愿兵役制」在当时并无此名称，更无所谓制度。一定要如中共今日说有「兵役制度」，则只有由农村起的清算斗争与「分土」「翻身」……等过程而被逼加入共军的「参军制」。凡此工作，皆赖政治工作配合党的指导而推进。
一九三一年中共在江西农村与城镇成立俄式「中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各个地方「苏维埃」时，正与外蒙、东蒙（呼伦贝尔）、新疆（盛世才）的俄式自治政权，先後遥遥相对而成为俄人在中国的第三个孪生子（这即俄国侵略中国领土、干涉中国内政的铁证）。这时中共的党和青年团与地方行政组织，在正规的红军之外，曾全面性的动员人民，编成各地方性的「赤卫队」（後扩充为「赤卫军」）、少年先锋队（十四至十八岁青年）、儿童队、妇女队（以後又增编情报队、破坏队、运输队、担架队），以及全面普通性的戒严组织——递步哨（凡属道路交通、关卡隘口……不分距离，全面设哨盘查行人及搜身与逮捕所谓可疑份子）。由少先队、儿童团、妇女队、或老翁老妇不能参军的农、工等抽调轮任，自备伙食（这时还无正式的民兵制，以後即由民兵代替）。当军事甫定或军情紧急时，更为残忍严密。
在中共严刑峻罚与清算斗争的恐怖暴政下，良善人民，为了获免暴行和保全身家，又加以「立功有奖」的伪装鼓励，以及共党的互相监视检举报复制度，农民也不敢不接受任务。
这类制度在江西支持中共的「红军」，行之有效，抵抗国军的五次围剿也发生作用。以後在陕北、华北、东北和全面占领大陆时镇压民变亦如是，直到韩战停火，内部反抗势力已镇压消灭，基层政权已巩固严密，全国军事管制度才撤销，而改用公安部队和民兵来镇压人民了。
二、利用中国抗日掩护共党扩军
一九三六年（民廿五年）中共利用中国人民民族主义的热情，渗透入东北军部队内发动西安事发。在莫斯科的指示下，又由周恩来说服叛军，用和谈的方式，获得政府给与八路军的合法名义，与经常的军费和补给，又再回头在拥护政府的口号下公开正式的明密活动，深入全国社会各阶层及政府各部门，布置颠覆组织，由此大量扩充军事武力。
政府收编以後尽量渗透发展
按照当时政府给予的编制是八路军下辖三个师，每师四个团（其中一团是补充团），分属两个旅。但中共在实际上并不遵行此项编制，除了按月领拨经费外，原占领地区仍旧以铁幕封锁（只许共党进入政府区，却不许政府方面人员与人民进入至共区），他们除表面上用政府所发表的师番号外，师以下的编制便因地因时自由变更与扩大。主要的是向华北和黄河下游地区与长城内外各地乡村尽量渗透发展。在原有的每团内抽出一营或一连至二三连，编成独立的「支队」与大队，与「队」。向各地乡镇和重要战略据点伸入，反客为主加以控制和从事党性的政权建立，再扩大成团成旅或师与纵队。同时对地方旧有的社会领导份子先加以游说，使其徘徊迟疑於中立和亲共之间，再以威胁、利诱使供驱遣，最後才「追掘老根」，再加清算屠杀。对贫雇农与青年，则以反日爱国为宣传而加以说服参加组织受训，扩大地方上的新生力量，把地方上历年农民防匪自卫的一切新旧武器全都没收改编，由此他们的地方政权与武力遂像滚雪球似的长大起来。小至中队、分队、大队、支队、独立团，大至师、旅、纵队等等如雨後春笋般的到处皆是。但是控制所有武装部队的基层力量，使不为党外所左右而又能化整为零、化零为整的不至瓦解分化，其向心的动力，除了政治工作制度外，就是共党秘密安置在每连每排或每班以内的「党小组」。
党小组的核心作用
