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年代晚期到一九六○年代早期，毛泽东发现自己在党与政府的领导阶层愈来愈被排挤。中共高阶领导人与大跃进划清界线，也与“伟大的舵手”本人保持距离。毛泽东的党内对手认为他一味煽惑人心，已成为政治包袱。许多党领导人厌恶他日益狂热的偶像崇拜与政治个人化，两种倾向都会伤害党的组织健全性与政治实力。有些领导人尝试将政治焦点从毛泽东身上移开。一九五九年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大）上，中共第二号人物刘少奇取代毛泽东、接任国家主席，党内派系界线清楚划分。
毛泽东失势，然而并没有出局。他利用自己所能掌握的所有力量步步进逼，冷酷无情地惩罚政敌。一九六二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发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企图重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大跃进的大灾难之后，毛泽东担心党会过度官僚体系化，改由技术官僚规划者——而不是意识形态纯粹主义者——当家作主。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图从下而上重燃革命狂热，重现一九五○年代初期到中期的群众动员光景。透过推进四清运动，毛泽东再次强调“红”比“专”更重要，前者意谓意识形态纯粹，后者被他视为资产阶级倾向、反革命。面对党内同志的反对，毛泽东与军方结盟，特别倚重解放军领导阶层效忠他的山头。
来到一九六○年代初期，毛泽东已经为后来的文革做好准备工作。他诉诸极权主义方式，从一九六六年开始鼓动群众进行文革。他利用自己的革命个人崇拜来动员大学生，诉诸他们的理想主义与意识形态狂热。学生运动组织化为红卫兵，代表数以百万计追随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的青年。他下令红卫兵“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在他看来都是资产阶级传统的余孽，与社会主义现代性水火不容。文革由基层的红卫兵执行，但傀儡操纵者高高在上——毛泽东本人。
红卫兵为中国社会带来暴力与混乱，他们摧毁寺庙、炸毁建筑、推倒纪念碑、焚烧书籍。他们闯进人们家中大肆破坏，只因为这些人不够“红”，被他们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红卫兵向自己的学校与大学进军，点名批判甚至殴打自己的老师与教授，指控他们教的是传统的资产阶级课程。毛泽东鼓励红卫兵攻击没有表态效忠他本人、服膺毛泽东思想的地方党部官员。有些红卫兵甚至向当局举发自己的亲人。
研究中国的学者白鲁恂（Lucian Pye）描述，红卫兵引发的文革混乱“让中国濒临无政府状态”。他进而指出：“红卫兵不但打击权威，任何人的行为只要稍稍偏离红卫兵要求，就会遭到毒手。”文革造成的死亡没有官方统计数字，但是学者根据档案研究估计数十万人因此遇害，甚至可能多达数百万人。
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对中国社会与经济造成巨大伤害，毛泽东本人则重创了中国共产党。当文革在街头如火如荼，中共领导阶层的派系斗争也日益激烈。毛泽东因为党内声望地位江河日下，诉诸文革来动员自己在党内的权力基础，批斗政敌。菁英政治沦为街头政治。
在军方支持之下，毛泽东开始整肃党内两大对头：刘少奇与邓小平。刘少奇在一九六六年被剥夺政府职务，也不再担任党的副主席，由毛泽东的军方盟友林彪接任。刘少奇后来被开除党籍，饱受迫害，一九六九年病逝。毛泽东也将矛头对准邓小平，尽管后者曾经是他的亲密战友，并负责执行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毛泽东将邓小平开除党籍，下放到农村地区接受思想改造，邓小平一直在农村待到一九七○年代中期。
文革与中共党内的混乱和腐化持续贻害中国社会，直到一九七六年毛泽东死亡，他的文革共犯“四人帮”遭到逮捕。文革后来被称为“失落的十年”，以及毛泽东的独裁统治，让中国与中共百废待举。当时的中共尽管掌权近三十年，然而并没有多少组织实力可言，政治结果的决定要素是个人主义政治，而不是党的正式体制。主导党内政治状况的是派系对立与个人恩怨，而不是有意义的政策分歧。政治力量透过个人运作，而不是体制规则。
当时的中共也欠缺发展正当性。发展亚洲其他的经济体借由经济发展来获取绩效正当性，然而毛泽东治下的中共倚赖意识形态正当性与革命功业。中国民众不再信任这个政权，认定中共带来文革浩劫，以及一九五○与一九六○年代的发展灾难。毛泽东统治末年，中国的经济与世隔绝、效率低落，实际上陷入停滞。一九六○年中国的人均收入只有九十美元，到一九七八年也只略增至一百五十美元，这是近二十年社会主义发展的结果。在此同时，中国的“资产阶级”亚洲邻国则远远跑在前面。
