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事已高的斯特朗健康日益恶化，终于在1970年初住进了医院。她拒绝进食和接受治疗，直到周恩来亲自到病床边劝告她，她才答应与医生配合。周恩来下令通知她的侄孙前来中国，但为时已晚，斯特朗第二天就离开了人世。
1941年下半年，当德军逼近莫斯科时，中共领导人对苏联小组的态度更加不友好了，到11月底，发展成公开敌视。中共的高级工作人员不会见我们了。毛泽东借口工作忙，没接见过一次苏联记者，而康生则派人盯我们的梢。在这种不友好的情况下，我的任务是要与中国同志改善关系而又不放弃我们的思想原则。考虑到康生在中国共产党内的影响日益增大，这是件难办的事。
参与“一二•九”的燕大学生黄华和龚普生、龚澎姐妹等都曾出入斯诺的家，都受到红色宣传的迷惑。黄华和龚澎于一九三六年，龚普生于一九三八年分别加入共产党。斯诺夫妇协助发起的所谓“一二•九”抗日救亡学生运动，导致一大批爱国青年象黄、龚一样误入歧途，成为马列子孙。对此武际良写道，“由于海伦当时表现得十分活跃，北平学界不支持学生运动的北大学者胡适曾在一次教职工会上诬称：‘这次运动是由斯诺夫人发起的，不是拿了莫斯科的钱，就是得了罗斯福总统的资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