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清廷一年前能接受、采纳载洵、载涛和锡良等人的建议，结果或许不一样。
——此时清廷特赦“所有戊戌以来”的政治犯，从改革的康、梁到革命的孙中山。然而，就在三年前，1908年8月中旬，风闻梁启超有可能回国领导立宪，清廷突然下旨查禁梁领导的政闻社：“近闻沿江沿海暨南北各省设有政闻社名目，内多悖逆要犯，广敛资财，纠结党类，托名研究时务，阴图煽乱，扰害治安，若不严行查禁，恐将败坏大局。著民政部、各省督抚、步军统领，顺天府严密查访，认真禁止，遇有此项社夥，即行严拿惩办，勿稍疏纵，致酿巨患。”（《光绪朝东华录》，第5967页）由于清廷严禁，梁启超不得不解散政闻社。
近十年来，梁启超一直与革命党论战，坚决反对推翻清王朝、极力为清王朝辩护，一直主张合法、体制内变革，《政闻社宣言书》明确表示：“政闻社所执之方法，常以秩序的行动，为正当之要求。其对于皇室，绝无干犯尊严之心；其对于国家，绝无扰紊治安之举。此今世立宪国国民所常履之迹，匪有异也。”（《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第28－29页）然而，他此时仍被清王朝当作“悖逆要犯”而“严拿惩办”。清廷如此严厉镇压政闻社、追拿梁启超，使“至上而下”的改革理论的说服力大大减弱，信服“革命”的人越来越多。
清廷对一心护卫自己的改革者竟以“悖逆要犯”待之，政权内最高统治者一直对十年前内部“权争”之事耿耿于怀，不仅不想法设法抚平创伤，不安抚当年因主张体制维新而受迫害的政治家，不让影响巨大的梁启超为己所用，而是依然毫不宽容当年的政敌，仍把他们当作体制的敌人，终于失去了领导“预备立宪”的能力与机会。
清廷此举无疑“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愚蠢之极，一些高官也大为担忧、不满。1909年，新授山东巡抚孙宝琦就上书朝廷，要求开放党禁：“当此预备立宪之时代，贵上下相示以诚，破除猜嫌之见。伏原皇上明降谕旨，去堂廉之阻隔，除防禁之琐屑，有以安亿兆之心。固今日之急务矣，至戊戌之案已成往事，是以光绪三十年曾奉恩谕，分别开复原免，有司奉行未尽，用者寥寥，拟呼特予恩施，”同时主张赦免戊戌党人：“戊戌党人平日著书立说，似皆效忠本朝，倘获昭雪，未始不可壮正气而消邪气也。”
（“新授山东巡抚孙宝琦条陈新政折”，《东方杂志》1909年第6卷第9期）对此，朝廷置之不理。
到1910年底，立宪派要求开放党禁、赦免康、梁的呼声越来越高。资政院议员罗杰提出开放党禁议案，连御使赵熙、温肃都奏请赦免戊戌党人，甚至载洵、载涛两位皇叔都多次向其兄载沣陈说，载涛为此专门上了一个密奏。对此，朝廷还是置之不理。
1911年1月初，罗杰的议案正式付资政院表决。议员在表决时颇有不同意见，因为此议要求赦免的不仅是“戊戌党人”，还包括孙中山在内的一切“国事犯罪者”。有议员认为，应将戊戌党人与革命党人区别对待，现在应只赦免戊戌党人，因为革命党不承认立宪，是否赦免今后再说。但大多数议员进一步要求一并赦免革命党人。罗杰发言为自己的议案辩护说革命党人一日不赦，人心一日不能安，满汉终不能融洽。如果赦免革命党人，“就可以化除满汉，安定人心”。他提此议“无非激起他们的忠爱之心，不使为外国人利用”。故“本员主张请求皇上天恩，一体特赦。对内就可以调和满汉，对外就可以免受外人运动。”（“资政院第一次常年会第三十四号议场速记录”，《资政院议场会议速记录》，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527－528页）表决时，多数议员同意通过此案。对此，朝廷依然置之不理。
无论是资政院议员，还是封疆大吏，甚至两位“皇叔”，他们的有关建议全被否定。如果朝廷在十个月前，即1911年1月能接受、采纳他们的建议，结果或许不一样。
——此时清廷取消皇族内阁，承认其“与立宪政体不能相容”，但就在五个多月前的5月8日，皇族内阁甫一成立，就遭到“天下人”痛责，使真正决定王朝存亡的士绅阶层愤怒异常，对其抱有一线希望者也与其迅速疏远，最终弃它而去。而且，立宪派最上层少数领导仍不放弃最后希望，仍想走相互妥协的改革之路。6月6日，各省咨议局联合会代表决定妥协让步，认可皇族成员违反规定任内阁阁员，但反对皇族充当内阁总理大臣，希望朝廷也妥让一步，将此议呈请都察院代奏，请另简大员组织内阁。然而，当时朝廷却置之不理，反而在7月5日副署的上谕中斥责联合会议论渐进嚣张，干预君上大权。如果三个月前的7月5日就能妥协，结果或许不一样。