中国经济起飞
毛泽东死亡之后不久，中共过渡时期领导人华国锋让邓小平恢复职务。邓小平很快就动员自己在党内的盟友，对中国的发展擘划出一个改革派的愿景。他提议推动一场“第二次革命”，与毛泽东分道扬镳，并带领中共走上一条新道路。他以政治手腕斗倒华国锋，结合党内元老形成一个强而有力的改革集团，到一九七八年时已巩固自己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身份。
邓小平很清楚，中共必须废除许多毛泽东时期订定的计划与政策。更为根本的是，中国必须放弃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僵化意识形态执著，彻底改变中共的现代化计划，优先推动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中国还是由共产党当家，发展仍然要接受社会主义原则指导，但中共改革计划的动力来自经济务实主义，不再是意识形态纯粹性。邓小平认为，中共在一九四九年靠意识形态诉求与群众动员赢得政权，但是除非人民能够从发展获益，否则光靠社会主义理想与意识形态教条将无法让中共继续掌权。
邓小平政权订定三项目标。首先，中共要优先推动经济发展。一九七○年代晚期，中共党内改革者惊觉许多亚洲邻国如日本、台湾与韩国，经济成长都让中国望尘莫及。邓小平承认大跃进与文革让中国倒退了数十年，中国已经遥遥落后。邓小平对经济成长采取务实做法，关键则是他愿意接受更为自由化、顺应市场的经济政策。对于自己的务实做法，邓小平有一段名言：“黄猫、黑猫，只要能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译注：“黄猫”在流传中变成“白猫”）他也为中共擘划了一个新角色，不再是毛泽东时代的意识形态正确性仲裁者，而是与国家机器一起转向技术官僚化、专业化，纳入更多专家与经济计划人才。
邓小平的第二个目标是重建党的运作机器。不难想见，文革之后，中国民众普遍对中共心存怀疑鄙夷。中共掌权近三十年，带来的破坏更多于发展，党内派系对立与政治斗争也重创了党的治理能力。邓小平着手整顿党的组织，他为了打造一个强而有力的改革联盟，将几位改革派官员如赵紫阳、胡耀邦与陈云擢升至政府与党的高层。党内就算还有毛泽东的忠实信徒，也被他投闲置散。邓小平还推行一种更分散、更集体化的政治决策风格，并加以体制化，试图根绝毛泽东时期主导党内政治的个人崇拜。
第三项目标，中国的新领导人特别重视稳定中国社会。稳定性攸关威权政权的治理能力。对中共而言，维持稳定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至关重要，特别是有鉴于一九四九年之前的革命内战动乱，以及一九四九年之后的发展灾难。威权体制想要达成稳定性，一种做法是铁腕统治；因此中共也保持镇压的能力，尤其是透过党对于军方与国家安全机构的掌控。
然而，邓小平也体认到经济绩效正当性十分重要，可以为政权提供政治权力，同时也是社会内部政治与经济稳定性的关键要素。如此一来，一九七八年之后的中国共产党政权将绩效正当性——特别是经济绩效正当性——置于发展计划中心。本书探讨的其他发展亚洲威权政权，都试图以推动经济发展来保持社会与政权稳定，邓小平也是如此，他将中国带进发展亚洲的行列。
“四个现代化”运动是邓小平改革愿景的核心，全力推动中国农业、工业、科学技术与国防的现代化。很重要的是，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彼此关联：中国的农业与工业发展有赖于引进现代的技术，这么做也会强化中国的国防能力。为了加速在这四个领域的现代化，中国小心翼翼对国际经济打开大门，采行因应市场需求的经济政策。在许多方面，四个现代化运动都是对毛泽东时代政策的直接否定。
在邓小平领导之下，中共对于经济成长采行更关注市场的做法。虽然国家继续负责拟定计划与目标，但政府也将市场诱因与机制带进经济活动。中共并没有完全扬弃社会主义计划，而是容许市场机制与国家部门一起运作。一段时间之后，政府逐渐从经济领域的制高点撤退。
邓小平也采行更为开放的国际经济政策。他反转毛泽东闭关自守的立场，将中国经济带进国际贸易、投资与资本流动，同时也为中国引进外国新科技。尽管中共政权仍然对国际资本与外国影响心怀疑虑，但它了解中国如果想要加速发展，就不能继续对世界关上大门。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推出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计划第一阶段着重农业改革与废除人民公社，土地所有权在法理上仍然属于国家，但是实质控制权交还给个别农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包产到户）意谓农户负责自家的农业生产，不必透过集体机制或公社。政府持续订定生产目标，但收购价格从一九七八年开始提高。包产到户容许农民将超额收成（超出生产目标或收购目标）卖到公开市场，这种做法有助于促进农作多样化，鼓励对高效率农业科技的投资。一九八三年，改革起步仅仅五年之后，几乎全中国的农户都加入包产到户体系。改革初期，生产力与农民收入都有所增加。
