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需人手包括社会学人、经济学人、历史学人、运动人、政治人、商人等。
3.“建国学”：这是失败学的反面，但视野更宏大，触及的问题更多更复杂。要解决的问题起码有两个。首先，我们需要清楚提出香港独立的理由；国际上对此有一些不成文但很高的标准。香港人争取独立的理由已经很多很充分，但如何选择最重要的、如何表达，都有学问，要参考历史上的重要典范。第二，要取得国际上的支持，最起码要提出一个理论上吸引、实际上有可能的独立模式和大致的路线图。对香港的光复而言，最重要的参考包括美国、瑞士、爱尔兰、蒙古和以色列这五国的建国经验。其中，香港民主运动过程中从“和理非”到“勇武”的过渡、反共扩及“反蝗”、“大中华”转化到“港独”、引渡（送中）法例激化独立意识等现象，与在美国独立革命前夜里发生的事情比较，如出一彻；这个未了的平行，因而是香港人建构独立论述的首选材料。此外，在大国博弈中能出现小国独立建国、之后能和平稳定存在几百年至今、其存在对各方都有好处的案例—瑞士，更是一个能启示香港的终极出路的范例，国际友人容易明白，我们走这个方向在国际上或有吸引力。更近世的事例则有爱尔兰全民反英抗暴独立、蒙古和以色列以弱势民族之身静待时机复国，三者都对香港人有指导和鼓舞作用。
所需人手包括国际法学人、国际关系学人、历史学人、经济学人、政治人、运动人等。
我们可视“光复三学”为“香港学”的一个特殊子集，是最直接服务运动战斗需要的功利学问。此外，还有一些学问对运动的各方面健康发展有指导意义，也不可或缺。下面我列出若干这类学问并简述选择的理由：
其一，国际法学、国际关系学：无论是至今影响巨大的1648年西伐利亚和约提出的“国家领土主权不可侵犯”观念所建构的国际秩序，还是近年在西方发达国兴起的以超国家主权的“人权至上”观念为核心的环球主义，对香港自决、独立运动都有十分不利的一面；2019年之后，港独概念在国际上缺乏支持，甚至一如藏独、台独一样，在主要民主国家里也受到种种有形无形压抑，很大程度上都是上述两个涉国际层面的意识形态导致的。为在此不利的环境之下推动香港自决、独立，有必要深入认识国际法学和国际关系学，以求得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突破、令主要民主国家承认所有中国周边民族解放运动的正当性。
其二，社会语言学（sociolinguistics）：语言的功用不止于沟通，还可以相反地作为身份认同的符号，起著独特而强大的区隔作用；社会语言学在这方面的研究很充分，有利于我们体认、提倡“香港话”而不是广东话作为香港人的母语。注意：我们不仅不反对广东话，反而十分珍而重之，因为它始终是香港话的一个最重要组成部分，而提倡广东话更是中国之内的广东分离主义运动的有效武器；不过，在与中国切割的过程中，为要最坚实地在香港人社群里、在国际政、学界和媒体人的眼中建立“香港人”这身份观念，我们不宜继续接受“广东话是我们的母语”这个语言学上并不准确的说法。社会语言学已有的研究成果正好能提供按此思路开拓“香港话”所需的学理基础。
其三，中国历史特别是清史的史学（historiography，即研究写史人书写历史时所持观点和承载该等观点的史料取舍和铺排方法等的学问）：清帝国为了有效管治，策略性地认同于一统大中华，直接塑造了国民党统治时期学术界形成的“民国中华史观”，这个史观被中共大体上接受，后来更透过二战时期及1949年前后南来香港的大批中国文化人渗入港英治下的中小学历史教材。今天，这个史观依然强力影响着不少香港人，不利香港走向独立。同一套中国历史事实，既可配上中华帝国大一统观念和写史之法，也可配上中华帝国大解构的相反观念和写法，此中选择应由香港人自己作出，最终形成“香港人的中华史观”。