所谓党小组即是以秘密党员从每班的士兵起，以三人或三人以上为一组（党员不敷则只派一二人甚或只控制在连排内），在每班内的党小组（党员多时可能达两组以上），由组长领导，并不一定为班长或排连长所知悉（即知悉亦是合法的）。其作用在使战斗工作、政治工作、团结工作、监视工作，打成一片，把班长对每班内凡有关新兵教育、军纪维持和战斗警戒、分散退却、化整为零、集中收容、化零为整……等任务，都可补班长耳目之不足。每一士兵乃至每班土兵都形成每班每排的活动细胞，使每班的力量可以发挥到等於敌人的一排一连。同时上级的「党」也因党小组的连系，就直接了解和掌握到每个基层的士兵（因为通常这小组内的组长，可能即是上级党方派来的干部）。中共之所以能自江西逃窜到西北，迭遭各地民间武力打击和政府军的追剿而不完全瓦解，与这个组织有密切的关系。以後在政府区内和日军後方真空地带能从容发展掺透成功，也得力於此（他们连自己的基层部队，都用渗透控制，何况对敌人）。
取得合法地位扩展情况惊人
他们在军队的政治工作中「打仗」（即鼓励敢死吃苦的士气）、「生产」（自给自足不怕封锁）、「群运」（兵源、粮源、情报、基层政权），「三大本领」配合下，加以军中的党小组的核心动力作用而渗透、发展、扩大。从此中共在政府区域内便根深蒂固，像细菌一样的到处蔓延，使政府既不能制止，也无法在对日战争中又对中共作全面性的兼顾（因为渗透份子仍是口头上也在抗日，而常常是具有政府的合法身份的）。
同时，他们的主力部队，也请准政府扩编为十八集团军，正式归二战区长官阎锡山指挥。但他们并不和日军正式作战，只尽量向双方真空地带和後方农村渗透游击，因此也时时和国军後方部队冲突。至於渗透到二战区的薄一波等伪装份子，则几乎把全战区的新军都赤化叛变投共。至在江南地区由政府委任的中共新四军（叶挺部），本来核订的编制是四个支队，兵额五千人，归三战区顾祝同指挥，指定任务是在日军的江南芜湖地区游击。但中共把部队正式成立後，却不理这些任务与命令而只专事扩充武力，搜缴民间自卫武器，偷袭国军後方部队，因之部队愈大，给养也愈不敷，更间民间搜括，於是和当地国军的冲突愈剧，日军因之更得向华中地区深入，直到抗战结束，已成中国心腹大患了。
抗战中孕育成中共庞大军力
在此时期中，共军因发展过速，各地编制亦不统一，除正规主力的师、旅以外，纵队、支队、独立团、营……，形形色色，极为复杂。到一九四五年，据中共自称控制人口已一亿，兵力已达百万，民兵则为二百二十万。（注：新华社与中共多种文件皆有同样夸大宣传。）在东北、华北、山东先後获得苏俄大量军火直接补充，名称与编制也才逐渐整理统一，一九四六年正式成立野战军区及所谓「人民解放军」。以纵队为战略单位，放弃初期以游击战为主的作战，而以运动战为主。东北的每一个纵队之下辖三个师，师直辖团（另有独立旅编制，略同於师而较小）。关内的纵队之下辖三族，旅以下辖团。每师（旅）约四千人，每纵队约一万五千人，但实际兵额约为四至六成。以华东区陈毅的纵队编组较大，略同於东北，每纵队约有二万五千人，纵队之下直属有炮兵团、骑兵团、通讯兵连等。另有快速纵队，车辆、燃料全系俄方由旅大方面直接补给，经海运到鲁北、鲁南登陆，其他军火亦然。但以东北、山东、华北、西北……各区同时比较，仍以东北林彪部装备最优，有日式、俄式各种新武器之外，尚有战车、山炮、野炮等。另更编有独立使用的七个机动团，三炮兵旅和协同作战的日共、韩共、蒙共的精锐部队。以後陆续获得国军丧失的武器，更增编大量的炮、工、及战军等独立单位。但步兵师的编制，一直到一九五○年底参加韩战，仍是每师三团，每团三营，每营四连，每连三排，只是在师与团营的直属部队和特种兵单位更加强化，如一个团部的编制，除直属的政治、参谋、供给三个处之外，还有三个营、七个连（亦有部份例外，如西北区的一野及国军投共部队）。
地方武装与土共的作用
除这种正规部队之外，各地还有不常参加主力作战，而只配合第一线正规部队专作游击、破坏、搜括粮食物资、建立地下仓库……工作的另一类地方土共，如所谓「河北支队」，冀鲁豫区范筑先纵队、黄河支队，豫东的魏凤楼、金绍山，豫西的孔从周等，这类别动性的地方恐怖部队是随时编组，随时合并，兵力亦大小不一。此外如陈毅所指挥的两广纵队，则为马歇尔调处国共和谈时应周恩来之请由粤北调的两广土共扩编而成者。此外还有代表党政而向农村地主、小资产者，执行清算、斗争，开辟兵源粮源的「农民协会」、「抗敌委员会」（官式的动员机构）、「武装工作委员会」、「轮战队」……等，这类都可列入民兵性质内的地方性暴力组织，是因地因时而随时兴废的，但其作用则甚大。
