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6日，新的一年迎来了曙光。 我给赤木先生打了电话。
已经退休的他，现在已经74岁了，但他的声音听起来比我想象的要更有活力。 他现在住在成田机场附近的千叶县。 当我告诉他我想去看他时，他二话不说就答应了。
赤木先生既没有逃避，也没有气馁，还邀请了当时在北京一起工作的维修员的同事“唤醒记忆”。那位原维修员，当时有详细的笔记。
赤木先生一边追溯着当时的记忆，一边开始淡淡地讲述。
中国职员的眼泪
1989年2月21日，赤木作为全日空的航运管理者赴任于北京。
同时，他也是一名进修人员，在作为航运管理者的工作间隙，还在当地的大学学习了中文。
他还与中共派遣的当地工作人员一起工作，那些中方工作人员都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
天安门事件发生在赤木被派到北京四个月后。
这是由前改革派中共总书记胡耀邦4月15日去世引发的，胡耀邦曾因受到保守派的批评而失势。以此为契机，学生们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一系列纪念集会，要求恢复前总书记的荣誉，但他们的要求逐渐转变为要求民主化。
在赤木就读的大学里，学生们也举行了集会，通过口口相传和墙报，各种信息开始流传。他预感到会发生什么事。
那一瞬间，就如同在沸腾的水从锅里溢出来之前，被泼了冷水一样。6月4日，人民解放军终于向本国人民开枪了。
赤木先生也听到了子弹飞来飞去的声音。 他很清楚，他们正处于迫在眉睫的危险之中。 他说，他永远不会忘记与他共事的一位目睹此事的中国员工的眼泪。
虽然是知心的同事，但实际上是为了监视外国人而被派来的女性工作人员。她们红着眼睛哭着说：”这样的话，中国将落后世界50年了。”
虽处在事件之中，却反而没有任何消息源。
赤木先生至今还记得从香港来的航班到达时的情景。在北京机场工作的中国人，从飞机上拿出供乘客读的香港发行的中文报纸，贪婪地读着。即使在严格的信息管制下，人们也会在“漏洞”中寻求真相。
被枪指着头，却忍不住说“谢谢”
北京确实是一个 "战场"。
在对外公布的外交文件中，记录了子弹飞入几名日本大使馆工作人员的家中，一名日本摄影师被子弹打伤。
人民解放军的枪口也对准了赤木先生。
那是发生天安门事件4天后的6月8日深夜的事。赤木刚刚送完避难航班，准备回到自己在北京的家中。
在天安门广场东北约七公里处的一个叫三元桥的地方。他乘坐同事驾驶的面包车时，突然被几十名武装士兵挡住去路。
被自动步枪的枪口指着，他们被命令从面包车上下来，会说中文的维修员同事说明了情况。距离赤木鼻尖30厘米左右的面前，就是枪口，而端着枪的，是一名脸上还残留着稚气的士兵。
赤木一下子脱口而出：“谢谢，谢谢！”
他举起双手，做出投降的姿态。 年轻士兵的表情丝毫没有变化。
士兵们还严厉询问了他堆放在车里的专业无线电设备和飞机维修工具。 在宣布戒严，军方以武力镇压平民的时候，对这些物品产生怀疑是很正常的。
一边被枪指着，一边被检查护照，时间似乎停止了……
最后，一个貌似上级军官的士兵说：“走吧！”
终于，被释放了。
之后，赤木等人的面包车又被检查站拦了一次，才得以回家。 这次是个警察，他用手枪指着赤木等人。奇怪的是，在面对大型自动步枪后，他们对小型手枪毫无畏惧之感。
和他在一起的一位同事后来说。
“喂，赤木。 在这种情况下，你不能说‘谢谢’”。
“没办法，这就是我对中文的了解程度。但你想想看。中文的‘谢谢’如果用汉字写，就是日语“道歉”的意思。”（注，日语的道歉是“谢る”）
“我其实想说：‘对不起，我没有做错什么。’”
后来，这成了他在朋友间的笑谈。
是规则，还是……
赤木所说的“破坏规则”事件，就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 全日空为撤离北京的日本国民，加飞了一架波音747，也就是巨型机。 （以下简称B747）
