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1948，迫害宗教的斗争大会
由于我的祖母、父亲、母亲、哥哥和姐姐都是天主教徒，由于从小受到良好的宗教家庭熏陶，因此，我也虔诚地信奉天主教。
那时候，听大人们说，辽宁省有三个传教区：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创立的“沈阳教区”、加拿大魁北克外方教会创立的“四平教区”和美国美利诺外方教会创立的“抚顺教区”。每一个教区还担负另外几个城市的教务。由于美国教会从美国募集的慈善资金最多，因此，抚顺教区办得最好，教务发达，信徒众多，并创建了许多慈善事业。例如，他们设置了医院、学校、幼儿园、养老院、孤儿院和育婴堂……
我寄住在属于抚顺教区的一个城市的亲戚家，这位亲戚也是天主教徒，因此，我就在一座美国天主教教会办的小学里读书。
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日本人把美国主教、神父、修士和修女，都抓进了监狱，当作战俘和人质。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后，美国人才重获自由。当时，苏联和美国是“同盟国”的“战友”，因此，苏军进入东北后，对美国人和美国传教士都很友好。但是，人们发现，中共和八路军对美国人不甚友好。特别是1947年内战开始后，中共对美国教会人士越来越仇视，总是把他们看作美国派到中国来的间谍。
宗教迫害是随着觊觎教会的资产开始的。中共地方政府开始还比较客气，跟教会“借”教堂开大会，“借”房子办公。实际上，一些进出教堂的共党干部，担负着监视传教士活动的任务。他们“借”教会的房子，“借着”“借着”，时间长了，便赖着不走，视自己为房产当然的主人。教会都是一些心慈口善的人，奈何他们不得。更有甚者，他们还派一些人，假意信教，受洗后专门探听教会内部消息，搜集教会的“罪证”，随时准备“反戈一击”。
在东三省，共产党迫害宗教是从1947年开始的，1948年达到高潮。由于我家全是天主教徒，因此，受到很大的冲击。特别是从大学神学院毕业后当了神父的哥哥，因为参加了“圣母军”（天主教内部一种自愿参加的圣母玛利亚祈祷会），被判五年徒刑。他的同学更惨，因为是“圣母军”的负责人，直到1978年还关押在牢里，一直关了三十多年。人们追问，为什么要判他们这样重的刑呢？因为他们沾了一个“军”字－－你们不为“美帝”当间谍和走狗，不准备推翻共产党政权，组织“军”干什么？
终于，他们想当然地“发现”了美国教会的一个秘密“罪证”，那就是由“假教友”告发：神父、修士和修女们在育婴堂杀婴，喝婴儿的血，甚至把婴儿一个一个吃掉（1900年义和团时代的“教案”，就是从污蔑“教会杀婴，用婴儿的血肉制药”开始的）……这还了得：你们这些美国间谍，打着传教和慈善的招牌到中国来，原来干着这样令人发指、罪恶滔天的勾当！于是，在教堂外的操坪中举行了一场大规模的斗争会。我们教会的小学生，都排着队站在操坪里接受教育。
在那次斗争会上，我看到美国神父和美国传教士、修女，都被勒令站在斗争台的一旁，人人必须低头认罪。中国的修士和修女，则被勒令脱下会衣，一个个低着头，跪在斗争台上，每一个人都被迫戴上一顶写了“美帝走狗”字样的帽子。
“假教友”则跑上台，义愤填膺、慷慨激昂地控告“美国神父和传教士们，杀死婴儿”，“育婴堂减少了多少婴儿”，“孤儿院减少了多少孩子”，“数据准确”，“罪证确凿”……“假教友”还跑上前去抽打中国修女的耳光，逼迫她们承认，看见美国人杀婴……中国修女们不肯承认，耳光和拳头便雨点般地落在她们身上……