在同时期中，冀、晋、鲁、豫、苏、皖各省农民，为了反抗中共的暴政，也纷纷组织地方自卫武力，如山东河南的红枪会，豫东、冀南、鲁西的连庄会，山西的铲共队，豫北的自卫团、自卫队、豫西的民团，苏北皖北的人民自卫队、义勇队、还乡队，胶东的地方保安大队……等，但因多系临时激於义愤的民间自保自卫组识，面临强敌，後无支援，亦无政治理想的号召和普遍性的团结与联络，闻有与国军配合行动者（如胶东），亦有与国军互不相照者（如豫西），故结果皆悲惨的被接受苏俄驱使的中共武力所消灭。（注：作者任职三人小组之北平军调部及南京国防部时所得阅之参考文件。）
但吾人不可忽视者，即凡有地方性农民抗共武装之地区，共党即难发展地下渗透与武装土共组织，尤其是配台民兵与游击队广泛深入政府地区的「武工队」无法展布。
武装工作队
所谓「武工队」，是中共在「占领」新地区後，或将要进攻的敌人区内。为了适应未来不可逆料的军事失败，或急应第一线的临时需要，必以快速方法建立地方武力——包含民兵与地方军——工兵，用来对内镇压人民反抗，对外支援前线作战，由地方的党干和军干与政干和平时先已潜伏勾结的地方土共……混合组织而成。它并无直达最高极的系统，也不是正规性的永久机构。但在中共占领或控制每一地区时，它是兼负作战、渗透、破坏、暴动、宣传、造谣、分化……与代替地方党、团的武装间谍组。消极方面也是联系前线主力作战与後方党、政、军推动工作的枢纽。在作战期中，无论是先於正规军向敌方渗透或是後於正规军脱离敌人的追击，作牵制扰乱的工作，以及破坏交通、组织群众、打击敌方的小股扰乱……等工作，都是「武工队」的责任。（注：中共华东人民出版社罗伽著「中国革命的武装斗争」第六四页。一九五四年版。）
三、军区与民兵制度
建立战略地区分划俄式军区
在八个年头的全国抗日战争中，据中共自己各书刊的报导他们『在东北、华北、华中、华南、西北……十九个省份建立了十九个「解放区」，……全国最重要的战略地区，所有最大的城市，均处在八路军、新四军等控制和包围中。全国几千里海岸线和重要港口，均在控制和活动范围之内……从战斗中生长、壮大、建立和巩固了广大的解放区为以後大反攻创造了战略基地，并做好了准备。』这就是中国对日抗战对中共的辉煌帮助，他们如果不在此时已秘密地做好了包围「全国最重要的战略地区和所有最大的城市」，「为以後以大反攻创造战略基地的准备」，中国政府不会在以後这样容易的退出大陆的。
在上述的所谓「解放区」内，中共最重要的历史性措施，莫过於知一九四六年起所分划的俄式军区制下的民兵制度。这是中共在政权下建立总动员基础的重大事件，也即所谓「隶属於军区领导之下的不脱离生产的人民武装组织」（其任务为甲、难持社会治安（配合共军及公安部队对人民施行镇压搜查）；乙、保护生产建设（如保护铁道、桥梁、电线、仓库、工厂、矿山、森林、水利工程……）；丙、实施军事训练，准备动员，为正规军的第二线部队）。
动员补充程序
在一九四七年初，因美国派马歇尔来华调处，国共双方停战，中共乘机重新补充整编，在喘息甫定中，把占领区再加调整区划，加速动员。共军区司令员，统由野战军司令员兼任，其划分所占领地区为九个野战军区，下辖三十个军区，八十三个军分区，每分区辖四至七个县，每县有大队，军分区有独立团或营。军区有旅或团，都是补充野战部队之用，有时亦急廹的直接参与野战军的重要战役，不另拨补（与一九五○年八月以後至一九五四年军区制的实际情形较有差别）。其动员民兵的补充程序，为省说明计，有如下表：（注：国府国防部出版「共产远东军事」一九四七年版。）
一、兵源补充是用递次升级方式，由民兵起即负作战任务。
二、必要时後勤部队亦参加野战部队作战。
这个民兵制度在中共的建军史上曾占最重要的地位，毛泽东曾这样说过：
