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铸倒台原因，诸如没有象毛泽东预期那样对刘少奇猛烈开火、试图把群众运动纳入党组织领导的轨道、试图重新组织建立书记处制度、“换头术”、与中央文革小组尤其是江青不断发生冲突等等，已有大量文章论述，也可以参阅拙作《陶铸之死内幕》。〔41〕
这里我们要列举陶铸“倒台”的几个关键因素，其中有些在以往或者被忽视，或者被歪曲。
陶铸之所以被打倒，第一关键的因素当然是毛泽东。而不是像中共官方说的“林彪、江青一伙”以突然袭击的手段把陶铸打成“中国最大的资产阶级保皇派”，并列为“第三号最大的走资派”而打倒。〔42〕
1967年1月4日，陶铸被打倒，1月8日，毛泽东就说：“陶铸问题很严重。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这个人极不老实，邓小平说还可以。陶铸在十一中全会以前坚决执行了刘邓路线，十一中全会后也执行了刘邓路线。在红卫兵接见时，在报纸上和电视里照片有刘邓镜头，是陶铸安排的。陶铸领导下的几个部都垮了。那些部可以不要，搞革命不一定非要部。教育部管不了，文化部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红卫兵一来就管住了。陶铸的问题我们没有解决了，红卫兵起来就解决了。”〔43〕
为什么毛泽东认为陶铸不老实?很大程度就是因为陶铸拜师吹邓的话语。陶铸拜邓为师，其中两个重要背景：一个是在高岗事件中邓是告密者，二是陶铸知道邓是真正的毛派。在此背景下，毛泽东自然认为陶铸是言不由衷，是“不老实”，进而认为是“反革命两面派”。
江青、陈伯达在陶铸被打倒的事件之中，起了一种催化剂的作用。当林彪、周恩来、以及陶铸本人都还蒙在鼓里的时候，他们已经知道了毛泽东要打倒陶铸的底牌。当毛泽东还在考虑采取什么方式来打倒陶铸的时候，他们抢先把这一决定公之于众。
1967年2月10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针对江青、陈伯达没有报告中央就公开在群众中点名打倒陶铸这件事，批评他们：“你这个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你这个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打倒陶铸，别人都没有事，就是你们两个人干的。”他还说：“我看现在还同过去一样，不向我报告，对我实行封锁，总理除外，总理凡是重大问题都是向我报告的。”毛泽东最后要文革小组开会，批评陈伯达、江青。〔44〕此番话并不能看作是毛泽东不同意打倒陶铸，只是因为“中央有一些老干部提出意见，认为一个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倒台，没有经过中央开会研究，是不合程式的”〔45〕此番话只是批评他们“打倒”的方式不对。这种批评，正如王年一评论：令人啼笑皆非。毛泽东不也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么?既然打倒错了，为什么不推翻这个打倒而让陶铸照旧工作呢?”〔46〕这种评论是一针见血。
林彪在陶铸被打倒一事之中，处于一种中性的位置。由于陶铸的位置所在，其命运并不是林彪所能决定的。所以尽管两人以往的关系很好，林彪没有、也不可能对陶铸加以保护。同时林彪也没有参与打倒陶铸。在陶铸告诉林彪，说毛泽东仍然要保自己之后，林彪才忠告陶铸要“被动”。〔47〕这个忠告实际上已经为时已晚，因为毛泽东此时已经决定要“打倒”陶铸，而只是因为在考虑以什么方式来“打倒”。
周恩来在陶铸被打倒的事件之中的作用相当微妙，至今很少有人提及。有记录说，陈伯达、江青宣布打倒陶铸的时候，周恩来、王力也在场。〔48〕王力则表述得较为含煳，说在场的有“陈伯达、康生、江青、我，还有别人。”〔49〕
周恩来本人的解释则是：“我们分手后，我去给陈郁(广东省省长)打电话，回来见他们正接见红卫兵，我坐下来听了一会儿，陈伯达、江青、康生他们话已讲过了，我没有听到。”〔50〕
在此之前的12月6日批评陶铸的会议上，周恩来批评陶铸讲过“怀疑一切”。〔51〕事实上，周恩来不仅在这次会议上，而且在陶铸倒台之前、之后都有在公开场合及私下里对“怀疑一切”的说法表示过不满。〔52〕
同样是在这次会上，周恩来让陶铸作了自己的“挡箭牌”。会前，在毛泽东否定了由谷牧等人搞的“十五条”的情况下，谷牧不知情，仍然搞了个汇报提纲。陶铸知道毛泽东态度，但是没有制止。周恩来也知道有这么一个提纲，也没有制止。毛泽东对此十分恼火，决定借此批斗有关人员，除了谷牧之外，还有周恩来和陶铸是涉案人员。在这次会议上，陶铸一个人顶下了所有责任。正如高文谦所述，周恩来在此事上不过并没有站出来为此承担责任，也没有给陶铸等人开脱，听由他顶下全部的责任，相反还注意撇清和其中的干系。〔53〕
在1月4日凌晨，周恩来同陶铸谈话。虽然周恩来自己对陶铸说他自己并没有听到陈伯达江青康生的讲话，但是根据上文王力的回忆则表明还有“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场”，而当时的传单则表明周恩来是在现场。〔54〕且无论周恩来听到与否，周恩来则是和江等人取得一致意见代表中央同陶铸谈话。作为中央代表同要倒霉的“当事人”谈话，周恩来是多次扮演此种角色。曾志的回忆非常清楚的表明，周恩来就是通知陶铸：你已经被软禁，不要离开家门一步!。贺龙后来则是“陶铸翻版”而已。〔55〕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周恩来在5号的谈话，说明周恩来同陶铸谈话之前并没有同毛泽东商量，也没有经过党中央讨论，仅是自己根据自己掌握的底牌同陶谈话!〔56〕