一九八○年代初期，中共以相当类似的方式改革工业部门。在国家订定的计划之外，政府容许另一个平行的市场体系（译注：称为“价格双轨制”）。企业主管对于生产与定价负起更大责任。一如包产到户体系，超额的生产成果可以不受管制的价格出售，企业因此会相互竞争。来自“计划外”利润与营收的吸引力，促使企业投资于高效益的产能、采行创新的技术，以获取竞争优势。
市场机制的引进激发了蓬勃的创业活动，新公司一一成立。尽管国有企业仍然主宰中国的工业部门，但是非国有企业的工业生产力突飞猛进。从一九七九到一九九○年，非国有企业占整体工业产值比例从二一．五％上升至四四％。同一时期，乡村地区乡镇企业的工业产值占比也增加超过一倍，从九％到二○．五％。来到一九八四年，中国零售消费的产品与服务约有五成来自非国有企业。
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发展愿景相比较，邓小平改革计划最激烈的变化在于反转中国的闭关自守政策。邓小平的改革让中国开门迎向全球经济，试图将中国内向型的成长模式转变为出口导向工业化模式。类似东亚地区其他发展型国家的工业化早期阶段，中国在海岸地带主要城市建立经济特区，以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并为中国企业提供出口基地。一九七八年中国得到的外国直接投资几近于零，到一九八四年已增加到将近十五亿美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让策略性产业的合资企业得以成立，也为中国各地的公司与工厂带来商机，将产品卖到全球市场。
因此不足为奇：中国的国际贸易从一九七八年开始快速扩张，十年间从二百亿美元增加到超过一千亿美元。中国的出口更是成长为五倍，从一百亿美元增加到五百三十亿美元。中国大器晚成，对国际贸易与投资敞开大门之后，终于“加入”发展亚洲的行列。
然而我们必须强调，邓小平一九七八年的改革并不等于将整个中国市场化，政府制定的生产与收购计划仍然是中国经济的核心。中共并没有完全松绑对物价机制的掌控，也没有放弃执行生产配额制度的管制权力。邓小平的改革是在计划经济之外，平行引进市场机制。
国家的角色并没有缩减。举例而言，国有企业的规模仍然是庞然大物；公营银行对于控制、主导信贷与国内投资仍然大权在握。劳工流动性与企业雇用、解雇员工仍然受到国家管制。政府的确提供了市场定价等诱因，但只限于超额生产。在这些层面上，中国一九七○年代晚期的经济改革代表改革者逐渐“走出计划经济”，但是并无意取代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相较之下，东北亚坚定不移、堂而皇之的资本主义发展型国家，简直是另一个世界。
尽管如此，邓小平的改革依然是与毛泽东年代的社会主义发展背道而驰。来到邓小平时期，生产力与消费上升；贫穷程度大幅下降，尤其在乡村地区；农户收入从改革初期就颇有起色；通货膨胀受到控制，物价维持稳定；愈来愈多乡村劳工到城市、乡镇的企业与工厂就业。中国也维持贸易差额顺差。从一九七八年开始，中国经济每年成长近一○％，与亚洲其他强劲的发展型国家并肩齐步。简而言之，邓小平改革计划的早期经济成果可圈可点。
丹．史莱特，研究专长为民主与独裁的政治与历史，特别专注于东南亚地区。曾任教于芝加哥大学政治系及社会系，担任该校国际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任，目前为密歇根大学政治系教授，此外亦担任几个国际组织的顾问，例如自由之家、经合组织与世界银行。著有《建立秩序的权力：东南亚的抗争政治与威权体制》（Ordering Power: Contentious Politics and Authoritarian Leviathans in Southeast Asia）。
黄一庄，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政治系教授暨国际副校长，曾任该校亚洲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兴趣涵盖比较公共政策与政治经济学，对亚洲民主转型有深入研究。著有《生技赌注：亚洲发展型国家的创新与限制》（Betting on Biotech: Innovation and the Limits of Asia's Developmental State）、《健康的民主国家：台湾与韩国的社会福利政治》（Healthy Democracies: Welfare Politics in Taiwan and South Kore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