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三年自然灾害"的说法，完全是当政者为了推脱罪责编造的谎言。有气象资料表明，在这三年当中全国根本就没有大范围的自然灾害，跟其它年份的情况相当。我的家乡也没有大的自然灾害，虽然由于"大炼钢铁"运动造成粮食大减产（因为很多青壮年农民被抽调去"大炼钢铁"），但所收的粮食也足以保证不会饿死一个人（假设这些粮食没有被政府抢走的话）。至于说由于"苏联逼债"，更是子虚乌有。许多学者用历史资料证明，当年苏联不但没有逼债，还主动提出借粮食给中国，但是被毛泽东拒绝了。用今年的流行话语来说，是毛泽东和中宣部在玩"甩锅"——对内甩给老天爷，对外甩给苏联。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大饥荒的呢？用刘少奇的话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他这还是给毛泽东留了面子。其实真实的情况应该是百分之百的人祸，罪魁祸首就是一手遮天的毛皇帝。赵紫阳说："我们党是从来不认错的，实在说不过去了，就找替罪羊，将错误都推到他们身上，如林彪，四人帮。找不到替罪羊就说是自然灾害，如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纯粹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错误。"
"非正常死亡"一词是1961年至1962年间各级政府根据中央（主要是刘少奇等人）的指示统计饿死人情况时使用的，目的是为了淡化事件的严重性，因为"饿死"一词太刺眼，说明当政者的罪孽太深重了。如今有些学者也经常使用这个含义模糊的词，就显得太不严谨、太没有勇气了。在大饥荒中死去的农民，除了被饿死的就是被打死的（比较少），哪有什么其它的"非正常死亡"！
我的家乡安徽省某县是大饥荒的重灾区，全县农民被饿死1/4左右。本人的家族成员和主要亲戚被饿死1/3左右。那时我有幸上了中学，在学校里可以吃个半饱，总算捡了一条命。我有一些童年的伙伴，由于没有上中学，在家里就被活活饿死了。当时在我们的中学里也充满了悲哀的气氛，因为每隔三两天就有乡下来人找某某同学，说他家里谁谁饿死了，于是这个同学匆忙赶回家，几天后再回来时腰里系了一条白布带（孝布）。那时我们每天中午的午饭是一个红薯面窝窝头，大约有3两，有的同学吃一半留一半，等到星期天带回家给家里人吃。后来我也学着这样做。……那些痛苦的往事简直不堪回首。若干年前我回到中学母校时对校长说：××中学最值得我们感谢的是，她在六零年救了几百个农村学生的命。
有人说，如果全国饿死3600万（杨继绳推算的数字），那么平均每17个人就有一个被饿死，我们的家人以及亲戚、朋友等社会关系远远不止17个人，可是没有听说谁饿死了。还有人说，我的家乡也是农村，可是我们那里并没有饿死人。我可以告诉你们，在大饥荒时期，全国各地的情况差别很大，饿死人的情况并不是均匀分布的。哪个省、地、县的第一书记最左，最无人性，跟毛泽东最紧，把农民的粮食搜刮得最彻底，那个省、地、县饿死的人就最多；反之，哪个地方的第一书记不是很左，还有点人性，那个地方饿死的人就比较少，或者基本没有饿死人。四川的李井泉、安徽的曾希圣、河南的吴芝圃、山东的舒同、贵州的周林和甘肃的张仲良这几个省委书记，都是毛泽东的忠实走狗，在庐山会议上攻击彭德怀最卖力，在1959年秋后搜刮农民的粮食最凶狠，所以这几个省饿死农民最多。这6个省饿死的人数占全国饿死人总数的2/3左右。比如甘肃省和陕西省比邻，前者饿死人很多，后者饿死人较少，许多甘肃的农民逃荒到陕西就得到了活命。在每个省内，各地区、各县饿死人的比例也很不相同。所以你们那个地方没有饿死人，并不能说明其它地方没有饿死人。你只要到那些重灾区去实地了解，真相就会一清二楚。
还有的年轻人说，农民是生产粮食的，手中有粮食怎么会挨饿呢？如果真的挨饿，为什么不跑出去要饭吃呢？这正是我后面要重点回答的问题。
现在的年轻人对毛时代的残酷历史很不了解，也很难理解。毛泽东时代是一个疯狂的年代，这个斯大林加秦始皇式的暴君，一心想证明自己是世界上和历史上最伟大的人，于是不停地折腾，老想创造奇迹，实际上是异想天开，胡乱指挥，可是却无人能够阻拦。"反右"运动以后，党外人士再无人敢对共产党提出批评和建议；整倒彭德怀之后，党内高官也无人敢对毛泽东说半个"不"字。不受制约的权力使一个天才变成了傻瓜和疯子，不断想出馊主意来折腾和祸害全国人民。