其四，帝国、后殖民与文化批判：这主要是西方学术左翼当中兴起的跨历史、政治和文化的学问，我们可借以解决一个重要理论问题----港独如何处理中国文化。这个问题处理得好，有助香港民主运动中的“大中华派”?化为“华独”，使成为香港独立运动重要一环。在世界范围内，一些尽管是在流血革命中诞生的新兴国家处理这类问题做得很温和，效果也比较好，例如美国之于英国文化；另外一些这种国家处理得不那么好，例如爱尔兰，后者虽然独立了102年，却至今无法完满解决与英国文化之间的纠结。
还有其他的有用学问，我不一一列出。
由于这些学问大部分都十分专门，我希望播迁系香港人当中的各门学者能花时间帮助运动中人准确扼要地吸收上述学科里的知识。
“行”的方面，我向大家提出“光复三实践”的概念。我的本业是经济学，故我会以有效分配资源的观点贯串这方面的分析。所谓“光复三实践”，就是：
1.服务：此乃内视、面向流亡社群本身的保育、维系、实力提升等工作。此类工作又可细分为三，即生活性的如帮助新来人安居就业、提供心理辅导；文化性的如教授香港语和历史、推介香港料理和电影等，以提振香港人社群当中的身份认同；政治性的如主办游行示威、6/4纪念抗遗忘、努力与沦陷区内蛰伏于地下的反抗运动保持联系、互相支持等。
2.国际游说：面向外国政商界同情者的求助和倡议工作，即所谓的“走国际线”。有些游说是间接服务性的，例如求取资源注入流亡社群；有些是间接攻击性的，例如说服外国政府制裁一些行径特别恶劣的中港官员。此外，也有为了更直接影响外国政府的中港政策而在各国开展的合法参选工作。
3.对政权的直接攻击：直视中港法西斯极权作出直接打击、致痛致损的工作。最近有些中国运动人做了几件这类的事都很好：揭露中共在外国的秘密警察局、反消息封锁的“拆墙”运动、向外国暴露中国真相的大翻译运动。这些抗争的特点都是与中共短兵相接、直截了当打击政权，值得香港人参考。攻击政权不一定要学爱尔兰 IRA扔汽油弹，况且我们不在沦陷区、没有地头据点做那个，但只要大家敢想敢干，无论在哪里都大有我们“用武”之地。
关于上述三类实践功夫，我有几点观察。
首先是，出亡初期，服务和带服务性的游说工作需求最大，我们的人手、时间和心力的投入也最多、成效显著，让我们的社群得到各种西方国家给予的公共津贴、享受多种救生艇计划。但是，五年之后的今天，这些服务性工作逐渐进入收缩阶段，因为较晚出来的香港人的移民准备比较充分，财力、资历和语言方面所需的援助不多，实际服务需求逐渐减少；而且，西方国家近来因为有太多更迫切的支援对象，于是开始削减对香港人的资助，我们的服务供应也因此减少。供需皆跌，服务环节因此会出现人手过剩。这不一定不好。
香港人要在运动灰飞烟灭之前回到我们的福地，只有一两代人的时间。（美联社）
服务工作本身并无直接光复意义而必须由服务者一一导向、赋予动力，最终让服务对象自发直接间接参与打击政权。就以政治性服务工作为例：在海外搞游行示威、6/4集会抗遗忘等，都是好的，但便是记住了事情，年年参与不遗忘，政权也不会因此倒下；以前几万几十万人一齐搞维园烛光晚会、七一游行，也撼动不了政权分毫，现在分散海外就更不堪，因为那些活动只能产生最基本的政治维系作用，没有攻击性。旧约圣经《约书亚记》记载，耶和华著以色列人前往敌占区耶利哥城，告诉他们绕城游行呼喊吹号，第七天城墙就会倒下；以色列人听命去做，果然得手，遂轻易进入福地迦南。但那是神迹。三十多年来我们无论多少人喊破喉咙、多少人吹号吹多久，中港政权也未损丝毫，遑论因此倒下；以后也不外如是。这是所有服务性工作本身的局限，大家对此要保持头脑清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