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决定发动文革之前，陶铸作为一枚“炮轰”刘少奇的重要棋子，进入中央。文革开始后不久，陶铸却没有“按既定方针办”，他的种种做法，不仅加深了他和中央文革核心成员的矛盾，更让毛泽东觉得他十分“不识相”，最后终于让陶铸下台。周恩来在陶铸被打倒事件之中的作用相当微妙，至今很少有人提及。陶铸的下台，也使周恩来的作用成为“不可或缺”，让周恩来暂时站住了脚跟。《晚年周恩来》的作者高文谦在书中指出，当毛泽东决心要批陶铸时，周恩来在“保持晚节”心态的驱使下，纵然有心想保陶铸，也不敢违抗毛的意旨，只好让陶铸先“顾全大局”了。以周的阅历和见识，并非不知道唇亡齿寒的道理，但他却没有对陶铸施以援手，站出来为他缓颊，反而硬着头皮充当了批陶会议的主持人，让陶铸为自己背黑锅，听任自己的左膀右臂中箭落马。这件事充分显露了周在政治上明哲保身的为人，周是欠了陶铸账的，而他本人也很快尝到了孤军作战的苦头。书中相关章节摘录如下。
1966年，陶铸与周恩来在天安门城楼大殿内
“新文革与旧政府”的对垒
在文革初期的权力格局中，周恩来所主持的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同以江青为老板的文革小组形成两军对垒的局面，由于文革小组贯彻执行的是毛泽东“天下大乱”的意图，因而总能得到毛的支持而占上风;而周这一方则因往往不合毛的意图，显得“理不直气不壮”而屡屡败下阵来。
文革全面发动后，毛泽东采取的是“两手抓”的策略，所依靠的也是两套班子：一方面通过由江青一手控制的中央文革小组指挥运动，贯彻他的各种意图;另一方面则依靠周恩来所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维持和应付日常局面。尽管在《五一六通知》中明文规定文革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不过出于对运动发号拖令的需要，毛泽东更倚重的是前者而不是后者，经常绕过周所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而直接向文革小组布置任务。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文革小组的权力变得越来越大，与周恩来所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形成分庭抗礼之势。由于这两者所担负的角色截然下同，看问题的立场角度也大相径庭，因而双方的摩擦和冲突下可避免。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首当其冲。虽然他善于隐忍周旋，尽可能地与中央文革求同存异，避免与之正面冲突，但双方的关系还是日益紧张，成为文革女老板江青的眼中钉印发泄的对象。比如，从一开始，江青就对周奉毛泽东之命过问清华大学运动时，有意不点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的名(王当时任该校工作组成员--作者注)很有意见，认为周旗帜不鲜明，对前述周所开列的“保护名单”，江青也很下高兴，特别是对宋庆龄的保护，更是让她憋了一肚子火。据知情人回忆，曾发生过这样的一幕：当江青看到摆在自己桌上的由周恩来题写书名的《宋庆龄选集》时，竟然歇斯底里大发作，伸手把书扔到地上，抬起双脚践踏，一边用劲踩一边气冲冲地说：“总理真是!……还给她题字!”