「这个部队（指野战军）之所以有力量，还是由於民兵的武装群众组织，和它一道配合作战，在解放区，一切青年、壮年，甚至老年的男人、女人……在不脱离生产的原则下，组织在人民自卫军之中（即各县军区部队），自卫军中的精干份子除加入军队及游击队者外，则组织在民兵之中。没有这些群众武装力量的配合，要想战胜敌人，是不可能的。（注：见毛泽东「论联合政府」。）
毛泽东的这一段话，正是一篇证明在中共控制区域内实行军国主义化「全民皆兵」的供状。在他们把一个国家内的青年、壮年、老年、男人、女人……都归纳於既要生产，又要打仗的组织中，试想这个国家还成什么样子？
民兵递升制度
当时朱德对这个民兵制度的好处，更有下列的说明，（注：朱德在中共第七次大会中的军事报告。）他说：「……我们学会了组织民兵工作（指从苏俄学得），这件事情其意义的重大是不可限量的。民兵一组织起来之後，就配合正规军作战，或自己独立作战。解放区人民的生产运动，民兵的保卫功劳很大（指强廹劳役与监视）。民兵的联防作战，亦在许多地方组织起来，这里看出民兵向地方军转化的端倪。同时民兵自卫军还担任普遍的生产任务，这样使战斗与生产结合，改造了农村的一切旧形态……我们提出主力军、地方军，民兵互相结合的原则，这样造成了三者的有机连系。……」
毛、朱两人的言论，当然还不便把许多不好意思说出口的内容暴露出来。不过虽然中共在已建政权的共区，和随时易手的游击区已有各种临时性，特殊地下性的武器组织，但在正式的行政机构中，至今仍以民兵制为经常不变的正式组织，事实上，也即是在新占领区巩固地方政权和扩军的基本组织，亦补充野战军——主力部队的根源。它既能配合主力进行游击，又能参与主力军对主攻点作头二三波的冲锋，有时民兵不敷，甚至鼓励民兵後面的担架队、运输队都参与人海冲锋。共党对於使用民兵参加主力作战的理由是：「民兵是经过对地主、富农、资产阶级斗争阶段而分得土地与果实的贫雇农，当为保障自己的利益而战，也就是武器保田运动。」民兵在参加此类主力作战之後，如果胜利，自然很决的可能升为主力部队，加强装备。即令失败，共党也常常自我宣传认为胜利——即「胜利的转进」或「胜利的消耗了敌人」……也可获得荣誉的递升。其实不过是中共在大量牺牲後补充部队与扩大武装的一种方法而已。这类递升制度——亦名「转化」之先，当然也必须经过整理、巩固、教育、审查……等程序，俾把民兵中所谓剩余的（还未战死的）保甲长、天主教、一贯道、中农地主……等阶级成份不纯和历史不清的份子剔除。
朱德对於以民兵配合主力作战的成就，曾有如下的说法：（注：见朱德论解放军战场。）「……一、可以实行内线与外线的灵活作战。二、可以实行很灵活的包围与反封锁。三、以解放军的集中，打击敌人的分散；以解放军的分散，袭击敌人的集中（所以对於已被击溃的共军，也不可疏忽）。四、更可以民兵和地方军围困敌人的孤立据点，再以正规军伏击敌人援军。」
在中共的这种「参军」动员方法下，经过民兵阶段而递升转化为正规部队，已成为共区极普遍的现象。所以中共的军力，在迭经大战，牺牲惨重之後，仍然实力存在，甚或更加扩大，如果真遇胜战，取得敌人的补充和俘虏，兵力还更加增强（此即中共自夸愈战愈强的内幕原因）。
全面变乱後的参军规摸
一九四六年五月，中共全面发动内战後，所占领的西北、华北二百八十个县中，单春季参军运动後，平均每县的需耍目标为三千人编入民兵，总数即有九十万人。同年十二月中共广播：冀鲁豫区十一县新兵五万人中，经审查合格入伍者三万七千人。他们自夸主力部队的补充数额不仅在人民踊跃从军之下满员，而且扩大三分之二。但在民国三十六年（一九四七）秋，关内共军迭遭失败，地区缩小，军情紧急，伤亡重大，由农村到城市都举行参军运动，当时中共广播，在哈尔滨市区，人民「参军」者二千多人，「参战」者三千多人（已受训练者）。这类比率就比上年的增高。根据中共自己的报告，（注：中共军委会武装部队资料组的报告。）仅太行山区的民兵，在几个月的反攻作战中，参加人数就达四十五万之众，单独作战了六百六十多次。由太岳军调来的「远征队」，亦达一万五千人以上。足见民兵在紧急期中的作用。