根据一位机务同行的记录，共加开了5次航班，使用了两种B747：SR用于国内航班，LR用于国际航班。
赤木就是在其中一次指挥SR时“违规”的。
作为临时航班的航行管理者，赤木在计算了乘客、货物以及燃料等重量后，发现飞机重量比最大起飞重量限制超过了2、3万英镑（约9～14吨）。
依据航空法的航行规程很严格，这样是根本无法起飞的。
赤木困扰了。是让乘客下飞机，还是丢下行李？
那时，北京机场全日空的事务所前的走廊的景象浮现在他眼前。枪弹飞来飞去的时候，在大使馆的巴士上，好不容易才避难的在留日侨们排成了长队。大家都想尽快离开北京。赤木想，就这样飞吧。
不过虽然违反了规定，但他相信不会有问题。 原因是B747的性能与法规之间存在的差距。
在国内航线用机体B747SR的航行规程中，载有乘客、货物以及燃料等的最大起飞重量约为58万英镑、263吨。但实际上，以B747的动力超过70万英镑也没关系。国内航线飞行距离短，燃料消耗少，着陆时过重的话，接地跑道时轮胎有可能损坏。因此，在规定中故意抑制最大起飞重量。
像这次这样作为国际航线使用的话，即使超过了国内航线规定的58万英镑，也应该没问题。赤木知道这一切。
在出发前的碰头会上，他坦率地告诉了机长。
“超重了。尽管如此还是想放飞。”
不知道什么时候机场会关闭，和时间战斗吧。
机长会怎么判断呢？
他若无其事地回答。
“我知道了。赤木先生，请给我两张负载平衡表。”
负载平衡表是指乘客、货物、燃料和其他物品的总重量，以及机上这些物品的重心位置的数据，由航运管理者在起飞前提供给飞行员。 根据这些数据，飞行员决定飞机起飞时的速度。
这是一次心照不宣的默契，赤木马上做了两份文件。
一张是“官方”的，上面写的是起飞重量在规定范围内。
换句话说，这份文件所述并非事实。
另一份文件是根据实际起飞重量制定的“非官方”文件。
这份文件是为了让机长确认真实的重量。
这是深知B747性能的赤木先生和机长的”秘技"。
明明是违反航行规程的行为，为什么赤木先生现在要告诉我们呢。
“我觉得时效已经过去了，我想我们的选择也并没有错。当时的判断的确在巨型客机的性能范围内。大家齐心协力，一心想让更多的人避难，那时的机长是真正的专业人士。”
正好赶上！
临时航班的航行是在定期航班的间隙进行的。
当时北京机场的运行时间是到凌晨0点，所以必须在运行时间内将乘客和货物送上从东京到达的临时航班，并起飞。
无论如何，必须要在规定时间内把飞机送走。
赤木双手捧着作为救援物资从日本运来的杯装泡面，赠送给了平时关系很好的北京机场操作室工作人员，“请吃夜宵”。
此举让中方职员紧张的气氛有所缓和。赤木送面是为了方便全日空的临时航班，尽量靠近离跑道近的停机坪。这就可以尽可能地节省地面上的时间，尽快让飞机离开地面。他决心尽其所能，帮助尽可能多的人。
赤木说“在机场全日空的事务所前的走廊里等着的在留日侨们面前，抱着事先准备用的杯面过去的时候很痛苦，听到他们说‘那些面，不是给我们的吗？’时，我满怀歉意。“
外交文件中记载了北京的日本大使馆在混乱中采取了破例的应对措施。
“有不少日本国民，尤其是留学生中，有很多人将护照放在学校或工作单位，去安全地区避难，因为有危险而无法取回。为此，在协商的基础上，我们为近50人破例发放了通行证。”
事件发生两周后，在国会的演讲中，当时的三冢外务大臣这样总结道。
“在极其危险和困难的情况下，除了两名日本公民受伤外，我们得以将近4000名日本公民安全带回国内。”
……
”我本来打算把这个故事带进坟墓。“
我当时和现在都在想，是不是应该写一写，但这次我决定在得到赤木的同意后写出来，以表达一个专业人士在突发事件和悲剧中应该是怎样的，真正意义上的保护生命的选择是什么。
谢谢你，赤木先生。
我觉得11年前酒吧里啤酒的味道终于又回到了我的身边。
本文作者：NHK记者 渡边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