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当大家都在斥责柴玲那些梦呓般的公开信时，我还能尽量试着去同情地理解她的心理，因为她也有她的现实。自从八九开始，几乎每一年都有人预测这个政权快要倒了，推测它快将面临那命中注定的危机，另外又有一些朋友，则总是先知似地宣告，这一届政府“会有大动作”，六四就快要平反了，政改就快要启动了，你们等着瞧吧。然而，这一切就像是那似乎永远都不会到来的最后审判，一直都只是个预言而已。这一生都不可能离得开“六四”二字的柴玲，她会如何面对这个现实？又该如何面对自己呢？就和其他还想活下去的人一样，我们也看到了她“和解”的方法。那就是皈信基督，然后把她所理解的教义当成一种困境的解脱：我真拿你没办法，但我原谅你；我不能逼你认错，但我还是会像耶稣一样叹一声：“父呀，他们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多么可笑，又多么悲凉。
不忍苛求，不表示不知是非；同情理解，也不表示被同情的人就自然正确。这世上始终有许多人无法勉强自己与现实和解，例如我非常尊敬的刘苏里。
在“进一步”出版社的《六四小渡海》里头，我很高兴地发现有人还记得“中国魂”那幅白幡，为它专门撰写词条解释。这面为了悼念胡耀邦而树起的挽帐，就挂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头，是当时整个广场的视觉核心。而刘苏里，则是出资制作这块旗帜的推手之一，也是当局后来急欲搜捕的“要犯”。不过，在我刚认识他的头两年，我还不知道他的这些过去，只晓得他是我去北京就一定得报到的“万圣书园”的老板，晓得他是很多年轻活跃份子心中的前辈秒“老大”；尽管我们那时候就已经常常坐在书店的咖啡厅里抽烟聊天，月旦时事，但我绝少听他主动提起那几年的经历。那是因为他也接受了沉默的羞辱吗？不，在我看来，那是由于他太过严肃，二十五年以来从未停止思考那件事的一切涵义，不到清楚无误的时候绝不轻率开口。他在这件事上的寡言，和一般人的沉默不同；相交一深，就知他的刚直，以及认真。
此外，还有可能，他只是不想别人太过简单地把他当做英雄好汉；虽然我认为他是。那天之后，他和陈小平、吴仁华等几个朋友出亡北京，南下温州，本有机会搭上“黄雀”快船出境。可是六月十日，他和陈小平居然却在温州坐上了回头的汽车，主动跑到公安局“投案”，好和共产党在法庭再斗，来个光明正大的对决。二十二年之后，他的老友吴仁华还记得六四那天凌晨：“第27集团军数百名身穿迷彩服、全副武装的官兵冲上纪念碑基座。当时，苏里握住我的手平静地说：‘几十年了，我们终于轰轰烈烈地与共产党干了一场，今天哥俩就是死在这里也值了’。”好在他没有死；可共产党也不会和他在法庭上拿良心和道理来轰轰烈烈地干上一场；相反地，他们迅速直接地把他丢进秦城了事。
后来的刘苏里，我的另一个朋友许知远曾在文章里将他形容为坚持理想，但又因为现实而无法“进入公共话语空间”，“无法参与实际的政治行为”的“法国式文人”。处身于这种“夹杂在政治权力与公众之间”的“一个自我慰藉的小群体”，许知远认为刘苏里“唯一的补偿就变成了不停的谈论与猜测，你持有的理念难免变得越来越抽象，同时它也越来越缺乏内在的独立性，不可避免地成为时事变化的附庸”。
我不太同意许知远的观察，他可能还不够熟悉刘苏里，看不见他正在做的事情，也看不见他这家书店以及“不停的谈论”所起到的效果。但我并不打算和他争辩刘苏里这类文人在今天的中国究竟可以起到什么实际作用；我关心的恰恰是在那表面上看既无法“进入公共话语空间”，又“无法参与实际的政治行为”的情形底下，一个不能忍受现实之屈辱的人，他怎样勇迈而又珍重地保存住了自己。在最极端的意义上讲，即使是浦志强这种因为参加六四研讨会而被捕的勇者，也算是个实际上失去了影响力的人。因为他的名字终将敏感，或者还会被公众残酷地淡忘；而他们几个人办的那场六四研讨会，全中国则根本没有多少人听过。然而，活在这个我们被迫闭嘴与失忆的耻辱现实之中，不去与现实和解，也不去委屈自己，反而很不现实地保存自我，难道不是一桩意义非凡的事件吗？我认同许知远所说的文人“困境”，可在人人要设法与现实和解的年代，这种困境可能就是唯一的选择了，因为你不愿和解，至少不能和解得太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