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紫阳在5月17日凌晨发表正式讲话，肯定学生的爱国热情，确实做出了让步的姿态，然而，仅仅十四个小时以后，中共真正的最高领导邓小平便决定调动军队实施戒严了。赵紫阳缓和局势的努力是真诚的，但是，他的真诚不过是邓小平利用的工具，对外显示一下让步的姿态，以便把军事镇压的罪责归咎于学生。实际上，应该是在赵紫阳发表讲话之前，邓小平就已经决定动用军队了。因为，当天下午在邓小平居所召开的常委会上，李鹏、姚依林、杨尚昆的表现都和以往大不一样，特别是姚依林当面大肆攻击赵紫阳，让赵紫阳大感意外。显然，李鹏他们事先已经得到了消息，知道邓小平已经做出军事镇压的决定，只有赵紫阳一人被蒙在鼓里。
有人认为，在赵紫阳正式讲话肯定学生的爱国热情之后，学生应该立刻停止绝食，撤出广场。这个说法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并没有可行性。首先，赵紫阳的讲话并没有正式改变4.26社论的定性。赵紫阳在回忆录中明确说，我当时就感到，这篇讲话并不会结束学生绝食的，因为学生绝食，最为强烈的要求是改变4·.26社论对学潮的定性。我感觉这个问题已经到了没办法绕开的时候了。也就是说，赵紫阳本人也清楚，他的这个讲话并不能完全打消绝食学生的疑虑；再者，这毕竟是一场数十万人参加的全国性学生运动，单单绝食的学生就高达数千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学校，甚至来自不同的地方。一场完全是自发的学生运动，在那样短的时间内，根本无法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尤其是，在中共的极权统治下，中国社会已经被严重地原子化，没有民间的组织，更没有民间的权威人物。八九民运从爆发到被镇压，仅仅几个星期，那些在运动中涌现出的学生领袖，并没有建立起足够的威信，更谈不上权威。这就需要当局进行真诚的合作，帮助说服绝食学生放弃绝食。只是，当局的让步，原本就是虚晃一枪，根本就没有给学生留出反应的时间，他们更不会和学生真诚合作。假如真想让学生和平撤离，至少也应该给学生几天的时间进行讨论协商，允许一个思想的转变过程。实际上，在赵紫阳被解除职务之后，中共内部的顽固派根本就不在意学生是否停止绝食以及撤离广场，反正他们是要采取镇压措施。甚至，他们害怕绝食学生停止绝食，害怕学生撤出广场，让他们失去以大屠杀制造恐怖的机会。也正因为如此，那些主张撤退的知识精英，最为中共当局所嫉恨，大屠杀之后，他们都被打成黑手，遭到抓捕或者被通缉。
在书的第七章（207页），赵鼎新博士谈到了一个重要的细节，他认为，在实施戒严之后，中共高层精英仍然在通过官方或半官方渠道不断与学生领袖沟通，试图说服、甚至威胁他们主动撤离广场。为此，他列举一些学生领袖的回忆为证。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例子涉及到邓朴方。他在书中是这样写的：邓小平的儿子曾派助手前往北京大学，他们对学生领袖常劲说，如果学生主动撤离广场、不再坚持反对戒严、不再坚持推翻4.26社论，邓朴方可以在事态平息以后力劝邓小平退休。它的出处来自德国莱茵笔会和亚琛八九学社联合出版的《回顾与反思》一书，这是十七位学生领袖对八九民主运动共同进行的回顾和反思，记录了当时大量的细节。然而，赵鼎新博士言之凿凿、郑重其事引用的这段话，却和书上的原文有很大的不同。原文是这样的，常劲说，邓朴方有个秘书，残联的一个秘书跑到北大去找，说是你们如果有力量能够帮助他们的话，邓朴方愿意劝邓小平辞职，然后解除戒严，所有的学生从广场上拉下来。注意这几个关键词的顺序：邓小平辞职、解除戒严、学生从广场上拉下。显而易见，赵鼎新博士的叙述和原文大相径庭。至于邓朴方这个秘书的身份究竟如何，常劲并没有细说。关键是，邓朴方愿意劝邓小平辞职，然后解除戒严，这个说法的真实性很令人怀疑。也是在这本书中，当时的广场总指挥柴玲也提到了一个涉及邓朴方的重要情节：有记者看到邓朴方就说：“哎，朴方，现在学生又闹事了，你怎么看？”他在轮椅上说了一句话，“天还是天，地还是地”（《回顾与反思》第230页）。这种霸气、狂妄的言辞，是普通人编造不出来的，这种话，也只有邓朴方这样的人，才能说得出来。他在告诉人们，让学生们去闹吧，统治者依然还是统治者，被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只能受压迫。在这句话里，有丝毫妥协退让的影子吗？有沟通说服的意思吗？只是，这个重要的例子，赵鼎新博士为了论证他自己的说法，选择了忽略。
赵鼎新博士在他的著作中，通过国家、社会关系来解释八九学运的兴起和发展。谈论国家、社会关系，前提当然是要确定国家的性质。赵鼎新博士断言，在80年代的中国，国家处于威权体制之下，然而，关于国家的结构，他却没有做出任何论证。需要说明的是，在这部书中，赵鼎新博士将国家分为两类，一类是民主体制，另一类是威权体制，在威权体制中又包含了极权政体。这种分类本身就存在着概念上的混乱，因为，已经有很多学者论证过，极权政体是以前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政体，它和威权体制存在着根本性的不同，根本不能归为一类。尤其有趣的是，他认为，毛泽东时代的中共政府是一个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革命政体，而“革命政体”并不在他的国家分类当中。毫无疑问，毛泽东时代的中共政权，是一个典型的极权政体。极权体制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根本不可能进行改良，任何结构上的改变都将导致极权政体走向崩溃。虽然，赵鼎新博士把极权和威权归为一类，然而，他在使用威权概念描述中共政权时，却是一般意义上的威权内涵，甚至，把中共政权和韩国、台湾的威权体制相提并论。可是，无论是韩国的军人政权，还是台湾的两蒋政权，他们都不敢公开宣布要永远专政。其实，根本不需要多么高深的学问，就可以看出中共政权与两蒋时期国民党政权的重大区别。用威权体制来描述中共政权，根本就无法解释中共政权为何选择军事镇压学生的和平抗议运动。其实，赵鼎新博士对极权政体有非常深刻的认知，他说，极权国家下的任何社会运动都是针对国家的，因为，极权国家控制一切，甚至，最鸡毛蒜皮的事情也变得政治化了。政治化，不正是中共当局对学生行为的反应吗！
在这个导论中，赵鼎新博士宣称，八九学运是由一群人数不多的亲西方的知识精英和少数受其影响的学生发动的，但普通学生和知识分子很快就参与其中。赵鼎新博士的这个指控似乎是照抄了中共当局和李鹏、陈希同的说法，然而，却缺乏最起码的证据，更是没有说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