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关牛棚是在“群众专政”阶段，也就是学生“造反派”掌权的阶段。“工作组”时期没有牛棚，“军宣队”时期也没有。
华师（华中师范大学）的造反派，有“二司”，有“三司”。“二司”是“第二司令部”的简称，“三司”是“第三司令部”的简称。“二司”造反的劲头足一些，“三司”稍微保守一点。后来“二司”把“三司”灭了，全校上下，都是“二司”掌权。华师“二司”是一个女司令当头，叫王彩珠，物理系学生，父亲是来自上海的钢铁工人，可说“根正苗红”。她不是特别左，相对还比较稳重，虽有些冲冲撞撞，但还没有为非作歹。
华师历史系造反派将牛棚设在桂子山校区三号教学楼的一间教室里。被关的“牛鬼蛇神”不是很多，六七位的样子。有的人有“历史”问题，有的人有“现行”问题，大家被关在一起。我是“现行”问题，地位特别重要。所以学校开全院批判大会的时候，我就被拉上台，与走资派反动权威一起。不批判的时候，就自己在那里写检讨，写交代，或者出去看一看大字报，“接受教育”。
全校性的批判大会不是很多，印象最深的，是“坐喷气式”那次。
那一回，造反派把全校重点批判对象都集中起来了。被批斗的面很宽，台上站有20多人。我站在前排，是比较大的目标。两个人把我押上去，我的双腿要尽量绷直，头要尽量往下低，手臂要尽量往后往上抬，摆出喷气式飞机的样子，这就是所谓“坐喷气式”了。我尽量配合，努力做出这个姿势，以免吃眼前亏，但糟糕的是，我的手臂向后抬不高，押我的人难免要帮忙抬一抬。我在感到疼痛的同时，也感到他们的手在颤抖。押我的两个人，一个是老师，一个是学生，平常都熟识的。从他们手的颤抖中，我也就得了一点安慰，知道无论如何黑暗，人性尚未灭绝。对于那次批判，我后来唯一记得的，就是两位红卫兵手的颤抖，这仿佛带来微觉温暖的信息。
当然，除了全校性的，还有各个单位的批斗。各个单位批斗的情形，差别很大。有的单位很激烈，有的单位则相对温和。后勤部门工人比较多，批斗的时候比较乱。外语系和政治系也比较野蛮。外语系有一个“北京公社”，很左，很野蛮。有一位老教授叫张恕生，长得非常胖，肚子特别大，被打翻在地，还被人在肚子上踩了几脚。他后来受不了，跑了，失踪了，肯定是死在外面了。政治系也殴打人，让被批斗的人打扫厕所，还故意往厕所里丢石头，溅起污秽。历史系打人的很少，张舜徽被打过，是一个后勤工人动的手，往他头上打了几巴掌，还不算严重。我很幸运，虽也挨批挨斗，但从没有被打过，也没有被粗口辱骂过。
我为“李秀成问题”写了很多交代，后来平反，被党委清理烧掉了。若不烧掉，收集起来也是历史文献。不过写得虽多，但缺乏“新意”。总要我交代，但我实在没有什么好交代的，“意图”没有挖出来，“思想”也没有挖出什么东西来，“历史问题”更无法创新。
有一回，我在交代中“认错”了。我写道：“戚本禹确实有政治觉悟，我没有他那样的高度。他坚定，我不坚定，所以我不能发现李秀成叛变问题。”没有想到，认错的时间不对。那时戚本禹已经被挖出来了，成了“小爬虫”，我的认错，又成了为“小爬虫”唱赞歌！真是左右为难，啼笑皆非。
虽被关牛棚，但偶尔还可以到历史系资料室拿点书看一看，可见对我们的看管也不是那么严。历史系本来是在一号楼，文革发生后，一号楼成了文革的指挥部，历史系搬到三号楼了，资料室离“牛棚”很近。大家一般都会拿文史资料等不容易惹事的东西看一看。有一回，我偶尔翻阅校报合订本，发现我在1957年“大鸣大放”时唯一的一次座谈发言，被详详尽尽地刊登在上面，有整整半版篇幅。这很令我担心了一阵子。如果造反派翻出来，是可以大做文章，说我不满党的统治的。幸好，造反派的工作没有做得那么细那么深，要不然，至少又得出一期批斗我的大字报专栏了，甚至会把我提升为“漏网右派”（陶军就不幸有此遭遇）。
有人可能会说，被关牛棚的时候，可以到“长安街”看大字报，可以到历史系资料室拿书看，关牛棚原来并不是完全不自由啊。确实如此，关牛棚和蹲监狱还是不一样，和我在青年军时期关禁闭也不能比。除了挨批挨斗与不能离开校园之外，最重要的，是政治上的歧视。比如说，跳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牛鬼蛇神们没有资格参与。
最荒谬的时候，每次吃饭之前，都要先喊几句口号，读几段《毛主席语录》，那架势，和基督教的“谢饭”一样。我们很尴尬，不参加吧，要说我们不忠于毛主席，参加吧，也可能招来一句半冷不热的“你们这些牛鬼蛇神还忠于毛主席？”为了不惹事，当人们“谢饭”的时候，我们就在旁边稍微站一下，一言不发，待大家“谢”完了，默默地跟着进去吃饭。
伙食不好。不是说别人吃得差，而是我自己吃得差。被打为牛鬼蛇神之后，工资紧跟着也被冻结了，每个月大概只发20块钱，家用只能靠妻子的工资维持。那时已有两个孩子，小的还要喝牛奶，还有保姆，所以有点紧。我不忍心亏了孩子，因此自觉吃得差点，节省一点钱。不过，我食量大，加以劳动量也大，哪怕只有辣椒和白菜，我也能吃很多饭。大字报也好，批斗也好，都没有影响我的食欲。在被关牛棚的日子里，最坏我心情的，是小女儿病危那一次。
摘自《章开沅口述自传》，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11月，彭剑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