由于中央文革多是奉旨行事，贯彻执行的是毛泽东“天下大乱”的战略意图，因而在两军对阵中，总是能得到毛的支持和撑腰而占上风，而周恩来这一方则因往往不台毛的意图，显得“理不直气不壮”而屡屡败下阵来。比如，八月下旬，针对日趋严重的红卫兵以查抄工作组“黑材料”的名义，冲击党政机关的问题，周与陶铸商量后，起草了一份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保护党和国家机密和要害部门的通知，送毛泽东、林彪审阅和中央文革披阅。江青对这个把属于党和国家机密要害部门的范围规定得极其详尽，几乎无所不包的通知，十分不满，认定这是周恩来借机划框框，束缚群众的手脚。于是她在上面批道：“建议中央常委讨论一下，更加应请主席和林彪同志仔细阅读和批改。”毛阅后支持了江青的意见，批示：“此件不发”“，把文件退了回去。又如，周恩来针对当时运动中出现的乱打乱斗问题，花了不少精力起草了一份《有关红卫兵的几点意见》，对红卫兵的纲领、性质、条件、组织、纪律等问题作了阐述，强调红卫兵要学习掌握政策，遵守纪律。随后，他又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对此进行讨论，准备印发全国贯彻执行。与会的多数人表示赞成，认为现在该是强调讲政策的时候了。
然而，中央文革却从中作梗，康生表示要慎重考虑，否则”有包办代替的危险“。姚文元则强调要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讲政策。康、姚二人在会上一唱一和，挑刺刁难，是因为文革女老板江青早就非常不满周恩来自文革发动以来，不断出面制止红卫兵乱揪乱门的做法。她曾多次讥讽周足”灭火队长“，甚至当面责骂周：“这个你也不让批，那个你也下让斗，你的的确确打击了群众和红卫兵的积极性。”就这样，由于中央文革的反对，这份文件最后胎死腹中。
当然，江青对周恩来并不完全是一味的打压拆台，也还有拉拢争取的另一手。这究竟是出于江青本人的智谋，还是背后另有高人指点，不得而知。自从周受命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处理党、政、军日常事务后，江青曾几次表示“欢迎”他参加由她一手把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周心里当然清楚江青此举所打的如意算盘，是要他放弃所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把两者合二为一，形成由中央文革一统天下的局面。这是周所不能接受的。一方面是因为他所主持的中央常委碰头会是经毛泽东授权的，不经毛的同意，他不会拱手相让，另一方面这也是他在眼前的乱局中唯一可以对时局发挥影响的阵地。于是，周恩来婉言谢绝了江青的这番“好意”，并且不动声色地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施展自己擅长团结各种人的本事，把党内的第四号人物、同时兼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陶铸拉到他这一边，并尽可能地与文革小组的另一个顾问康生保持好关系，在遇到问题时，注意尊重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的意见，即便是对中央文革中的“小字辈”，诸如王力、关峰、戚本禹等人，周也纡尊降贵，注意请教听取他们的意见。对江青本人，周更是格外恭敬，小心周旋，决不与她正面冲突。凡此种种，在一定程度上分化了中央文革小组。
江青见拉拢不成，反而被周恩来挖了墙脚，十分恼火，于是迁怒于陶铸，不断地找他的碴。在后来陶铸被打倒以后，江青的一腔怨恨借机发泄出来，指着周的鼻子骂道：“你一贯地与中央文革分庭抗礼，长期搞一个政治局碰头会，还有国务院碰头会，把中央文革里的常委拉到你那里，成心拆散中央文革。”
江青见拉拢这一手不起作用，便开始整周恩来，用她自己的话说是“让总理知道一下老娘的厉害”。她一方面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不断地向毛泽东告状吹风，说周的坏话，另一方面私下挑唆学生造反派中的头面人物出来反周。
九月下旬，江青指定她的亲信张春桥主持由中央文革召集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座谈会。会上，清华大学造反派领袖蒯大富在江青的授意下，公开点了周恩来的名，指责他在重大问题上“和稀泥”，搞“折衷主义”。还提出真正怀疑现在是否还有一个暗中与党中央、毛主席对抗的“司令部”。江青在听取汇报后，立即表态同意蒯大富的看法，说周恩来“就是和稀泥，搞折衷主义”。陈伯达也附和说：总理就是旗帜不鲜明。文革小组会议随即作出决定，把座谈会的记录送毛泽东，并由王力、关峰起草一篇《红旗》杂志国庆社论，批判“折衷主义”，强调要旗帜鲜明地支持造反派。这就是后来社会上出现炮打周恩来的大字报，散布文革是“新文革与旧政府之间的斗争”的流言的由来。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由来
文革运动从一开始就遭到党内外的抵制，陷入骑虎难下的困境，但毛泽东决意硬着头皮搞下去。毛在国庆节之夜天安门城楼上语惊四座地表示：“文化大革命一定要搞到底，要枪毙的话，我和你们一起枪毙。”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毛为了排除阻力而发动的一场新战役。
毛泽东对江青不断反映周恩来在政治上的暧昧态度自然感到不快，对他所主持的工作也有意见，不过毛此刻更关注的还是整个运动的形势，对近来青岛、长沙、西安等地不断发生工农群众围攻学生的情况甚感忧虑。毛十分清楚在工农群众干预学生运动的背后，是党内各级干部对他发动的文革运动存在抵触情绪，而根子则在于刘少奇的阴魂不散。因此必须在下一步运动中解决这个问题。
