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2月8日，在加利福尼亚州阿纳海姆山（Anaheim Hills）91号高速公路上，一面美国国旗迎风飘扬。
英文大纪元专栏作家Gregory Copley撰文／原泉编译
2024年很可能会出现多种重大战略趋势的融合，增加正式的热战冲突和全球经济持续衰退的可能性。
在过去三十年中，每一年似乎都是冷战后全球战略架构演变的关键一年，事实也的确如此。但2024年有望在新的全球框架的进程中出现若干极为重要的分水岭。
我们应根据已知可能发生的事件及其后果，按优先次序审查主要的关切事项，同时考虑到一些“不确定”因素在年内将进入“确定”范畴。在某种程度上，事件之间的相互作用会随着它们与其它事件的巧合而发展。请注意，所有关键事件都会相互影响，没有任何事物是孤立发展的。
但重要的是，全球普遍存在的社会经济趋势提供了额外的条件或背景，这些都是几十年来不断积累的事件趋势的结果，应被视为2024年地缘政治转折点框架的一部分。其中包括：
一、大约始于17世纪晚期的城市工业发展、共和改革，创造了数百年的增长、财富和现代形式的民主。这些国家在21世纪初甚至20世纪后期走向成熟、衰败，现在开始让位于日益专制的治理，国家生产力下降。
二、除了印度和非洲以外，全球人口减少的模式在世界各地（并且可以预见在未来几十年内）普遍出现，这造成财富和人口健康的大幅下降，需要考虑新的经济模式，以适应市场规模的日益缩小和技术创新水平的下降。
三、向大城市聚集的吸引力和效率达到顶峰然后下降，正在影响政治权力的集中。
四、世界上所有主要大国的威望，以及由此带来的强制能力都急剧下降，开启了一个不信任的时代，军事联盟的效力降低，各国政府“各行其是”，从而增加了出现“意外后果”的可能性，包括意料之外的冲突。
五、科技突破或颠覆性事件的速度持续下降，目前还看不到逆转的迹象，研发资金的数量和效率下降，市场对“科学救世主”的信任度也在下降。
在这些背景下，我们必须考虑到2024年可能出现事件的直接后果，比如以下几点（由于事件引发的反应，时间线和优先级可能会发生变化）：
共产中国
共产中国深层的、持续的经济崩溃正在导致国内、地区性和全球层面的战略后果。如果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继续掌权，可能导致2024年中共对其它国家，特别是台湾和越南采取高风险的军事行动，可能导致此类冲突的升级和扩大，从而导致中共政权的进一步削弱，最终垮台。
2022年7月27日，台军在“汉光演习”中驾驶CM-25自行反坦克导弹发射车穿过新北市的街道。(Annabelle Chih/Getty Images)
或者，习近平于2024年下台，中国大陆社会可能会趋于稳定，但会受到极大的挫折，陷入贫困，中共可能在其间保持谨慎平衡的控制。习近平发起的不受约束的军事行动也有可能引发党内对他的罢免。2024年初的前景是，习近平与中共军方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中共党内和民众跟习近平的对抗也越来越激烈，可能会让习近平抢先采取行动。
2024年11月的美国总统大选将明显影响到美国的国内和谐与国际行动，以及美元的走势。随着美国和中国的威望和实力投射能力都有可能下降，那么在以“基于规则的世界秩序”的“美式和平”（Pax Americana）逐步退出或减弱的过渡期，会出现哪个国家将试图填补权力真空的问题。
美国会因债务危机而加快或放慢经济吗？什么因素会引发全球债务危机？
中东、北非的力量平衡
埃塞俄比亚内战、苏丹内战和埃及的社会经济危机的蔓延至全球政治，影响到红海/苏伊士运河海上通道，这与中东和北非（特别是非洲之角）权力平衡的重组密切相关。与此同时，加沙战争的决定性结果（尽管以色列与其近邻之间的零星冲突没有结束），黎凡特（Levant，指亚洲的东地中海区）地区将实现稳定。
与此同时，埃塞俄比亚的政权更迭可能会对红海/苏伊士运河的贸易路线产生正面的影响，可能导致与埃及达成地区协议，从而极大地改变该地区。
以色列-哈马斯战争
以色列-哈马斯战争的影响更广泛，尤其是影响到土耳其和伊朗以及随后他们与俄罗斯的关系，可能会影响到俄罗斯控制的国际南北运输走廊（INSTC），以及印度作为独立战略竞争者的崛起。
