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包括在北京大屠杀之前被当局秘密逮捕的几个知识精英、以及大屠杀之后公开通缉的几位重要的知识精英，他们都没有在西方学习和工作的经历，更是和西方没有任何利益关系，充其量不过是接受了普世主义，接受了人道主义。这些人大多都是中共党员，他们甚至是理想主义者。其中，被邓小平点名斥责为“全盘西化”的三个典型人物，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更是在青少年时期就加入中共的组织，而且，长期在体制内工作。只是由于文革前那些年的惨痛经历，让他们意识到，中共的体制存在严重的问题，导致他们主张进行全面的改革。这里，列举一段方励之的话。方励之在被邓小平斥责之前，经常进行演讲，其中一次在演讲中谈到中国的人大，他说，你选上了这届人大代表，你五年的主要任务就是代表人民利益去说话。美国国会拨给每个议员一大笔活动经费，他可以雇人去调查某个问题，也可以自己去调查，调查出来他就到议会上发言。这并不是为难政府，而是对政府有利，对人民有利。如果我们也这样做，这并不需要改变体制，也不会改变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一九八六年九月方励之做的演讲中的一段话。中共当局说他们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根本就是诬陷。显然，这些知识精英，他们思考问题的立足点和着眼点都是中国，甚至是中共，而不是西方；他们这些知识精英是亲中国，爱中国，而不是亲西方。他们后来流亡海外，完全是迫不得已。说他们亲西方，既不符合逻辑，更不符合事实。
更重要的是，这场规模空前的学生运动，根本不是人数不多的知识精英和少数受其影响的学生发动的，他们根本没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这场运动完全是自发的，无组织的，是在胡耀邦意外去世后，无数学生对那些年来中共当局的错误施政、特别是对反自由化运动做出的自然反应。他们最初，不过是替胡耀邦遭受的磨难感到不平，对胡耀邦对知识分子的宽松表示感激。当然，中国经济出现的严重困难，社会腐败现象弥漫，以及严重的社会不公，也是让学生心怀不满的一个重要因素。重要的是，不能把学生运动和社会割裂开来，学生运动和当时的社会背景有直接的关系。赵鼎新博士在导论中承认，在80年代曾经发生过成百上千次的集体行动。他这里所谓的集体行动，应该就是最初被中共定义为“群体性挑衅”、后来改称为“群体性事件”的抗议活动。这些群体事件的主体大部分都是工人和农民，而不是学生和知识分子。难道，这些人起来，也是知识精英煽动的吗？显而易见，在当时，对中共政权不满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学生不过是表现得更加理想主义，更加单纯。
赵鼎新博士这部著作还谈到了另一个极为关键的问题，那就是大部分普通学生和知识分子为何对现实不满。他认为，一些没怎么受过教育的人，或是一些同政府官员有关系的人，成了第一批暴发户，这个情况刺激了学生和知识分子。这句话，似乎在暗示学生们是基于自身学识的优越感，而感到愤愤不平。其实，普通学生和知识分子厌恶暴发户和那些人的受教育程度无关，只是因为他们发财的方式不道德。真正刺激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并不是没怎么受过教育的人，而是那些依仗权力发财的人。事实上，学生运动自始至终最重要的口号就是反腐败、反官倒。所谓官倒，就是利用权力，倒卖国家管控物资、乃至倒卖政府批文的那些人。
另外，赵鼎新博士还提到，80年代后期，中国经济深陷危机，知识分子生活水准下降，学生毕业后要找个称心的工作也倍加困难，面对这个现实，学生和知识分子的情绪沮丧。毫无疑问，中国经济深陷危机会让大学生和知识分子情绪沮丧，但是，大学生和知识分子情绪沮丧的主要原因，并不是个人因素，特别是当时的大学生主要还是由国家分配工作。当时，大学的招生人数只有几十万，相对于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国家，真是微不足道。特别是位于北京的名牌院校的学生，更不必担心就业问题，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在考虑到海外留学。至于赵鼎新博士所说的，大部分学生支持八九学运的初衷都是出于经济和其它利益上的不满，他们认为一些改革政策减少了自己的收入，并阻塞了向上流动的渠道。赵鼎新博士的这个说法根本就不是事实，对于在校的大学生来说，根本就谈不上什么收入减少的问题，即使毕业了，工作由国家分配，工资由国家确定。至于向上流动，更不是普通大学生所考虑的事情。当时，民众和大学生对新的世袭制的出现确实极为愤恨，对于那些无德无能的中共高干子弟大批做官感到不平。这只是基于社会公平正义和道德上的批判，并不涉及个人利益。大家知道，不是谁都可以做官，也不是谁都要做官。当时的知识分子和大学生确实是忧国忧民，乃至，颇有些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主义情怀。平时，他们只是找不到报国的机会，有些人选择了消沉，或者无所事事。正是八九学生运动，给了这些青年学子施展抱负的空间和时机，他们便奋不顾身地投入其中。