善于从历史中寻找灵感的毛泽东很快便从延安整风期间通过批判“错误路线”，斗垮王明一事中得到启发，决定用批判刘少奇所代表的“错误路线”来统领全局，作为下一步运动的突破口。
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九月下旬，毛泽东对八、九两月运动的形势，提出了这样的看法：整个运动的主流是向前的，但是许多问题并没有解决，特别是批判错误路线的坚定性和彻底性。在这里，毛一石数鸟：其一，把刘少奇的问题正式提到“路线错误”的高度，这在党内斗争中是性质最为严重的错误，作为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更是意味着在政治上永无翻身之日。其二，又可用来对付刘少奇线上的人，特别是那些对文革存有抵触情绪而又不肯转弯的党内反对力量，以“顽固坚持错误路线”的罪名将他们打下去。其三，含蓄地敲打了周恩来，警告他不要在两条路线斗争中态度暧昧，左右摇摆，重犯以往历史上的错误。毛的这一思想，就是后来在全国范围内形成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浪潮的由来。
顺便一提的是，目前大陆官方和学术界为了在政治上维护毛泽东早已摇摇欲堕的偶像，而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曾在文革中搞乱全国的提法，不是归咎于林彪，就是归咎于陈伯达等中央文革的秀才们。其实，这一提法的始作俑者和最后定夺的正是毛本人。毛泽东要开展对刘少奇“错误路线”批判的意图，随后由林彪在国庆大会上的讲话中转述出来，宣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
这其中还有一段插曲。陈伯达、张春桥在起草林彪国庆讲话时最初使用的是“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的提法。但是，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陶铸认为这一提法太重，建议改为“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被毛泽东所采纳。心有不甘的张春桥在林彪讲话后的当晚向毛提出，“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提法在语法上不通，建议再改回来。毛经过考虑后，表示不要再改回来了，以后可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
就这样，毛泽东一槌定音。随后《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向全国传达阐述了毛的这一思想，号召“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其中并专门写了一段针对周恩来的内容，说：“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行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在这里，不能采取折衷主义。”以《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为肇端，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这是毛泽东面对党内抵制文革的强大阻力而发动的一场新战役。尽管毛事先对此已经有所估计，但党内抵触情绪竟然如此之大，还是出乎意料，陷入了骑虎难下的困境：运动已经一发而不可收，而继续搞下去的话，又困难重重，前途难以逆料，弄不好会身败名裂。但是，对毛来说在政治上已经没有退路，只好铤而走险，硬着头皮搞下去。毛泽东的这种心境，在国庆节之夜天安门城楼上同周恩来和部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谈话中，曾经不加掩饰地流露出来。他语惊四座，说：“文化大革命，定要搞到底，要枪毙的话，我和你们一起枪毙。”为此，毛泽东改变了最初文革运动搞三个月收兵的设想，用大批判开路，继续放手大搞，采取双管齐下的办法，一方面在下面发动群众召开有十万人参加的全国在京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誓师大会，营造声势，向党内反对势力施压;另一方面决定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试图对党内各级领导干部“打通思想”，说服他们接受自己发动的文化大革命。
然而，随后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的结果却令毛泽东大失所望。更准确地说，经过这次会议，毛已经对说服与他本人离心离德的党内高级干部失去了信心，会议一开始，林彪和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轮番上阵，大讲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张挞伐，指名道姓地抨击刘少奇，邓小平执行的是“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是把国民党的“训政”那一套搬了出来;宣称“两条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
