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事已高的斯特朗健康日益恶化，终于在1970年初住进了医院。她拒绝进食和接受治疗，直到周恩来亲自到病床边劝告她，她才答应与医生配合。周恩来下令通知她的侄孙前来中国，但为时已晚，斯特朗第二天就离开了人世。

博古的儿子秦铁回忆说：“在延安整风的时候，父亲被整得非常厉害。父亲认为自己可能活不下去了”。“我手里还有一份父亲在1943年向中央政治局写的检查，里面有诸如‘罪孽深重’………之类的话，也可以感觉出他所遭受的压力。”

1931年6月21日，周恩来夫妇有事外出，行前再三叮嘱向忠发“千万不能出去”。但是，周恩来夫妇出门不久，向忠发还是按耐不住，跑到德华旅馆见杨秀贞。一见到漂亮女人，向忠发便像丢了魂似的，忘了自己身处危境，忘了周恩来的警告，坚持在旅馆住了一晚上。一夜风流后，6月22日，向忠发被早就守候在租车行的巡捕抓捕。

陈永贵的坦率不免让与会的专家们瞠目结舌：一个分管农业的副总理，竟可以完全不懂农业科学常识而让全国农业向他学习。有意思的是，在陈永贵讲话时，台上右角落里还坐着一个年轻人提醒他农业的统计数据和名词术语，与会者完全可以从扩音器里听到他的声音。

回顾一九五一年回国以来，每逢大、小政治运动都首当其冲。到头来，“贫归故里生无计，病卧他乡死亦难。”不堪回首的个人劫难也涵盖了半个世纪的家国之痛，是对一个“史无前例”时代痛定思痛的见证。

很多国人对毛泽东的真面目多少有些了解，但对地位仅次于毛的周恩来，则仍然被中共官宣的包装迷惑，误以为周“任劳任怨，鞠躬尽瘁”，特别是在文革中“忍辱负重”保护了不少人。然而，真实的周恩来绝非如此，反而为了自保，他可以“出卖任何人”，无论是他的战友、同事，还是他的“干女儿”孙维世、警卫，乃至至亲。

周恩来组建了一个神秘特殊的首都工作组，任务就是防政变。(网络图片)张民所著、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与首都工作组》一书披露，文革初，周恩来在毛泽东的要求下组建了一个神秘特殊的首都工作组，其任务就是所谓的防政变。其职权跨越党政军警各界，权力极大。书中说，文革初期，曾经有一个叫首...

中共原二号人物、总理周恩来的伪善曾经欺骗了无数中国人。中共原二号人物、总理周恩来的伪善曾经欺骗了无数中国人。随着历史资料的公开，周恩来以狡诈、奸猾、阴险凶残著称，他曾一手策划屠杀了投降国民党的中共前领导人顾顺章30多口人，连其救命恩人也不放过。周恩来恐惧死后被鞭尸，死后撒骨灰于大...

周恩来嫡长侄女、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周秉德撰写的《我的伯父周恩来》157页，记述了邓颖超在文革期间，得到孙维世被迫害致死的消息后，对周秉德说的一番话：秉德呀，你知道吗？凡是做了我们干女儿的人，都是苦命的呀！人家有人说我和伯伯有多少多少干儿子、干女儿。哪有那么回事？其实我们真正认了的，...

通过建政初期对知识份子的思想改造运动，许多知识份子接受了效忠的应该是中共和党的领袖毛泽东，知识份子的人格尊严丧失殆尽，中共初步加强了对知识份子思想上的控制。一些秉承“士可杀不可辱”的知识份子则选择了自杀或者逃离大陆。因为朝鲜战争的爆发，这一改造运动暂时告一段落；但是此后的中共并没有放过那些知识份子，随后掀起了对知识份子更大的摧残运动“反右”。

孙维世，1938年16岁加入中国共产党。父亲孙炳文是周恩来的早年战友，周恩来认了孙维世为干女儿，有红色公主之称。1939年到莫斯科留学，攻读戏剧。1946年回国，参加华北联合大学文工团工作，随军在陕、晋、冀活动。1949年12月，随同毛泽东出访苏联。1950年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

中共洗脑这些日军战俘，目的当然是为自己服务，而这些日本人在接受中共的说辞后，也都积极参加对日军的宣传工作，如书写日文标语传单，编写日文反战报刊，上前线喊话或通电话，接待日军俘虏等。他们在甄别日军俘虏时，会把不合格的士兵放回，审查合格的则送去接受洗脑、训练，之后再从事对日宣传或参加战斗。日本军部曾说：“八路军瓦解皇军的手段，最厉害的就是优待和释放俘虏。”

根据江苏、浙江、安徽等十几个省司法部门报告的数字，估计全国释放一万余人。中共军队占领南京后，原中共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亲自到杨家拜访，对杨帮助释放政治犯当面致谢，连说几句“救命恩人”。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首次访华，总统的法律顾问应氏曾向周恩来当面询问杨兆龙教授的情况。1975年，中共决定对“国民党县团级人员”实行特赦，杨兆龙才被特赦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