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习近平的意愿、能力和资格几个方面看，也许能多少了解一些习为何“自找苦吃”。习近平有强烈的愿望，希望在国际舞台上当一名呼风唤雨的角色。有人说，习如此热衷于调停，就是为了刷存在感，也有人说，他是为了改变俄乌战争的论述。此外，习近平对自己的能力超级自信，特别是在中东调停了沙伊之间的冲突之后，他的自信更是空前暴涨。

当局即使相信尊子漫画的信息“失实、偏颇、污蔑、误导”，但抵触了哪条法律？《国安法》生效差不多三年，若说违反了，根据何在？若有根据，过去三年，尊子天天在画政治漫画，何以不见执法，是谁人的错漏？若说抵触煽动法，那就更离谱了，因为该法从来有效，二十六年来，任由尊子不断“煽动”市民，除了保安局长和特首难辞其咎，中央领导小组及相关部门看来也责无旁贷。

专制国家以全民为敌、以世界为敌，从来如此。台湾人对中共必须有高度的戒心，而绝不能以为，自己释出善意，中共就必定以善意回报，完全没有这种可能。台湾除了出国去中国的游客要小心，在中国的台商尤其要注意。很显然，当年台商经历过的中共地方政府客客气气的经商气氛，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与台湾是哪个政党执政没关系；台商在中国的处境改变，根本的原因是中共自寻绝路。

我的结论是：1、中共永远不会放弃对青年一代的意识形态（洗脑）教育，这是世界左派运动从娘胎里带来的胎里病。即使是江泽民的中版“奶头乐”，也是一种控制青年思想的软导向；2、中共过滤信息、控制学校的意识形态教育培养了三类占青年主流的人：粉红思想群，处于失业贫困状态的政治爱好者与极端政治反对者。当然也会有少数理性思考者，但最乐观估计也就5%左右。

所谓国情包括中国城乡人口结构、中国制造业衰落、世界范围内人工智能正在逐步取代人力等各种因素。中国农村现在的经济状态，很难无限承接城市过剩劳动力；1220万返乡人员当中的绝大多数本就出身于农村，他们不是插队落户的城市知青，而是返乡青年，按照中国统计口径，农村人口有责任田，回乡就算“就业”。一言以概之，中国渐失世界工厂地位之时，上千万农村家庭帮助政府“消化”了这些失业者，否则中国的城镇青年失业率将不止20%。

显然，在这一轮东亚地缘政治角逐战中，“中国威胁”输惨了。导致惨败的真正责任人是推动“中国威胁”背后的北京执政者。不过，北京政府从来不承认自己是威胁，也不承认自己在东亚的失败，他们会把所有的失败都归咎于美国对华的打压和遏制。这不，两天前新科外交部长秦刚接见美国驻华大使，要美国深刻反思自己的错误。这种幼儿园小朋友式的思维和语言，让人除了摇头就是叹息。

破坏民意代表机构，官方不觉得难看，便再没有难看的问题。非常清楚，当解释政策不是要去说服反对的巿民，那堆说不通的道理是让你看到，这里就是不讲民主，甚至不用讲理，而是只讲立场-“爱国爱党”。只要“爱国人士”鼓掌欢呼便可以，其他人明白便明白，不明白也要接受，不接受也不得反抗，因为不要说示威抗议，香港传媒对政府稍有微言亦务必温温吞吞，避免卷入官非。

根据央视的说法，西方国家为了实现打压中国的策略，“窃取我国军事军工、经济金融等重点领域的情报消息”。中国国安机构在调查后发现，许多境外机构，特意淡化其外资背景，“规避中国法规的省查与监管”，借由“谘询公司等行业，窃取我国重点领域国家秘密和情报”。问题在甚么资讯算得上是“情报消息”，如果经济金融资讯都算是“情报消息”，那么所有谘询公司都有可能被视为间谍机构。

在我看来，事情很简单，当对方只使用暴力手段来对付你的时候，你就只能用暴力手段回应。所以要弄清楚的是，是谁先使用暴力的？就此而言，当然是政府先开枪，人民才反抗的。当时学生和市民最大的共识，就是不要挑衅政府，所以绝对不会有学生主动先对军队使用暴力的问题。事实上，北大教授，北京大妈，都是用身体阻挡坦克，没有任何暴力发生。是政府面对和平理性的人民，先采取了暴力手段。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当然会进行反抗，也有进行反抗的权利。

中国在五月初修订了《反间谍法》，将所有“关系国家安全和利益的文件、数据、资料、物品”纳入保护，相比之前“国家机密和情报”的范围要大得多，“间谍”的定义已被无限扩大。更重要是这些事件释出的整体信号：在中国，独立收集资讯面临的风险大大上升，即使是对企业进行“尽职调查”等相对常规的工作也是如此。这似乎很有可能对外资产生直接的寒蝉效应。

毛泽东，习近平一直以民族主义者自居，但他们看起来更像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皇权主义者。所以不要看他们说什么，要看他们做什么，关键是最后得到了什么。中共也敲过算盘。世界一哥山姆，不但硬功奇强，阴招也多。惯使民主、自由、人权等招法。这些招法动静不大，看似隔山打牛，但又尤如化骨绵掌一般，独裁政权一旦沾上，当时没什么感觉，过了几个时辰，筋骨寸断，非死即伤。

习近平如果发动战争，将面对亚太小北约的团灭。亚太小北约的总体实力不是共军所能够战胜的。就像拜登总统警告北朝鲜一样，一旦发动战争，就是共产党灭亡之日。习近平可以找普京去避难，其他的官员们往哪儿逃呢？老婆、孩子、钱包都在欧美国家，发动战争后还敢去吗？所以，阻止可能发生的台海战争，不仅是老百姓的需要，也不仅是周边国家的需要，更加是中共各级官员们的需要。

五四时期的毛泽东，还不是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徒，也不主张暴力革命。五四时期的毛泽东思想很庞杂，主要是无政府主义。五四运动爆发时，毛泽东在湖南。他和湖南的青年一道成立了湖南的学生组织，和北京的运动相呼应。在这一年的7月，毛泽东在湖南创办《湘江评论》，他在发刊词主张的是“呼声革命”、“无血革命”。中共说五四运动是反帝反封建，但是我们要知道，就在五四那一天，北京学生游行到美国公使馆门口，高呼的口号是“大美国万岁！威尔逊大总统万岁！”

卢沙野的撒野暴露了中国任命外交官的标准，忠诚和好斗是主要的，资格和修养是次要的。卢沙野的狂放和肆无忌惮，正好符合习近平大国外交的重要内核之一——斗争精神。王毅对习近平的大国外交思想有个专门的阐述，其中，要求中国外交官要有勇于担当、敢于斗争的使命，卢如此撒野显然是被习的大国外交思想所鼓励。当然，卢对习的大国外交思想也有贡献，比如，坚决反击对中国的批评，传播习近平的外交思想和获取国内民众的喝彩等。

从民主成分看，特区政府的地方行政已经一步退至旧时，甚至是回到区议会出现前，由港英政府一手主导地方政务谘询的殖民年代。眼下当局的布局，是以三类地方组织为基石，即分区委员会、地区扑灭罪行委员会及地区防火委员会，前两者都是70年代以来，殖民政权遗留下来的委任组织。特区政府即使不避忌讳，也该看到，由这些委任成员互选产生四成区议会议席，并由他们提名才能参加直选，由此产生的区议员与民主无关，只能是执政者权力的延伸，而执政者的认受性有多少，区议会就有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