伊朗卷入哈马斯冲突可能给伊朗神职人员领导层带来了终极压力，尽管INSTC联盟曾承诺在俄罗斯的庇护下保障神职人员的安全。
俄乌战争
乌克兰-俄罗斯战争通过谈判结束（可能在2024年春季，但肯定在2024年底之前），这或许会导致基于美元的制裁措施的减少，使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和新成员国）和其它国家的市场得以恢复，这些国家感到美国通过美元进行主权干预的单边主义的威胁。这可能取决于美国总统选举的结果。
委内瑞拉-圭亚那争端
委内瑞拉与圭亚那冲突的升级可能会导致美国重新关注美洲，再加上“金砖国家”+成员国之间的反美元趋势可能会放缓。
2023年11月28日，在委内瑞拉加拉加斯，一名男子从一幅墙画前走过，墙画号召全民公投，考虑吞并由圭亚那管理的埃塞奎博（Essequibo）地区。
问题在于，对美国来说这是否为时已晚，无法利用这个可能的机会，这主要是因为美国政府欠下了巨额美元债务，也因为美国政治上对武器化制裁的依赖，将美元作为惩罚敌国的工具，而忽视了美国盟友和贸易伙伴长期以来对这种工具可能被用来对付他们的担忧。
非洲
非洲出现了全面拒绝外国大国主导的趋势。这是因为大国资源和预算的减少，特别是因为这些外部大国的威望和影响力在下降。
与此同时，非洲对包括人为的划定边界在内的外来地缘政治模式感到失望，非洲的治理哲学和文化途径也在增长或回归。所有这些，再加上欧洲和北美的治理问题，将与全球人口流动危机相互作用。
绿色能源
由于繁荣程度下降，结束对化石燃料的依赖，以及人为刺激伪绿色技术的趋势正在放缓，同时市场在能源问题上的立场也趋于温和。
2024年，尽管西方国家的政府采取了控制市场的举措，但由于经济衰退，维持财富水平的难度增加，政府为政治目的创造绿色和伪绿色能源技术的人造市场的主要举措，现在面临着越来越大的社会阻力。
技术发展
自21世纪初以来，科技进步的速度持续下降，但关键领域仍将逐步发展，但突破性技术的出现将越来越少，成本也会更高。
尽管政府经常试图通过立法来淘汰有效的现有技术，但社会和军队很可能会选择采用实用的旧技术和做法。
以军事为例，尝试发展老式武器系统（如美国的F-15战斗机、B-52轰炸机、M1艾布拉姆斯坦克系列、基于1960年代的高超音速能力和反卫星武器）就是这一过程的体现。
社会两极分化
在现代民主的形式下，许多“现代”社会的进一步两极分化可能很明显，特别是在美国、加拿大、西欧、澳大利亚，可能还有印度。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社会都没有可用的法律机制来扭转这种社会两极分化，以及国家机构日益瘫痪和衰竭的局面。
这意味着，为了应对创造新模式、摆脱旧责任的必要性，这些类型的社会必须出现前所未有的催化变革的诱因——可能在各自的宪法之外——否则，国家瘫痪和两极分化可能会继续下去。
所有这些趋势都是社会自然周期的一部分。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是在现代通信技术的背景下来审视它们，我们看到它们在全球范围内协调一致。最初的反应是试图阻止崩溃的步伐，而不是寻找超越短期不确定性的战略来适应新的时代。
作者简介：
格雷戈里‧科普利（Gregory Copley）是总部位于华盛顿的国际战略研究协会（Inter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Association）主席，也是在线期刊《国防与外交事务战略政策》（Defense& Foreign Affairs StrategicPolicy）的主编。科普利出生于澳大利亚，是澳大利亚勋章获得者、企业家、作家、政府顾问和国防出版物编辑。他的最新著作是《21世纪新全面战争与恐惧大流行的诱因》（The New Total War of the21st Century and the Trigger of the FearPandemic）。
原文：Global Security in2024:5 Contextual Trends,10 Possibilities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