我看见，他们斗争一个留着长胡须的老年中国神父。老神父除了胡须像外国人，他的黄色皮肤和蹋鼻子，一点也不像美国人（实际上，共产党对洋人是不敢动手动脚进行体罚的）。斗争者逼迫老神父作证，亲眼看见美国传教士杀婴。老神父当然不会撒谎，他闭着嘴一言不发。一位残酷的斗争者便跑上台去，大叫道：
“你这老家伙不开口，老子今天一定要把你的口撕开！”
说着，他叫来两个打手，一边站一个，紧紧挽住老神父的骼膊，把老神父夹在中间，并用另一只手卡住老神父的头，使他不能动弹。然后，这人从衣袋里拿出一把事先准备好的老虎钳（即“剪丝钳”），将老神父的胡须钳着，一撮一撮，连皮带肉，一起往下拉扯……
只三、五下，鲜红鲜红的血，就流淌了老神父的满腮满面，并顺着稀稀拉拉的胡须往下流……小学生们都害怕看见，有的女孩子被吓得哭起来。这样惨不忍睹的场面，给我的感觉就像“文明人碰上了野蛮人”……
这位老神父站在斗争台上，任那人用钳子拉扯胡须，仍然一声不吭。他没有哭，也没有叫喊，目光坚毅地挺立着……我想，他已经把痛苦增添在十字架上，把肉体的痛苦献给了神。
对教会的迫害，与共产党对其他国民党人士的迫害，是相互关联的。
国民政府接收东北后，派出了由许多专家、学者组成的考察团，考察日本人掠夺、苏联人抢劫后的东北资源和工、农业现状，规划今后的建设蓝图。其中，有一个地质考察团，由留学美国、学成归来报效祖国的张莘夫博士带队。他们考察的是辽宁省的煤矿、铁矿和其它矿产，因此，需要经常出没崇山峻岭。但是，当他们不畏艰难险阻，翻山越岭，餐风露宿时，遇到了横蛮不讲理的八路军，污蔑他们是“美蒋特务，为国民党部队考察地形地势，准备绘制军事地图，消灭共产党……”“秀才碰了兵，有理讲不清”，张莘夫和考察队员全被八路军杀害了。
当年的八路军，多数是不识字的文盲；就是当官的，也没有多少文化。因此，他们把张莘夫的“莘shen”字，念成“心xin”。他们惨无人道地杀害张莘夫博士之后，把他的心脏挖出来，用盘子盛着，用一张纸条写了“心夫的心”盖在上面，派人送给张莘夫的妻子……看到血淋淋的丈夫的心脏，张莘夫的妻子当场晕倒了。后来，这位年轻美貌的女人，也被八路军抓去，不知下落。
就这样，张莘夫和一些考察团员、许多国民党人士的孩子，都成了孤儿。教会每次打听到这种情况后，都急忙派人将这些遗孤找来，收养在育婴堂和孤儿院。这些国民党高级人士中，有许多人在美国有亲戚。例如，考察团一位学者的父母在美国，他们知道自己的儿子、媳妇遇害后，便千方百计，通过教会，将孙儿孙女接到美国去抚养。其中也包括一些教会的有识之士，知道共产党的迫害会接连不断，为了让孩子们脱离虎口，把一些孩子送给美国人收养，让他们健康成长，今后受到良好的教育……这样，教会的婴儿和儿童的数量，便减少了许多。
“假教友”听说育婴堂和孤儿院的孩子数量减少了，认为这是“立功”的好机会，便积极“举报”教会的“杀婴罪行”。于是，就开了上述斗争大会。
斗争大会之后，共产党把教会的人，抓的抓，关的关，判刑的判刑。教会中的洋人，则通通驱逐出境。于是，热火朝天的教会便人去楼空，变得冷冷清清了。那些房产和教会的其它资产，统统改名换姓，变成了共产党的财产。
（四）结尾的话
我是含着眼泪写上述回忆录的。特别是写第二节时，我们全班40个花季少年，加上级任老师，41条鲜活的生命，就那样被摧残了。他们活泼可爱的形象，总是在我眼前闪现，跳动。到明年2月，就是他们陨落的60周年祭。
