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老宣布停刊后，炎黄春秋杂志社全体员工随杜老撤出，无视提职加薪给事业编制的许诺，自谋生路，无一留任。我的同仁们，义无反顾，全体“成仁”了。
三，双料企业家
改革开放之初，杜老在新华社有“杜大胆”之称。其实我们知道，杜老深知官方底线，即使试探，不过越界一寸两寸，每年还要限制次数，有张有弛。用杜老的话说：“我们只说了一点实话，两点都没有。”为了让高层放心，杜老主动承诺“七不碰”，避开官方最痛之处。曾有离休高官建议我们加强与各地读者阅读小组的联系，建立读者俱乐部，杜老坚决拒绝，认为那是发展组织，摸高压线，离死不远了。
凭着这种“四不像”体制，凭着这种分寸拿捏，创刊十几年后，《炎黄春秋》俨然成为一面旗帜。本来就不多的竞争者被官方清除了，好文章好作者自然聚集在幸存者旗下。至于幸存的原因，从官方角度说，顶层的改革开放思维尚有余温，至少觉得我们可以装点门面，只要别太“离谱”。顶层以下的官员则不敢出重手，毕竟站在第一线的杜老是本行前辈，随后还有杜润生、李锐、李昌、于光远、朱厚泽、李慎之、吴像、李普等一批省部级大员，压阵的有萧克、周谷城、费孝通等一批副国级顾问，似乎还有一些若隐若现莫测高深的大佬。他们的身份特权，或多或少地转化为杂志的品级特权，给“四不像”刊物披上了铠甲。
“铠甲”确实管用。前边说过费孝通写信求情，还应该说说萧克。胡耀邦去世五周年时，胡的名字还是敏感词。《炎黄春秋》准备发纪念文章，内部发生激烈争论，连胡耀邦的夫人都出面劝阻。杜老提议请萧克决定，萧克说：“发。谁有不同意见，告诉他我的电话号码，我愿意和他讨论”。我还记得一个小会，顾问和部分编委商议如何应对打压，在场的大概有杜润生、李锐、于光远、朱厚泽、吴像、何方和李普等人，只听于光远坐在轮椅上笑道：“他们敢封《炎黄春秋》，咱们就坐着轮椅，举着小旗，到天安门广场去。他们碰一个，咱们倒一个。”
杜老身后有这样一批高官，左右还有一起创刊的老友老部下。方实，离休前是新华社机关党委书记，他永远带一个黑皮包，永远能从包里掏出好稿子。徐孔，离休前是中国食品报社长兼总编辑，他既编稿子又当总经理，铁面无私，让杜老和我们每个人经常自掏腰包，不敢轻易花杂志社一分钱。杂志社里不乏才干过人脾气暴烈的业内高手，拢住这些人并不容易。我见过高手与杜老面对面拍桌子骂娘，过后就忘，连个小疙瘩也看不到，双方的度量都让人佩服。编辑部里的年轻人自由化倾向明显，各种缺点也很明显，杜老依然包容重用。
据说，企业家的主要功能，就是以创新的方式组合各种生产要素，发现并满足潜在需求。“四不像”杂志社的社长，同时在官场和市场上打拼，堪称双料企业家。杜老不仅要组合人才和资本等生产要素，还要组合权力要素，以走钢丝的方式满足读者和官方的需求，罩着编辑部为各界作者和读者搭建桥梁。这就是适应中国特色环境的创新。顺便提一句：在中国特色浓重的环境里，出版和言论自由之类的公民权利并不是公共物品，此时权力要素入伙就有了生产要素的作用，好比农民手中的农药，工厂的围墙和保安——生产者被迫自力更生抗害救灾，抵御外部权力入侵。
然而，机缘有合有散。秋叶飘零。余温散去。冬天来了。
四，他们是谁？从哪里来？
杜老对自己这伙人的定性是“党内民主派”，又称改革派、开明派、改良派、温和派、“两头真”。杜老最尊敬的老领导是赵紫阳，他是赵提名到出版署当署长的，因此又被划为改革派中的“赵派”。实际上，2008年那次打压，导火索就是杂志上出现了赵紫阳的名字，闯了禁区，还连续发文讲述赵在历史上的功绩。
在赵紫阳软禁期间，杜老和几位老友合作，为赵整理出版了轰动一时的口述回忆录《改革历程》，随后又用采访的剩余材料写了一本《赵紫阳还说了什么》。官方派人去杜老家劝阻在香港出书，杜老一口回绝，说“我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只说了一点点实话，怎么就容不下？如果为此停发我的养老金，取消离休待遇，我不怕。我孩子大了，可以养活我。我是老党员，有七十多年党龄，如果为此开除我的党籍，我无尚光荣！”
这是我听杜老说过的最强硬最决绝的话，由此可见他“派性”之强。但他对我们复述这番话的时候，又补了一句：“其实我怕。怕他们取消我的医疗待遇。”
这些自称党内民主派的人，核心诉求，就是建立一种民主法治体制，迫使官方向选民提供物美价廉的公共物品，保护好宪法承诺的公民权利。他们想利用权力的余热，推动中国转型，改变权力至上的大一统格局。
从上到下，从赵紫阳到李锐到杜导正，再到方实和徐孔，年龄相差不过十岁，这一批人从何而来？我看是撞南墙撞出来的。前边提到姓名的人，无一不是伤痕累累，人人栽过大跟头。这是一代人的共性。往大了说，整个国家都是一个跟头接一个跟头一路摔过来的。再往大了说，半个世界都跟着苏联摔了几十年跟头。困而知之，穷则思变，改革开放其实是半个世界的历史潮流。
五，他们能往哪里去？
在半个世界的转型史上，似乎可以提炼出一个两方四派的互动模型。两方即官方民方，四派即官民两方内部的强硬派和温和派。官民双方的温和派互动，温和对温和，构成温和轴心，可以形成良性循环，转型大体温和平稳。波兰、南非、西班牙、韩国和蒙古等国都是如此。台湾亦然。强硬对强硬，大抵是拳头大者胜，例如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1989年的中国，还有1997年阿尔巴尼亚转型之后的全国战乱。强硬对温和，通常是强硬派连连得手，步步紧逼，失利方的温和派无奈下台，强硬派登场，回归强硬对强硬的双输格局。中国转型一百多年，从戊戌变法算起，大抵是强硬派得手，得手之后路径依赖，持续强硬，掉进强硬陷阱百余年难以自拔。
杜老这一拨党内温和派，与体制内外的温和派改良派作者合作良好，良性循环前景隐约可见，奈何连遭重手打压，黯然出局，又为中国百余年转型史增添了一小段悲剧。不过，作为悲剧的失败方，将心比心，我猜杜老的内心是平静坦然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尽心尽力即可俯仰无愧。即使有机会重活一次，我们，我，还能有更好的选择吗？微斯人，吾谁与归？
2023年9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