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对待外国老朋友，那可是没说的，要多好有多好。
就拿西哈努克来说吧，他在1970年3月，被柬埔寨内阁首相朗诺推翻，罢黜国王身份，判处死刑，只好流亡中国。当时正是文革时期，自己都有点自顾不暇，但官方对他的待遇依然保持在最高水准。
中国政府提供给他的官邸，是前法国驻华大使馆，厨师是从上海请来的西餐名厨郭万棠，保健大夫是北京医院的金玉如。金玉如率领的医疗专家组除了负责一般疾病防治外，还为亲王制定了严格的饮食计划和健身计划，包括对亲王的体重也有明确的要求：最好是73公斤。
至于道义上的支持就更不用说了，当年5月5日，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就在北京宣告成立。在这个特殊的流亡政权中，西哈努克亲王任国家元首，宾努亲王任政府首相，在柬埔寨境内作战的乔森潘任副首相。
相比西哈努克亲王受到的优厚待遇，其他一些同样被称为老朋友的老外们，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马海德是1936年和斯诺一起到达延安的，他担任了八路军的卫生部总顾问，1949年之后又第一个加入中国国籍。照理，这样的资历要算很深厚了，但文革期间，马海德仍然被怀疑为外国间谍，遭到抄家，所有的英文信件、资料，包括当年毛泽东的病历等资料全被抄走。从那以后，马海德被人24小时监视跟踪，家中的电话被窃听，家门口还有暗哨盯梢。
更令马海德难堪的是，他亲自筹建的麻风病研究中心，被无端污蔑为“修正主义的窝子”，麻风病防治队被解散，他也被调到北京阜外医院，成了一名治疗皮肤病的普通门诊医生。
当时，曾有朋友建议马海德带着妻儿离开中国，回到他真正的老家美国去，但马海德拒绝了这个建议，他说：“我爱这个国家，我爱她的人民。”
当时，另一位老朋友、新西兰人路易·艾黎也被怀疑并遭到迫害。幸运的是，宋庆龄站出来帮助了他。1968年8月31日，宋庆龄冒着风险为他写了一份证明信。宋庆龄列举了艾黎对中国革命的种种帮助，他支持抗战，创办工合组织，为和平奔走，是和白求恩大夫一样的国际主义战士，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因为这封信才让艾黎免遭了许多厄运。
另有一些外国老朋友，像斯特朗等人，他们既是文革的受害者，也曾是文革的积极参与者。比如和马海德一样在革命年代来到中国的美国人阳早、寒春夫妇，他们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后来被誉为“外国专家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题目是《给外国专家局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写道：
为什么在世界革命的心脏工作的外国人被推上修正主义的道路？是哪个牛鬼蛇神指使给外国人这种待遇的？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不论他是哪个阶级，不论他对革命是什么态度，都受到“五无二有”的待遇：
“五无”：一，没有体力劳动；二，没有思想改造；三，没有接触工农兵的机会；四，不搞阶级斗争；五，不搞生产斗争。“二有”：一，有特高生活待遇；二，有各方面的特殊化。
制定这种待遇是什么思想支配的？这不是毛泽东思想，这是赫鲁晓夫思想，是修正主义的思想，这是剥削阶级思想。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结果又是什么呢？
1.使那些要革命的外国人不能掌握毛泽东思想，只能在口头上说条条；
2.使革命的外国人革命意志衰退，滑到修正主义道路去；
3.阻碍在中国的外国小孩成长为坚强的革命者；
4.把革命的外国人和他们的中国阶级兄弟隔离开，破坏他们的阶级感情，破坏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我们认为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世界革命的原则的问题，我们坚决反对这种待遇。