尽管林彪和陈伯达两人在会上讲话的调门很高，却无法打消与会者对文革运动的思想顾虑和抵触情绪。这些普遍受到冲击的各省、市、自治区的方面大员迫于形势，不得不检讨对这场运动“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但在私下里却纷纷倒苦水，吐怨言，谈忧虑，摆自己或本地区，本部门各级干部被揪斗、“坐喷气式飞机”和戴高帽子游街的情况。更有甚者，有人还公然提出要对工作组的问题“重新估计”，企图翻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案，虽然会期后来一延再延，但仍然无法打通与会者的思想，相反倒更像一次“诉苦大会”。这样，毛泽东的设想完全落空。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知道自己发动的文革运动已经大大地得罪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党政高级干部，这批人在党内人数众多，在政治上的能量不可小视，是日后刘少奇搞翻案，清算文革的党内基础。毛是那种对人不得罪则已，一旦得罪就索性得罪到底的人。大约就从这个时候开始，毛暗中盘算寻找一条彻底的解决之道，把这批盘踞党内要津的人统统踢出去。
不过，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还是故作姿态，出面安抚这些被红卫兵冲得不亦乐乎的党内高级干部，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宽容和谅解，说：文化大革命这个火是我放起来的;我这个人闯了这么个大祸，所以你们有怨言，有抵触，也是难怪的，是可以理解的。路线错误，改了就是了。谁人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你们过不了关，我也苦急呀。甚至还表示：万万不能承认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你们都成了黑帮，我就不好混了。不过另一方面，毛还是坚持认为：我看冲一下也有好处，你们回去后要振奋精神，好好工作。总有那么一些人不通，有少数人是要对立的。
对于毛泽东发动的这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战役，周恩来从一开始就有些不同的意见。这倒不完全是因为其中部分矛头是针对他而来的，是对他所主持的八、九两月的工作提出的批评。更主要的是，周深知这样一来，不仅对刘少奇的批判将大大升级，而且运动的规模也将进一步扩大，将有更多的人被牵连其中。在这种情况下，运动的收场将更加遥遥无期。这是他内心最关心的问题。因为眼前的乱局已经把他弄得焦头烂额了，顾此失彼，实在难以招架。
为此，周恩来专门找了《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的起草人、中央文单小组成员关锋谈这个问题，提出路线上的问题终归还是党内问题，不同意使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的提法。关锋则坚持民主革命时期与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对于路线的提法可以有所不同。但这并不能说服他。踌躇再三之后，周又去向毛泽东反映这个问题，小心翼翼地问道：党内历来提路线问题，都是说左倾右倾，并没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这样提合适吗?当毛讲了这个提法的来龙文脉后，周明白这是毛本人的意思，只好表示“我懂了”，不再吭声了。
当然，周恩来的内心疑问并没有真正打消，只不过出于“保持晚节”的心态而强迫自己接受毛泽东的主张罢了。周的这种思想状况在十月中央工作会议前后表现得十分明显。比如，他在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夕，按照毛的部署，出面劝说党内高级干部打通思想时，就着重强调了“保持晚节”的问题，在闭幕会的讲话中也专门谈了一段“保持晚节”的问题，说：“我们在座的都是五十岁以上的人了，都是半辈子以后的人了，我们的晚年就是主席所说的，如何保持晚节，这不是消极的口号，应该说是积极的，在晚年也要前进嘛，也要革命麻!”
其实，对文革运动的这种搞法，周恩来自己也是满腹疑云，思想上有许多不解之处，所以只好讲些空泛的大道理来努力说服满腹牢骚的党内高级干部，同时也努力说服自己。比如，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生在这个伟大光荣的时代，能够亲自参加这个伟大的斗争，是光荣的幸福的，自己犯了一些错误，无关大小，都应该把它丢掉，应当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这个年代比斯大林三十年代、四十年代更伟大。我们还有世界革命的问题，个人还有什么舍下得丢掉的?还说，“轰一下怕什么?不是敌人，打错了是误会，不打不相识。要受得住才行，要经得起考验。过去革命是敌人考验我们，现在则是在群众运动中考验我们。”“群众斗争你，批判你，把你说得一无是处，说得很严重，顶得住，这就是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又如，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小组会上说：“群众的批评是不那么好受的，不如顺耳的话那么好听，但是它对你有好处，是真正的爱护领导。良药苦口利于病。”提出：要敢于革命，敢于革自己的命，当然不是革你的整个政治生命，这是要革自己思想上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命”。“这次文化大革命，我们都是没有充分思想准备，也没有经验，但毛主席对运动的前景是看得清楚的。我们看不清下要紧，要紧跟主席，不要掉队。只要紧跟主席，立场对头了，就有可能不致掉队太远，或掉到资产阶级道路上去。”周的这一番话，与其说是在打通别人的思想，倒不如说是讲给自己听的，是他那茫然而又困惑心情的流露。
应该说，周恩来这时已经开始看出文革运动这种搞法的种种乖谬之处，用他自己的说法是“做梦也没有想到这样一个大局面”，“这样一想，就不寒而栗，而且汗流浃背”。但是，他还是努力在政治上跟着毛泽东走。