新的民兵成份，在发动「参军」运动时，即已规定党员须占十分之五，村干十分之二，人民十分之三。并号召「村干参军，党员带头」。在发现士兵中「充满思乡病」时，则以「土改学习」和「思想训练」控制之。此外也尽量争取敌人俘虏编训以补充缺额，立功即予升级和奖励。
为了解决经费困难和物质缺乏的问题，「党」又决议号召「建立不吃饭的兵」——即自己生产，不在军费内负担，此所以毛泽东必须使民兵一面生产一面打仗，建立一种外间所称的「生产军」，内在作用就是由人民既出力、出粮、出劳力，还要送命而已。
民兵组织的两个新系统
中共在一九四七年对於「地区」、「生产」和「壮丁」的三个严重问题曾有精密的检讨，他们认为：「……华北经八年抗战民穷财尽，因此我们（中共）只能养兵百分之点六。边区（指陕北）仅能养百分之点二，最好地区也只能养百分之一而已。在全解放区内，我们已有人口一亿六千万（这是中共当时对内宣传的夸大之词，实际当时国共双方战区均在流动未定之中，但被中共真正赤化区域人口不过几千万左右）。如以壮丁比例二十比一，则为八百万人，如徵出兵员百分之六应得四十八万……。」（注：国防部所接获邱清泉兵团一九四七年七月俘获中共在豫北检讨会的会议记录。）但按之实际，中共当时各军区所强徵之民兵已超一百万以上，足见当时人力缺乏与经济和粮食缺乏的程度。为挽救此种危机，故中共中央局决定：一、消灭无裨益於作战的资产阶级与富农地主，以其果实补充作战经济。二、扩大解放区——开辟第二战场，向政府地区发展求兵、求粮、求战（亦名「三求政策」，「求战」之意为向国军及民间求补充武器弹药）。（注：当时刘伯承南窜大别山区时对部队的训话（俘虏报告）和中共开辟第二战场的广播。）这时中共把民兵的组织划分为二：一为与正规军主力编制相同的民兵，由连到团都有正式指挥机构，中共称之为「基干团」，又称」子弟兵团」，或「野战民兵团」。鲁北、鲁西南即编五十个团，太岳军区（在山西）即编三十六个团，太行山区编十六个团，吕梁山区（在山西）编十二个团，其他东北、华中、西北均照人口数额分别编组，归各野战军更番使用。一为自卫队，等於後勤部队，专支援前线。编制为大队、中队、小队、不分散使用而是集中於各野战军之後，作各种武装的後勤业务，随军推进。亦即在战事激烈紧急时的「人海」战术资本。（注：一九四七年国防部军闻总社发表之资料。）
中共政权成立後的军事变革
这时中共已将各地区部队，正式编为四个野战军，一个华北兵团。在一九四九年正式成立政权後，根据共同纲领二十三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民兵制度，保卫地方秩序，建立国家动员基础，并准备在适当时机实行义务兵役制。」从此，中共对於负责民兵制度的军区便在共区更普遍的根据此项法节而具体区划组织起来，并由所谓中央军委会的「人民武装部」统一指挥。为了便於强奸民意不离所谓出自人民「志愿」的宣传起见，并在各大小军区成立「人民武装代表大会」，选出「各级人民武装委员会」，下面由村到边区另设各级「民兵指挥部」及「自卫队部」办理其事（参阅附录民兵组织条例）。在一九五三年「抗美援朝」将结束时，据东北日报八月二日才透露：「东北全区民兵，除补充正规部队不计外，仅参加担架队和民工队者即达七十一万五千人。」其他全部数量，当更惊人。仅据中共南方日报资料室一九五○年十二月十三日的统计（这时正是中共开始正式不宣而战进攻联合国军之时），东北区民兵为一百九十二万四千一百余人；中南区为一百四十八万人；华东区为一百四十五万人；西南区为三十二万四千人；西北区为二十万人（内有陕北老民兵八万人）。