我们决心要成为坚强的革命者，成为坚定的反修战士。为了把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我们决心锻炼和考验我们自己。我们的后代必须成为坚强可靠的革命接班人，而决不允许他们变成修正主义分子。因此我们要求：
1.以阶级兄弟看待我们，而不是以资产阶级专家看待我们；
2.允许并鼓励我们参加体力劳动；
3.帮助我们进行思想改造；
4.允许并鼓励我们紧密地结合工农群众；
5.允许并鼓励我们参加三大革命运动；
6.我们的孩子和中国的孩子，受到同样的待遇和严格的要求；
7.生活待遇和同级的中国工作人员一样；
8.取消特殊化。
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成为毛主席所要求的革命者。
大字报结尾，是一连串当时流行的革命口号。可以看出，大字报的核心内容是要求不搞特殊化，若不考虑那些文革式的口号和阶级斗争的思维，其表达的思想本身并无不当之处。
阳早和寒春的大字报贴出后，毛泽东做了批示。四天之后，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成了第一个参加造反派组织的外国人。不久之后，《人民日报》发表了一张斯特朗戴着红卫兵袖章请毛泽东在她的《毛主席语录》上签名的照片。
造反之风很快弥散到当时在京的外国人群体，他们建立起了“白求恩-延安造反团”、“国际燎原造反队”等组织。马海德知道后，不屑一顾地说：“要是白求恩活着，才不会这么胡来呢。”
马海德说这些造反组织“胡来”，并不过分。一个事例是：在当时突击进行的《毛主席语录》外文版翻译工作中，因为两位来自拉丁美洲不同国家的专家对某些词汇的译法产生了分歧，因而推迟了发稿时间，使西班牙文的《毛主席语录》的出版落后于其他文本。这件原本很正常的事竟然被上纲上线，成了外文出版社走资派破坏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大罪，“白求恩-延安造反团”为此特别召开了批判大会。
这些外国专家造反派的做法，和当时的中国造反派一样，也一度发展到了疯狂的地步。唯一幸运的是，这些外国造反派们没有像中国造反派那样，把派系冲突发展为真刀真枪的武斗。
文革的特点之一是，在复杂多变的形势下，斗人者很可能下一瞬间就变成了被斗者，而外国人的特殊身份又极容易成为怀疑的焦点。
1967年9月，在开始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后，外国专家中的一些造反人物，纷纷被冠以“五一六分子”、“国际间谍”之类的罪名受到批斗，有的被迫离开了中国，有的被抓进了监狱。
一度非常活跃的白求恩-延安造反团也受到波及，身为该组织主要成员的爱泼斯坦和妻子邱茉莉同时遭到逮捕。
爱泼斯坦的罪名是伙同他人阴谋篡夺对外宣传的领导权，夫妻二人的共同罪名是国际间谍。爱泼斯坦后来回忆说：“对我们始终没有正式的起诉，也没有正式的审讯。”
这番遭遇令爱泼斯坦的思想受到了很大冲击，面对监狱囚窗外的天空，他不断地询问“为什么”？他坚信自己是清白的，时间一定会还他一个公道。
出狱后，邱茉莉认为一切精神折磨统统都是错误的。但爱泼斯坦则为关押他的人辩护：“这种做法用来对付无辜者固然是错误的，但用在有罪人身上，则可以迫使他们招供认罪——从而捍卫社会主义。”
当年被关押的外国友人不在少数。一对外国专家的长女莫妮克从正在留学的巴黎赶回中国参加文化革命，结果却因为“带回淫秽书籍”（实际上是很普通的法国爱情小说）而被投入监狱达三年之久。
侥幸没被关押的外国友人，日子也并不好受。斯特朗的侄孙从美国来探望她，被外事部门拒绝，斯特朗写信给周恩来，要求到柬埔寨首都金边去见她的这个侄孙，也得不到回复。
年事已高的斯特朗健康日益恶化，终于在1970年初住进了医院。她拒绝进食和接受治疗，直到周恩来亲自到病床边劝告她，她才答应与医生配合。周恩来下令通知她的侄孙前来中国，但为时已晚，斯特朗第二天就离开了人世。
像斯特朗这样很有影响的老朋友尚且如此，其他在华的外国友人的处境就可想而知了。他们甚至连订阅《参考消息》的待遇也被取消了。1968年，上面曾下发了编号149的通知，目的在于切断外国专家的外文消息来源。
多年之后，邓小平在爱泼斯坦70大寿的生日聚会上问爱泼斯坦：你在文革期间被关押了几年？
爱泼斯坦说：“差不多有五年。”
邓小平说：“还不及我，我关了六年。”
2024-05-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