多年来，我总是思考，为什么没有一个小学生活着回来呢？虽然去担任欢迎任务的小学生总数不详，但“为了营造热烈气氛”，估计最低不会少于一千人，多则可达到两千人。那么多孩子，未必子弹都长了眼睛，把他们全打死了？没有一个受轻伤的？没有一个受伤后救活了的？……
由于魂牵梦绕，由于看透了共产党的邪恶本质，我终于破解了他们“一个也没能回来”的“军事秘密”。当年，传来的消息说“他们全部被打死了”是骗人的。－－孙叔叔被骗了，我父亲被骗了，耶什牛录村的村民们被骗了，其他所有牛路村的村民们也被骗了，整个满族人都被骗了！
为什么？
请问：为古代帝王修建陵墓的工匠，有一个活着回来的吗？－－陵墓建成之日，就是他们集体殉葬之时。
被日本关东军强行征去修筑大兴安岭地下工事的中国村民，有一个活着回家的吗？我们耶什牛录村去了二十多个民工，一个也没有回来。－－如果回来一个活的，那“地下工事”就没有秘密可言了。
那么，去执行这次骗局的小学师生，又有什么理由让他们之中的某一个活蹦乱跳地回家呢？－－当这条“锦囊妙计”出笼时，就规定了他们必须全部死亡。
于是，我无法回避，不得不想到了一个令人发指、浑身颤栗的可怕场景：
52军对当地情况根本不了解，因此，他们边打边退，一定很快撤走了。那么，打扫战场的是谁呢？肯定是八路军。当八路军打扫战场时，有那么几个、十几个或几十个受了伤的孩子，躺在血泊中呻吟，用满怀希望的哀怜目光，用稚嫩、颤抖的童声呼喊“叔叔救命”、“叔叔救救我”时，八路军是怎样狠心地给他们每人补上一枪，结束他们性命的？
罪过啊罪过！天理难容！指责共产党是一群恶魔，加入共产党后“党性”会把人变成恶魔，是一点都不过分的！
1948年“辽沈战役”开始后，为避战乱，学校迁往北平，我跟随到北平读书；“平津战役”开始后，部分学生撤退到青岛，我跟着去了；然后乘船去上海，最后，教会又用海轮将我们送到台湾。
衷心感谢神的安排！在纷乱的战火中，我总是逢凶化吉，活了下来。
我知道，只有努力学习，掌握知识和本领，今后才有能力报效祖国，于是，我就发奋读书。在台湾最好的中学完成学业后，有幸去欧洲的大学深造，1966年，意大利BOLOGNA大学授予我农业博士学位。
学成之后，我可以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去定居。虽然忘不了我的祖国，我的故乡，那片广袤的、令人魂牵梦绕的黑土地，但那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国家搞得污七八糟。少年时期就认清共产党邪恶本质的我，深深知道，像我这样热爱真理、坚持正义、性格直率的人，是共产党绝对不能容忍的，于是，我选择到“世界上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加拿大定居。
加拿大政府非常器重我，先安排在农业部门任职，继而聘为农专和大学的客座教授，后又聘为CIDA（加拿大政府援助非洲组织的英文简称）的农业专家和顾问，在非洲工作8年之后又转为“联合国世界粮农组织”专员，一共在非洲服务20年。为非洲各国提高农作物产量、品种改良、病虫害防治、先进农作方法的推广和农业发展，贡献了一己绵薄之力。
当年学成后，如果我像许多美国博士那样，放弃国外一切优越条件，硬是一头栽回中国的话，我想，结果一定是共产党发动的历次运动中增添了一位合格的“运动员”：“美国间谍”、“台湾特务”、“反革命份子”……哪一顶帽子戴在我的头上，都是非常适合的。值得庆幸的是，我没有陷入那个“阶级斗争”、相互倾轧、没完没了的漩涡和泥淖。
2005年2月22日于加拿大蒙特利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