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问到从89六四到香港反送中抗争者，再到白纸运动这一代，是不是有一个传承性或感染性？何晓清说：不管是天安门、反送中、白纸还是台湾的太阳花，这个是人类共同的一个东西，就是对自由的向往，对民主的渴望、以及对公平和真相的追求。她认为白纸这一代中国年轻人跟她早年看到的不一样，甚至比香港的同学更加了解如何在中共政权底下生存。
何晓清认为白纸运动就是中国几代人的一个“大和解”，她说：“因为他们在疫情经历了很多，比如上海的同学会说：我们终于明白当时香港的同学要什么了！过去不是总说我们没有民主，但是我们有饭吃啊，是吧？可是到了Covid（疫情）的时候，没有民主就没饭吃了，你被封起来了，封城之后，连饭都没得吃了，甚至可能连命都没有了。这个声音就是告诉我们，不要再说什么这（人权）跟我没有关系，以前大家总说：人权能够当饭吃吗？人权能够怎么、怎么样吗？李文亮医生一个人的人权，最后就变成了对我们世界上每一个人的人权的侵犯。所以你能够说跟你没关系吗？你能够说我们可以不关心吗？”
“骂我的人连“六四”这两个字都不敢说”
何晓清教授从事六四历史研究以来不断遭到人身攻击，甚至连失去香港中文大学的教职，也是因为在一篇《文汇报》的报导中，有人举报她是“散播反中乱港信息、荼毒香港下一代的西方代理人”。面对这些类似文革时期大字报的污蔑，何晓清说：“这些人在攻击我的时候，他们连‘六四’这两个字都不敢提，我突然觉得有一点可怜的心态，可能他们真的就是不知道呢？你看他们连这些基本的历史事实都不了解。”
除了同情这些自以为爱国的愤青不了解历史真相，何晓清教授也从民族主义进一步分析：“其实中共利用民族主义洗脑小粉红的起源，就是因为在89六四之后，这个出动坦克机枪对付手无存铁学生的政权，害怕他们失去执政的合法性，不断地扭曲和掩盖历史，导致很多人有一个错误的印象，就是好像89年是不是中共和学生两边都有错？”
中共将六四运动定性为“反革命暴乱”，但根据何晓清教授多年来的研究，这是被刻意扭曲过的信息。何晓清在专访中举出两个具体的例子反驳。第一个例子就是方政的双腿被坦克碾压，第二个例子就是刘晓波在纪念碑旁砸枪，她说：“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证明学生们没有使用暴力，这也是35年来我们可以抬起头直面政权，说我们守住了和平的原则，这是和平非暴力的一场民主爱国运动。”
“大国崛起”的真相是“亡国亡天下”
中共当局也经常说1989年镇压六四之后，中国的政治相对稳定、改革开放之后经济高速发展，试图用所谓的“大国崛起”来证明当年在天安门广场上开枪的决定是正确的。何晓清批评大国崛起背后的真相其实是“亡国亡天下”。
何晓清引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创办者、国学大师钱穆的话来解释何谓“亡国亡天下”，她说：“我的老师（余英时先生）和他的老师们，想逃掉这个‘亡国亡天下’，这个‘天下’指的就是这些价值、这些文化、这些道德，他们不想既失国土又失文化，文化指的就是这些底线，这个政权在49年以后做的事情，一次又一次让这些最基本的底线都没了，89年就更加是沦陷了，把这些底线都灭掉。”
何晓清反问：“如果你告诉大家说，我89年镇压六四是为了你们好，我如果没有镇压的话，中国哪里有那么好的经济发展？我们国家哪里有那么的富强？所以这个镇压死一些人，换得（中共）政权稳定，换来这些经济发展，用这种论述来‘辩证历史的道德意义’（debating the moral meaning of history），在这样的表述底下你可以看到，那你的意思就是说：人的生命、尊严所有的一切都可以因为钱、权然后来牺牲掉？”
“是谁令你爷爷没饭吃、爸爸没学上？”
何晓清说：“正正因为这些最基本的这些价值，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很多的这些道德价值都没有了，所以到了后来，孩子们变得没有一般的常识，很多事情好像都是用计算的，去算我到底有没有利益？这个政权扭曲、掩盖历史的真相，不但使下一代变成了一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也使中国传统的文化与价值彻底沦丧，这和后来中国社会出现毒奶粉等一连串没有道德底线的事情是相关连的。”
何晓清指出：“中共用这种扭曲的价值观去掩盖六四历史真相，为了保住自己的政权，无限放大民族主义情绪，强调列强如何欺凌、日本如何侵华、中国人终于可以站起来，只有这个政权才能够让国家统一等等……但同时却又对自己曾经犯下的错误、这个政权应该要负责的事情，全都绝口不提，令下一代成为盲目爱国的愤青。”
何晓清并在专访中引用一段真实的对话：“我有次被一个小粉红质疑：我爷爷的那代没饭吃，我爸爸那代没得上学，现在我可以在这上学、我有饭吃，我多好。我就反问他：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你爷爷没饭吃？你爸爸不能上学呢？这个不是因为你爷爷他本身很蠢，他就没饭吃，你的爷爷和爸爸是因为大饥荒、大跃进、反右、文革才没饭吃、没学上，这些你全都不知道？因为这个政权掩盖了这些历史，掩盖了六四的历史，这些历史你都不知道啊！”
守住记忆、传承历史就是最大的反抗
何晓清教授在专访中特别感谢她的人生导师、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还有其他同样在研究文革与六四历史的学者们，以及在香港一些普通的市民给他的鼓励和温暖，她说正是因为这些人，让她能够在最困难的时刻也能守住原则、坚持下去。她说：“我们没有权力，但是我们有对历史的记忆，而记忆和历史本身就是一种最好的反抗。因为有一些东西是坦克、机枪、监狱都不能够夺走的，那就是我们对自由的渴望和对真相的追求。中国知识份子一代又一代的流亡、出走，但不论是六四一代、香港一代、还是白纸这一代的年轻人，只要能守住我们的记忆和历史，就是反抗的最大武器。”美国之音与何晓清教授完整专访内容敬请收看美国之音《纵深视角》节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