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在我的第一本书《中国现代哲学史稿》也有反映出来。我在哲学系教的是中国哲学史，特别是后半段近现代的哲学史。
中国其实没有纯粹的哲学，实际都是思想史和文化史，会接触到很多现实问题。我从原始资料做起，得出的结论就和别人不同。在当时，这本书拓宽了整个学科领域，也做出很多创见，对蚂克丝竹蚁还是肯定的。
我真正彻底地醒悟应该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所以我是后知后觉者。
90年代初写了《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那是我学术生涯进入成熟阶段的标志。这本书对传统的历史，对近现代人物的研究都是很颠覆性的。许多流行很多年关于晚清研究的历史观点，我都不同意的，例如对林则徐、郭嵩焘、李鸿章、曾国藩和对外国在华传教士的评论。
1994年我退休以后出了一系列的书，学术成果看起来更多些。退休前出了两部书，退休后有十来本吧。当然，之前大量阅读的那些书籍对我很起作用，包括李大钊、梁启超、胡适、王星拱、杜亚泉等人的书籍。我的那本《中国现代哲学史稿》里有专章、专节的三十多个人，大体是别人没有好好研究的，后来好些研究这些人的都要来找我。
后面之所以能够不断有新的观点出来，那是跟治学的方法有很大的关系：我要研究一个人物，我就力求全面去读他的著作。鲁迅有句话对我有很大的启发，就是要知人论事，最好的办法就是按年去读他的作品。
很多人对前人的论述不对，只是笼统讲他的思想。而我是分几个段去讲一个人，脉络分得比较清楚，研究他的思想演变就很准确了。另外我根本不相信人家怎么讲，持怀疑态度。
我越来越体会到：历史在哪里扭曲就要在哪里突破；要说真话，说自己的话。
我的真话和自己的话从哪里来，我的学术成就就在哪个地方。我的学术重心有很多是为了恢复历史本来面目。
因为我知道我有一个重任就是摧毁虚假的厉史现象、摧毁那些束缚人的思想枷锁。
史观
我一直认为，新文化运动不是从“五四”开始，不是从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开始的，早在鸦片战争前后，新文化运动就萌发了。即使后来被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也是从辛亥革命后就开始了。现在再提出新文化运动，就要总结历史经验，要学习人类现代文明各种优秀的东西，不要再耽误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
我一直很坚定地捍卫新文化运动的成果。1988年，林毓生教授的《中国意识的危机》风靡全国，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论点是新文化运动是“文大命”的起源，我对其基本论点不敢苟同。
适逢中国文化书院邀请为“五四”70周年撰文，于是，一口气写下《五四怨曲试析》寄给该院。但三年后才在《哲学杂志》刊出。
1990年，纽约圣约翰大学李又宁教授面邀为她主编的《胡适与他的朋友》或《胡适与他的论敌》写点什么。她想我写金岳霖与胡适，我冲口而出说：我写林毓生对胡适的批评吧。积郁已久，一泻千里，一篇《胡适与所谓“中国意识的危机”》便寄往美国。
此文也还是直截了当地批评林毓生教授观点的。可是，她编的《朋友》一一露面，《论敌》却渺无声息。后来在深圳大学景海峰教授编的《文化与传播》上才得以问世，时在1993年。
说回到《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那篇文章，其实是2002年就在《东方文化》刊出的旧文。因为只印刷几千份，影响不大。
2005年年末，有一天李大同打电话来找我。他是《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主编，他说在网上发现我这篇文章，感觉写得很好。我说这篇文章已经发表过，你要是愿意再发表，我同意。他很高兴，就发了。没有想到会引起那么大的风波。
我写那篇文章其实很谨慎，我认为我提出的两个问题—火烧圆明园和义和团事件—是没有办法反驳的，史料非常充足。其他我还没有说，只挑了两个反驳不了的事实说。轩然大波，出乎意料。
这篇文章出来以后，我倒没有受到什么影响。我已经离休了。我个人认为我的责任就是写作，不参与其他事情。事件发生后，没有任何人来找我谈话。我自己也很宁静，一点压力也没有，因为我非常自信，我对，那我为什么要有压力？
今年我感觉到特别开心的一件事就是，9月份人民日报社主办主管的一个刊物，叫做《文史参考》，一位编辑打电话来约我写稿。说：今年是火烧圆明园150周年，希望我给他们写篇重点文章。我就说我的观点没变，你能发表吗？他说他们讨论过了，能发表。结果我就写了6000多字给他，《圆明园：苦难来自封闭与落后》，从题目就知道内容了。
历史真相毕竟摆在那。
这篇文章其实跟当年《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观点是延续的，核心观点一点都没变，而且我补充很多材料，讲圆明园苦难的原因在哪里。这个与我的文明史观有很大关系。文明史观跟民粹主义是完全对立的。
为什么我要批评做错的事情，正是因为文明史观，不能从狭隘的家国族民范畴中来考虑，而是要从整个人类的文明来考虑。那么从整个人类的文明来考虑的话，你这样来处理一些事情就是错的。
比如说为什么圆明园会有三天的大火。英法联军进兵到北京附近，蒙古的僧格林沁亲王率兵和他们打，结果打败了。北京当时要求谈判，英法联军派出大约40人去谈判，达成和平解决协议。这个时候，僧格林沁亲王却把参与谈判的英法两国的人扣留起来。
这就是涉及文明的问题，怎么可以扣留谈判人员呢？战火就再度燃起，但僧格林沁亲王的军队依然是不堪一击，不得不再度求和。接受协议以后，英法联军就要求交还扣留人质，但清政府拖延接近一个星期依然交不出来。
为什么会这样？当时其实只放回了一半的人，另一半死了，放回的一半还受了酷刑，一个法国人的生殖器被割掉了。英法联军非常愤怒，他们就商量要惩罚清政府，又不致伤害平民百姓，就决定把圆明园和附近的皇家园林烧掉。之前有过抢夺圆明园的事情发生，但还是小规模。当然抢掠和火烧也是罪行，但起因是在这个方面的。
我批评的出发点，就是维护人类文明，维护人的尊严，人类文明需要有各种各样的规矩来束缚人类的野蛮性。毕竟这些都是人类的普遍性。
文明史观，就是从全人类来解释历史现象，我对这个一贯都是比较清楚的，这个是人类的共同价值。不是说人类一开始就讲自由，讲法治，讲文明，讲民主的。
从古到今的历史要怎么去解释，对古代历史的判断，我认为文明史观是最为准确的。不论渐进也好，还是革命的方式也好，文明进展到哪一步，都该有一个共同的评价标准，而且是人类共同认可的价值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