十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个人的正式发言，表态拥护毛泽东和林彪在会上的讲话，表示自己要努力紧跟毛、林，说：学主席，可学而不可及，但应学习主席的接班人林彪，不能有任何动摇。对毛泽东最新提出的文化大革命要搞五年的设想，周恩来含蓄地谈了自己的看法，首先承认毛在政治上“有远见”，然后又对毛的设想加以解释，提出运动应该分阶段，有步骤地进行，说：“我们应该设想，有缓有急，有张有弛，客观上也要松弛波浪式发展。”对运动的态度，他结合个人的体会，强调说：“首先，放手支持;其次，挺身而出欢迎;第三，敢于讲政策。”当然，周恩来很清楚如果不按照毛泽东定下的调子，从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批刘少奇、邓小平的话，在政治上是过不了关的。不过，他还是用了一番心思，采取转弯抹角的说法，避免直接使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代之以“错误路线”，并暗示其在党内并不占统治地位。他在讲话提纲中这样写道：
“这次会议对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错误路线，反对和阻碍以毛主席为代表占全党主要统治地位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贯彻执行，做了比较深刻的揭发和批判。对于以刘少奇、邓小平两同志为代表的错误路线的揭发和批判，大家都有深刻的体会。刘、邓两同志的检讨，也较以前进了一步。但是，少奇同志对于长期以来不宣传毛泽东思想，自搞一套，与主席分庭抗礼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宗派情绪，还没有从思想作风和历史社会根源上挖深挖透。因为对这些根本问题，我们高级干部不能简单地以保证今后遵守纪律来回答。小平同志对于近十年来辜负主席和全党的信任和期望，距离毛泽东思想日远，甚至格格不入，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日久，思想作风日益退化，把书记处形成独立王国，以至党中央各部委没有一个不发生严重问题的根本原因，没有做更深刻的揭发，在检讨中又还有一蹶不振的思想情绪，这是值得小平同志深省的。我个人在这五个月中，前五十天虽有两次外出，但在京时也没有做好助手的作用，对工作组只提过改良主义的办法，没有及时向伯达同志请示和深入到群众中学习，这是我的主要错误。在十一中全会后，我努力紧跟主席和林彪同志，向文革小组密切联系，有时仍有掉队之虞。但我有一个信心和认识，如果掉了队，犯了错，有人提醒我或自己觉察到，我必下定决心，知过必改，努力赶上。”
中央工作会议后，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连同刘少奇、邓小平两人的检讨不陉而走，很快地散播全国。在此之前，中央又向全党转发了根据林彪提议而起草的《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宣布“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于是，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浪潮，纷纷踢开党委闹革命，“炮轰”、“火烧”、“砸烂”、“打倒”之风遍及全国城乡，各地党政机关受到更严重的冲击，混乱的局面开始向工矿企业和农村蔓延。
在时局恶化的同时，周恩来的处境也日见困难，与中央文革的关系越来越难处。江青指挥造反派在社会上刮起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风暴的同时，也没有放过周。十月间，清华大学校园出现了炮打周恩来的大字报，批评他搞“折衷主义”，盲称文化大革命是“新文革与旧政府之间”的斗争。一时间，弄得满城风雨，在政治上给周造成很大的压力。
接着，中央文革又利用召开纪念鲁迅逝世三十周年大会之机，由姚文元出面，在讲话中借鲁迅之口，提出批判“折衷、公允、调和、平正”，公开影射在场的周恩来。在随后出版的《红旗》杂志社论中，更为露骨地批驳所谓在两军对垒中那种貌似公允、平正的“和事佬”和不偏不倚的“骑墙派”，说：“在这两条路线的斗争中，进行调和、折衷。这实际上就是维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陶铸
对于中央文革的这种搞法，周恩来虽然知道这不一定就是毛泽东本人的意思，却无论如何是对他在眼下这场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所持态度的一次警告。的确，在批刘的问题上，周一直小心翼翼地保持低调，除了在会上必要的表态之外，并不想过于积极，给人当枪使，而是一直恪守这是“党内问题”的界限，宣称刘、邓的问题“中央已经解决”。他曾和陶铸一道不止一次地出面制止社会上的倒刘风潮，对造反派进行进行说服劝阻。比如，周恩来在九月间一次接见各地红卫兵代表的大会上讲话时，会场的一个角落里突然响起“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声，接着众人响应，会场上一片哗然。周见状，立刻转过身去，背向会场，以示他本人不同意这个口号的态度。等会场平静下来后，他才转过身来，并专门讲了一段话，回顾了党的历史，以他的亲身体会，强调说犯路线错误的同志，不能说就是不革命的，更不能说是反革命的，这和反革命集团、独立王国以及分裂出去另组织一个党是不同的。并表示：我是过来人，在长征以前，我犯过路线上的错误，但是，毛主席并不因此不让我改正错误。如果有的同志有不同意见，我愿意与他坐在一起说理、辩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