但在一九五二年（民国四十一年）上半年为止，全部大陆民兵数字：东北已达二百二十一万五千六百人；中南区已达一百九十八万三千二百一十人；华东区一百八十二万四千四百人；西南区八十七万四千五百一十人；西北区五十六万八千六百四十人；华北区一百八十六万五千四百人；内蒙区十八万四千人。（注：中共中南区人民武装部通讯组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七日公开报导。）但这个数字并不包括一九五二年以前已参战和留後方勤务与地方警卫人数，已和中共要把全国民兵发展到人口百分之五的标准相符，即是在四亿七千万人口中，民兵须有二千三百五十万的数字。如果照六亿人口计算应该更多了。
此外中共在充实和加强民兵制度，和为国家总动员预先打好基础，曾在一九五四年六月颁布一种「劳卫制度」。意即「准备劳动与卫国」。先由中等以上学校实行，其内容当在文後再详为介绍，总之，它仍不离属於中共的一种平时军事组训制度之一，也是值得注意的。
中共在当政府正式委任的合法时期中，其兵力的发展，有如前述的惊人成就。虽然他们始终不离是用暴力强廹的方法，但比之在叛变初期，只能渗透不能公开的困难，有天渊之别。此时在各地区用武力所建立的地方政权，也随着武力的发展而把地区扩大，直到一九四九年控制整个大陆。但在参加韩战中，才觉悟到过去时期的武装力量不能跻於国际水准之林，於是才在「正规化」、「现代化」口号之下，亟图改革军制。
这时中共的所谓宪法已公布，但在此以前先由「副总参谋长」粟裕在「八一」建军节发表论文，提出「加速我军现代化建设，必须实行统一编制、统一装备、统一训练、统一纪律、统一制度」的暗示，接着聂荣臻更在所谓「一届人代会」上说：「现代化的军事建设难，然重要的是兵器装备改革问题，但又不只是一个兵器装备的改革问题，而是一个由低级阶段到高级阶段的伟大历史转变，必然要引起组织制度等一系列的改革。」事实上中共如没有苏俄的兵器装备，和代为储备的参谋人材，单是纸上的组织制度改革，仍不过自欺欺人之谈。但苏俄为要使中共军队成为可以统一指挥、统一教育、统一纪律的附庸部队，岂有听任中共的长期纷乱落後，而不要它先把组织制度和俄军「统一」然後才便於统一补给之理？所以第一便先在最繁维而不易办好的兵役制度上着手。
兵役制度的改革与准备
兵役制度的改革和准备，是从一九五三年春即先加强实行「普遍民兵制度」做起，目的便是在义务兵制上预下工夫。先由周恩来在一九五四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建立强大的现代化的陆军、空军和海军，我们就必须逐步实行义务兵役制」的话来呼应中共一九五四年九月由「政务院」所颁布的徵集补充兵员的命令。这次徵集补充兵员的办法是介乎过去所谓「志愿」参军和未来的正式徵兵前的过渡办法，也就是为徵兵制度先打好基础。其作用和先一年推行的「普遍民兵制度」的意义相同。但其方法乃采用「自动报名」方式，即参军时代的「志愿应徵」的别名。事实上命令公布以後，曾大力的准备三个月，到一九五四年十一月才开始实行徵集，但仍不免一来就硬性的规定如：「一切有关兵役的政策、方针、任务、时间安排等必须由『党』来亲加适当的安排，而且要动员各方力量协助完成。」「青年团要动员团员、民兵和青年积极份子，要以身作则带头，民主妇女联会要动员母亲们、青年妇女们，用骨肉之情劝导自己丈夫、儿子、兄弟去应徵。」此外兵役机构和各级行政干部要用各种方式发动响应、保证，并成立「新兵招待所」、「新兵训练营」等补助机构。（注：见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中国青年报及十一月一日人民日报社论。）足见其进行竟是十分的不顺利与困难重重。所以十一月一日人民日报社论为此不得不垂涕而道的指出：兵役制度的改革，是由於过去的志愿兵制，造成了目前军队的三种危机。第一是後备兵训练补充问题，目前作为後备兵源的民兵，数目虽大，由於地方勤务过多，未经过现代化训练，补充部队不能即刻作战。同时在常备兵中，多数都已老大体衰，到了退伍年龄，至於参军的壮丁，也多数是情绪低落，不能担负现代战争的任务。第二是中共有意实行精兵制度以减少宠大的军费支出。第三是「志愿参军」的士兵，没有退伍的期限，只好牺牲家庭不顾妻子，是共军士气低落的原因（聂荣臻在人代会也作此同样的报告）。不过他们还有一点不好意思公开说出，便是成立正式的徵兵制度後，更便於把过去不成文法的强廹参军的「志愿兵制」变为今後合法负担的义务兵制，理由是在「宪法」规定下的义务。
