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高三班主任，张荃面临的问题是，她要处理的文件越来越多。
最近，她收到一份关于不文明交通行为整治的通知，发通知的是县教育体育局。根据通知，她所在的城市将重点查处家长、学生不戴安全头盔的现象，“家长不戴头盔，要处理我，要通报批评我。”张荃不太理解。
一所民办学校的校长何卫公每天都要处理类似的通知文件，其中很多与学校教育教学并无直接关系，但他不得不遵照通知要求，在学校里安排五花八门的“非教学任务”。
据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不完全统计，教师接收到的非教学任务不仅涉及“扫黄打非”宣传教育、禁烧秸秆宣传等，还有家庭情况摸底、强制下载各类App、视频学习打卡、截图拍照留痕、填表造册、卖保险等。
作为教师，张荃没有其他选择，她必须按要求及时完成任务。很快，张荃在全班统计了上下学方式，并在班级和家长群强调，骑电瓶车的学生、家长要戴头盔。最终，张荃并未被学校通报批评。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都戴头盔了，还是没被抓到。”张荃说，“我很想问，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真正教书育人？”
“最多的一年，曾经收到过接近4000份各类文件”
何卫公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他所在的学校，一天最多能收到20多份来自各方面的通知，少的时候也有一两份，寒暑假期间都会有通知。“我们统计过，最多的一年，曾经收到过接近4000份各类文件。”何卫公说，“有35%左右是跟教学无关的。”
这些文件主要来自镇、县、市的各个部门，它们往往通过OA办公系统、QQ群、微信群、钉钉群、打电话、发短信等方式通知到学校，有时还会附带许多附件，有的是红头文件，有的是盖章的通知，有的是没盖章的Word文档。
在许多地方，处理繁杂的非教学任务成为一名教师尤其是班主任日常工作中必须面临的问题。在江苏某县高中工作的张荃说，最近她刚刚带着班里的两名学生，占用晚自习的时间，花了近3个小时，完成了全班50余人的一项答题打卡任务。
这项任务要求每名学生完成15道选择题，正确率100%。为了不浪费更多学生的时间，她得挨个登录学生的账号，代替学生答题。去年，这件事是张荃独自完成的，她断断续续花了3天时间。
这样的答题打卡任务甚至催生出一些“偷懒”技术，可以将学生账号、密码自动填充到相关学习平台，并使用自动学习、自动答题功能完成任务。
校长何卫公将这些平台分为两大类：教育管理类和安全管理类。他告诉记者，他所在的学校，目前有二三十个平台需要教师参与填写或收集数据，他将一部分任务交给相关的管理员来操作，但仍有三分之二的平台需要教师帮忙收集数据。
在南方一所乡村小学，班主任郝明每两周要给40余名学生的家长打一次电话，提醒他们完成“安全教育平台”上的学习任务，以应对每月一次的检查。完成学习任务时，系统会提示家长“请勿代做”，但家长也不得不按班主任的要求完成。
一些家长对教师的态度开始变为讨厌和不待见。学生们则在这个过程中目睹教师造假。
“每个家长每周都要做，少一个人会影响你的绩效考核。”郝明告诉记者，“（任务完成量）差得多了，班主任的绩效会被扣到最低。”
“这是典型的考评机制倒逼学校行事。”新教育研究院院长、成都市武侯实验中学原校长李镇西说，“而一旦考评机制中的非教学活动占比过大，问题便自然产生了。即使表面上看来‘素质教育’全面开花，但有多少是真正开展或者说达到成效的，就无从考证了。”
“各种平台系统都是要排名的，都是要报数据的。”何卫公说，“这些数据资料收集整理都要耗费好长的时间，很大的精力，也严重挤占了大家的教学时间。”“最起码一周要经历两到三次这样的事情。”
此前，因为学校“反诈宣传”任务推进效率低，排名靠后，校长何卫公被通报批评过。
在这项任务中，学校要让学生家长下载相关App。家长下载好后需截图发给班主任，班主任汇总统计、打包，再将资料交给学校，学校再交给反诈宣传工作领导小组。
但对他而言，想要让学校里数千名学生的家长都配合，并不容易。“很多家长不配合，我们就打电话，进度慢了点，就被通报了。”何卫公说。
更不巧的是，这学期这所学校里的一名学生在玩家长手机时，被诈骗10万余元。很快，有关部门派人来检查了学校的反诈宣传资料，何卫公被约谈，并被批评教育。
“这不是教育的问题，某种程度上是形式主义的问题”
近年来，武汉大学社会学院的青年学者易卓在各地调研时发现，教师的非教学任务确实很多。“（原来）有的教师跟我们讲，‘除了畜牧局不进学校以外，所有的部门都进学校’。但是现在，畜牧局也进学校了。”易卓告诉记者，“就是搞检查”。
在易卓看来，学校成为不少政府部门的工作抓手，有两个原因，其一，教师的文化素质比较高；其二，学校与社会的接触面最广，这使得他们可以较好地完成相关任务。
易卓到浙江某地教育局调研时，发现以教育局为成员单位的工作领导小组大概有20个，组长基本是县领导，而其他部门往往通过领导小组给教育局发文，要求配合工作。对此，有人开玩笑，“教师是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也有人调侃道，“师者，传道授业解惑扶贫报表巡河……”
何卫公所在的学校，被要求进行“扫黄打非”“扫黑除恶”的宣传，要挂横幅，做宣传角，并将“致家长的一封信”读给孩子听。
“小孩子就会很奇怪，黄色不是很正常的颜色吗？”何卫公说，“讲良心话，一个教文化、教常识的地方，教这些东西，是不是教育适得其反了？”
易卓所在的调研团队在湖南调研时发现，很多地方都有收新农合医保的指标，但由于医保费用渐贵，一些百姓并不愿意交，地方医保局就专门发文要求学校配合收医保。
“（文件）下来以后，所有的教师都要给家长打电话收医保，这是很夸张的。”易卓告诉记者，“（这些事）很影响家校关系。”
“以前教师家访，真的就是为了处理这个学生的问题，但现在家访都是为了完成其他任务。”易卓说，“家长就很有意见，‘跟你没什么关系的事情，你为什么还要做？’”
在陕西的一所小学，打疫苗、购保险也需要通过班主任联络学生。这所学校二年级的一名班主任李舟告诉记者，班主任需要统计愿意买保险的人，并由班主任来收费，“还只能收现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