中国到底为什么会发生六十年代的大饥荒？有人说是因为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的。此话虽然不错，但是过于笼统，使人一头雾水。大跃进的高潮在1958年，但是那一年并没有饿死很多人；人民公社制度确实是使农民极端贫困的根源，可是从1961年到1980年，人民公社仍然存在，农民虽然仍过着农奴般的苦日子，但是基本上没有再发生大规模饿死人的事件。为什么饿死人的恶性事件在全国都集中发生在1959年底和1960年的上半年？那是因为毛泽东亲自制定的四项恶政在1959年下半年开始联合起作用造成的。可谓雪上加霜，悲惨至极。
毛泽东亲自制定和强力推行的四项恶政，是造成农民大量被饿死的主要原因：
一、浮夸风导致高指标、高征购，政府将农村生产队的粮食收缴一空
在大跃进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定下的高指标逼迫下面的干部必须虚报产量，虚报得越多越能得到表扬和提升，报得少的就要受到批判、斗争和惩罚。毛泽东喜欢看到粮食产量不断创造新纪录，于是《人民日报》上就"捷报"频传。钱学森火上加油，在报上撰文说根据光合作用分析，粮食亩产可以达到20万斤。毛泽东看后深受鼓舞，完全相信《人民日报》上不断刷新的离奇的高产喜报，并亲自把1959年的全国粮食征购任务定为1100亿斤的超高指标，并分解到各省。据说后来李锐（也有人说是田家英）问毛泽东，你也是农民出身，怎么能相信亩产万斤呢？毛说：我是听信了大科学家的话。可见钱学森的文章影响了毛泽东的思维和决策，助纣为虐，加重了灾难。可是钱某人至死也没有向中国农民说过半句道歉的话。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所以浮夸风的根子在毛泽东和党中央，而不是下面的干部。浮夸风愈刮愈烈，虚报的产量比实际的产量高出好几倍。比如在河南省召开的1959年秋季粮食产量预报会上，信阳地区被迫报了72亿斤，而实际上呢？只收获了20多亿斤。既然报了这么多，就必须按照报的数字上交给国家。而农村的生产队呢，即使把口粮和种子全部上交了也完不成任务，农民自然就没有粮食吃了。结果，信阳地区饿死了大约100万人。四川、安徽等省份的情况也基本类似。
二、"反瞒产私分"运动把农民家里私藏的少量救命粮搜刮一空
从全国粮食产量预报的情况来看，1959年秋季又是一个大丰收，可是国家粮库怎么只收上来一小部分呢？天才领袖很快就想出了答案：一定是生产队长瞒报了产量，把剩下的粮食私分给农民了！因为在1958年秋后就出现过生产队普遍完不成国家征购任务的情况。毛泽东在1959年2月亲自起草了"反瞒产私分"的中央文件，而这个文件在全国大规模执行则是在1959年的秋后。政府采取法西斯手段，一方面吊打审问生产队长，让他们交代瞒产私分的粮食都藏到哪里去了（全国打死了不少生产队长），另一方面组织搜粮队挨家挨户搜粮。他们拿着钢钎或铁锹，在农民家的墙上和地上乱捅乱铲，挖地三尺，把农民家私藏的极少量的救命粮搜刮得一粒不剩。我们家在收割后的地里捡了一些绿豆、黄豆，大约有二、三十斤，装在一个洋铁皮箱子里埋在厨房的地下，上面堆了柴草，结果也被搜粮队挖走了。这不是地地道道的官匪嘛！
三、人民公社"大食堂"使干部们多吃多占，任意克扣农民的口粮
毛泽东在1958年创造了人民公社"大食堂"这个"新生事物"，并强行在全国农村推广。生产队不再给农民分发口粮，也不许农民在家烧火做饭，许多地方把农民家的锅都砸了。大食堂在开头几天还能吃上几顿干饭，后来只能吃稀饭，而且越来越稀。到1959年的秋后，由于生产队收获的粮食全部被政府拿走了，大食堂只能吃政府供应的少量"返销粮"。由于毛政府总以为生产队留有一部分口粮，所以供应的"返销粮"很少，而且越来越少。到1960年春天，供应给每个农民的口粮每天只有2两左右，而且是粗粮（我们家乡供应的主要是红薯干和原本用来喂猪的豆饼），经过大、小队干部的多吃多占，农民能吃到嘴的实际不到1两。当时农民有句顺口溜说：一天吃1两，饿不死小队长，一天吃一钱，饿不死管理员（指食堂管理员）。在一九六零年，凡是大小队干部家，基本上都没有人饿死，凡是普通社员家，基本上家家都有人被饿死。如果有社员有意无意得罪了小队长，小队长就命令停他家的饭，这家人就算是死定了。有一段时间，我们村的食堂主要吃红薯干，管理员每顿拿几斤交给炊事员，捣碎之后煮一大锅汤，稠的沉到了锅底。社员端盆来打饭时，管理员如果看谁顺眼，就从下面捞一勺，稠的就多一些；如果不喜欢谁家，就从上面舀一勺，稠的就很少。社员把"稀饭"端回家之后，倒出上面的清汤，只能剩下半碗或大半碗稠的，再加上野菜重煮一下，就是全家几口人的一顿饭。到后来，许多食堂就干脆停伙了，农民只好吃野菜和树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