其实，如所周知，中共在中国对政府变乱时期，因为既无正式政权，也无固定领土与人民，当然不可能按步就班的依法徵兵。而当时他们还拿反对政府徵兵的口号以困扰政府的对日抗战。当然中共此时自不好意思提出他们要徵兵的话。也就乐得实行流动式的就地参军的办法，也就是历代流寇的「就地裹胁」，不过方法更加进步而已。
新兵役法等於具文
新的兵役法，是在一九五五年二月公布，同年七月三十日由一届「人代会」通过实施。把全大陆十八岁到二十岁的青年皆徵调入伍。但在一开始实施，在中共「国务院」的命令中就规定：如个别县份因条件特殊，要徵集多一岁的年龄时，只要得省兵役委员会的批准即可，徵集地主要在农村，但在省辖市也徵集一部份。（注：见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长江日报。）此外「国务院」又临时规定了许多缓徵条件：如一、正在高中和相当於高中学校学生年满十八岁的。二、厂矿中三技以上的技术职工。三、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主任、主任会计、新农具手。四、区以上「国家机构」、「人民团体」和公私企业、学校等单位中的二十一级以上干部。五、乡党部支部书记、乡长、农业生产合作社会计。由市、县兵役委员会根据情况，需要决定应徵或缓徵。（注：见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日云南日报。）又如有些地区「国务院」或各级「人代会」的命令也可规定免徵，如广东海南区就有五县（注：见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南方日报。）照这一来，全国至少应有九百万到一千万人该在缓徵之列，因为二百万个以上农业合作社以及全国高中学生、全国国家机构、人民团体的及龄青年（即共干）都在内。至於由「兵役委员会」决定下的弊端是更不必说了。这样，可以证明所谓「兵役法」也者，其伸缩性之大，是可以由上至「国务院」当兵的，只有共干以外的「人民」了。至於兵役法并明定「国务院」有权延长军士和兵的现役期限，「国防部」有权改变军人的现役期限，则所谓「兵役法」的服役期限，还不等於具文？事实上只看共党的需要，一切都可以由周恩来、彭德怀变更的。尤其是正式的兵役法都已在大力推行之际，各省党部和行政机构却并不真正以人口数字来公正的用抽签决定，仍是用参军与强行「普遍民兵制」时的开会方式，以「大会压」「小会挤」来推行动员。另外工、农、妇女、居民……等会仍分别推行鼓动、挑战等粗暴强迫手段。这就反映出中共今天的兵役法仍未现代化、正规化，仍是一套宣传。
正式成立工国防机构
其次为国防机构的正式成立。这是在政权建立後六年所谓「宪法」颁布後半年才把二十年来不正规时期从事「游击战」「运动战」的「军事委员会」改组为「国防委员会」。另在国务院内设一「国防部」。这个「国委会」是根据「宪法」四十二条「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的规定而成立的。在十五个副主席、八十一个委员之外还有总、副参谋长、训练总部部长、总政治部主任、总干部管理部部长、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总後勤部部长、财务部长等设置。