赵鼎新博士认为，在整个运动期间，学生们通过要求政治改革来挑战国家。这应该是赵鼎新博士对这场运动的关键性定义。他说，“在某种程度上，这场运动可以被看作是一场失败了的革命。假使它像在东欧国家发生的那些民主革命浪潮那样成功，那么，它不仅会推翻政府，而且，将为中国的政治社会结构带来剧烈的变革。”赵鼎新博士的这个论断，基本上是中共当局指责学生运动的言辞的另一种形式的表述，在本质上和中共的说法并无二至。事实上，学生们并没有提出任何政治改革的口号和要求，就是在以生命为代价进行的绝食请愿的过程中，也只有两个要求，第一，要求政府迅速与学生进行实质性的、具体的、平等的对话。第二，要求政府为这次学运正名并给予公正评价，肯定这是一场爱国的、民主的学生运动。公民请求政府和自己平等对话，这难道不是最卑微的要求吗？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都称自己是公仆，共产党的领导人不应该在人民面前更加谦逊一点吗？把学生们最纯洁的爱国感情，最优秀的赤子之心，说成是“动乱”，说成是“别有用心”，说成是“受一小撮人的利用”，学生们当然愤恨难平。而让政府为这次学运正名并给予公正评价，不正是认可政府的表现吗！这哪里有什么革命？
至于赵鼎新博士提到的，假使它像在东欧国家发生的那些民主革命浪潮那样成功，那么，它不仅会推翻政府，而且，将为中国的政治社会结构带来剧烈的变革。只是，赵鼎新博士的这个假设，忽视了中国和东欧国家重大的不同。东欧国家民主革命浪潮的成功，得益于东欧独特的政治社会环境。这些国家的共产党政权基本上都是苏联的代理人，缺乏统治基础，长期都受到国内民族主义力量的挑战，以及宗教力量的抵制。一旦失去了苏联的支持，这些政权自然就会土崩瓦解。而中共政权早就摆脱了苏联的控制，而且，在中国建立了空前严密的极权统治。当时的中国并不存在真正的反对力量，更不可能推翻中共政府。所谓学生运动一旦成功，就会推翻中共政府的说法，完全就是“一钱斩吏”的逻辑。古时，有个小吏偷了一文钱，结果，被杀掉了。理由是，一日一钱，千日千钱，绳锯木断，水滴石穿。按照这个逻辑，所有的小偷都应该杀掉，所有的罪犯都应该处死。这其中的荒谬显而易见，中共指责学生就是这个逻辑。作为一个学者，做这样的假设，很是奇怪。
赵鼎新博士在其著作中，最重要的论述是解释八九民运悲剧结束的原因。他认为，国家上层精英集团和一般民众对于国家合法性有着不同的理解，这种不同的理解导致双方的对抗无法化解，最终当局只能用军队镇压学生运动。只是，赵鼎新博士的这个论断，也大可质疑。按照赵鼎新博士的说法，当时的大部分中共高层精英仍然忠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中共高层精英认为，国家的合法性建立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上；大部分学生和北京市民对政府的评价，却是依据政府在经济和道德方面的表现。
姑且承认赵鼎新博士对中共高层精英的判断，问题就在于，学生和一般民众根本就没有质疑过中共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甚至说，学生们完全接受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相信英特纳雄耐尔一定会实现。而且，学生的抗议，正是建立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之上，相信共产党是为了理想，而不是私利。特别是，在四二六社论之后，学生们最核心的诉求，是要求政府承认，学生运动是爱国的，而这个国，当然是中共统治下的国。要求政府承认他们爱国，前提当然是他们承认这个政府的合法性。如果学生们认为，中共只是一群毫无理想的土匪、一帮毫无信念的光棍，他们绝对不会向中共政府绝食请愿，更不会一再要求这个政府承认他们爱国。可以说，从头至尾，学生们都没有质疑这个国家的合法性，没有质疑这个政府的合法性。学生们只是抗议这个政府不民主，而且无能，而民主恰恰是中共自己提出的政治口号。赵鼎新博士认为，大部分学生和北京市民对政府的评价，是依据政府在经济和道德方面的表现，这种说法在平时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针对八九期间的情况，这种说法明显把学生抗议活动的精神给阉割了。学生们要求政府倾听百姓的呼声，实现民主，而政府在经济上和道德上的糟糕表现，只是引发学生抗议的一个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