——此时清廷承认铁路收回国有政策是被奸臣所欺骗，“动违舆论”。但就在五个多月前的5月9日，皇族内阁成立第二天颁谕宣布“铁路国有”时就知道会遇到激烈抨击、反对，尤其是立宪派、绅商的激烈抨击、反对，所以谕旨中强调“如有不顾大局，故意扰乱路政，煽惑抵抗，即照违制论”。此举必然激起民众强烈反对，清廷却下严旨晓谕商民“如再不服约束，格杀勿论”。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顺应民情，不仅代川民上奏，并且自上密折请朝廷改变决定，将始作俑者、邮传大臣盛宣怀治以欺君误国之罪，同时请朝廷治自己以同等之罪以谢盛宣怀。然而，清廷大怒，将尽职尽忠的王人文调离，并令其进京候讯，准备治罪。
8月初，新任署理四川总督赵尔丰到任，深感解决川民“保路”风潮只能府顺舆情，也上奏朝廷请求改变决定，甚至在9月1日联合成都将军玉昆及各司道奏劾盛宣怀与民争路酿变，也要求将盛治罪。但第二天清廷却传旨命令赵尔丰严厉镇压保路民众，如果养痈贻患，定将其治罪。同时，朝廷已派端方从湖北带新军入川查办。在这种情势下，赵尔丰转尔血腥镇压保路民众，最终直接引发武昌起义。结果，为平息事，朝廷不得不于10月26日下令将一切责任完全推给盛宣怀：“铁路国有本系朝廷体恤商民政策，乃盛宣怀不能仰承德意，办理诸多不善，盛宣怀受国厚恩，竟敢违法行私，贻误大局，实属辜恩溺职。邮传大臣盛宣怀著即行革职，永不叙用。”此时在《实行宪政谕》中，不得不再次承认自己“路事蒙于佥壬，则动违舆论”，不得不承认自己“用人无方，施治寡术”。其实，王人文、赵尔丰、玉昆都是大清王朝的封疆大吏，对朝廷忠心耿耿，对四川民怨沸腾有真切体会，然而连他们的建议朝廷不仅完全听不进去，还要将其治罪，结果就不必多说了。如果清廷早几个月听从王人文的建议改变决策、将盛宣怀治罪；或者一个多月前，仅仅一个多月，听从赵尔丰的建议改变决策，将盛宣怀治罪，结果或许不一样。
（三）
正如严复所说，“所有这些都太迟了”。此四道谕旨颁下后，未起任何作用。就在10月30日当天，革命党和新军在昆明发动起义，成立军政府。11月3日，贵州、浙江、上海的革命党和立宪派发动起义；这一天，清廷急忙公布《择期颁布君主立宪重要信条折》，即所谓“十九信条”，完全接受了当初立宪派提出的条件，体现了英国式“虚君共和”内阁制。但这种局面下，“十九信条”没有、也不可能起任何作用，革命仍在继续。11月5日，江苏宣布“反正”，四川革命党起义；这一天，清廷急忙颁布《准革命党人按照法律改组政党谕》，（《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104页）许诺“所有此次党人均按照法律改组政党，藉以养成人才，收作国家之用”。其实，此谕完全多余，此前颁布的《准开党禁颁布特赦谕》已含此内容，此时颁布此谕，只是向革命党人做出最大妥协的一种姿态、甚至可说是一种体面投降，企盼能平息事态。但是，革命还在继续。11月7日，广西、安徽宣布独立。8日，福州革命党与新军起义。9日，广州宣布独立；同一天，清廷万般无奈答应袁世凯提出的种种条件，颁布《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谕》，（《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601页）授命袁世凯组阁。此时，清王朝只能任人摆布、由袁世凯与革命者来决定其命运了。
现在颇有论者认为辛亥革命过激，打断了晚清的“立宪”。其实，是清廷自己断送了“立宪”，许多历史的“节点”被浪费后，它的生存空间越来越窄。最后时刻或有一线希望，但立宪派的要求被断然拒绝，锡良、赵尔丰这一干封疆大吏的恳求被否决，连载洵、载涛两位皇叔的意见都不被采纳时，清廷确是自己选择了一条不归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