同时撤销原有的「人民解放军总部」，而由国防委员会直接统率陆海空军各部队。但说到国防部，本来照国务院的主管职责第十四项规定，国防部的职权是「领导武装力量的建设」，看来似乎好像是主持军政事务的。但对该部另外又规定「接受国防委员会的命令与指导」，可是再一对照国防会的权责，关於教育训练、後勤补给、军费筹拨……等等，仍归该会主管，另还有总揽计划作业，确订全面指导方针的参谋总长及其庞大的「办公厅」，是军政、军令兼管的最高机构，则国务院下的国防部，最多不过是该会间接所属的一个执行机构，但一细看委员会内八十一个委员中，除极少数的数名投降军人点缀门面外，差不多都是兼任中下层实际执行主管的军人，则国防部的空洞可想而知。至於国务院本身，照规定一切业务又是要受「全国人代会」刘少奇的「决定」，法令则须经它的「通过」，才能执行，其中互相牵制矛盾的现象，正显示出幕後的复杂背景，和中共集中军事权力於最高阶层的证据，而又暗示着不一定是在毛泽东一人之手。何况照规定另外还须接受党中央政治局的领导，而该局照共产国际的规定又是经常驻有代表监督的。但「国务院」与「国防会」……等各级军事机构还不免派有「顾问」常驻，则真正主持中共「国防」、「军事」的是谁呢？
一九五五年八月一日人民日报即公开的暴露出这样的忧虑：「……军队正规化後，军官产生了反对政治的倾向，他们重视技术而轻视政治，在用人方面，重视文化技术水平，而不问政治条件。」其实，问题决不仅如此简单的。
由於经济困难退役多过徵召
紧接着所谓军队正规化之後，是年七月三十日并发表由八月一日起把大陆各专区和县公安部队一律改编为「人民武装警察」，直属各级公安机关建制。其原来担负「逮捕」、「看守」、「押解」人犯，及机关警卫、搜捕「土匪」、维持治安、看守专区与县级劳动改造「犯人」……等任务，同时移交「人民武装警察」，统一指挥、统一管理。并在省「公安厅」内专设管理此项部队的机构。至於经费亦自接交日起，由国防部後勤部门，按原预算拨交「国家财政部」办理，算是暂时不属於军事系统了。
目前中共由於经济困难与所谓五年计划的遭受顿挫，已有逐渐把正规军数量单位急遽减少的趋势，尤以撤回北韩「志愿军」，其内在的原因即为减轻负担另行整训，其他理由皆是骗人的。自一九五六年起军队即退役多过徵召，一九五七年这个情形更加显著（可由中共发表的退役与徵兵各种数字中看出来）。在各省与各军区的驻军单位和番号与数字上，证明内地驻军的数量，自一九五五年秋即均普遍减少。对於地方治安与镇压反抗力量的任务，大多交给公安部队——即警察部队。大体看来只有五个地区的军队是比较庞大的。一为东南沿海的苏、浙、闽、粤、赣，重点则在闽省沿岸，装备提先「现代化」。二为北韩地区和中韩交界地区，是战略预备与防御南韩双重任务。三为滇桂两省边区，这是为控制北越与必要时对泰、缅有所行动。四为康藏地区，这是对镇压西藏人民的革命与康藏边区游击队。五为新（疆）甘（肃）地区，在新疆的是大部属於屯垦部队，兼负镇压大量强廹移民之责。在甘肃地区的则为镇压监示回族人民的反抗。这五个地区的部队兵种不同，素质各异，可以由其任务想像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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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中共三十年来建军内幕》，是以《春秋》杂志总第23-26期（中华民国四十七年）同名连载內容全文爲底本完成數位化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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