四、陶铸“倒台”以后
陶铸被打倒以后，文化大革命继续迅速地向纵深发展：造反的浪潮从文教单位发展到工厂农村，以至于军队，各级党政机关纷纷被夺权，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从“路线错误”上升到敌我矛盾。
陶铸被打倒以后，周恩来暂时站住了脚跟，使周恩来的作用更加无人可替。陶铸对待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做法，诸如将运动纳入党组织的领导、不让运动进入工厂农村等这些都和周恩来的想法一致，但是这些帐都算到了陶铸头上。陶铸实际上给周恩来作了“挡箭牌”，让周恩来有机会改弦更张，继续留在文革的战车上。
陶铸被打倒以后，毛泽东始终坚持这一决策，至死未改。
早在1966年10月，毛泽东就意识到文化大革命打倒的干部太多。但是，他当时的看法是：“多了不怕，将来平反嘛!有的不能在本地工作，可以调到别的地方工作。〔57〕以后他也确实这样做了。但是陶铸的问题却一再升级。
1967年9月，姚文元发表《评陶铸的两本书》〔58〕，公开点了陶铸的名，指陶铸为叛徒，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罪名算在陶铸头上。毛泽东认为该文“极好”，两次为该文加批语，并且拟定文章的标题。〔59〕
事实上，陶铸对于“怀疑一切”既有过模棱两可之中隐藏的不同意，也有过明确的支持。在陶铸倒台以后，这笔帐完全算到了他的头上。而在陶铸平反以后，一些歌颂他的人又完全否认陶铸支持过“怀疑一切”。这两种说法都有失偏颇。陶铸与“怀疑一切”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的讨论的问题，此处限于篇幅，不做深入阐述。我们准备另文讨论。
1968年，毛泽东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还说：“王任重是内奸，国民党。陶铸也是历史上有问题。”〔60〕
1969年11月，陶铸在安徽合肥去世。
“林彪事件”以后，老干部大量地被解放、平反、复职、落实政策，但是始终没有陶铸。
1973年，在给陶铸的妻子曾志落实政策的时候，有人问及曾志的问题，毛泽东说：“曾志有什么问题，陶铸是陶铸。”在否定曾志有问题的同时，仍然肯定陶铸有问题。〔61〕
直到1976年3月毛泽东去世前不久，江青还在十二个省区座谈会上说：“打倒一切，怀疑一切”“那是陶铸的”。〔62〕江青的这个讲话毛泽东是知道并且作过批示的。〔63〕毛泽东去世后不久，江青又在公开场合重复了这一说法。〔64〕所以我们说：“打倒陶铸”是毛泽东至死不悔的决策。
五、结论
陶铸的“上升”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重要的人事布局，其意图在于以林彪、邓小平、陶铸的三架马车代替刘、周系统。但在林彪的压力下，邓小平不得不在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之后出局。这个时候，以陶铸代替周恩来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
其后陶铸对于文化大革命言行、对于中央文革小组的“对抗”态度都令毛泽东日益不满。相比之下，周恩来对于文化大革命则是更顺从毛的旨意，对于中央文革小组采取更加“忍让”的态度。
当毛泽东已经对陶铸暗示甚至明示要他离开中央以后，陶铸仍然坚持不走，而且仍然企图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左右文化大革命，与中央文革小组无法相处。于是毛泽东作出了打倒陶铸的决定。在毛泽东尚未决定以何种方式来打倒陶铸之前，江青、陈伯达抢先将这一决定公之于世。
陶铸倒台使周恩来的作用暂时更为重要，地位暂时更为巩固。
陶铸倒台在毛泽东看来完全是“咎由自取”，同时也是毛泽东至死不悔的决策。
参考文献：
〔1〕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第308-309页;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第449页
〔2〕权延赤：《陶铸在“文化大革命”中》(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第71页
〔3〕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广州：广州人民出版社，1999)第452页
〔4〕单世联：《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选自《单世联文集》
〔5〕杨立：《带刺的红玫瑰——古大存沉冤录》(广州：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1997)第123页
〔6〕曾志：《如烟往事难忘却》载周明主编《历史在这里沉思：1966-1976年纪实》(北京：华夏出版社1996)
〔7〕Frederick C.Teiwes and Warren Sun：The Tragedy of Lin Biao(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6)第10，175，179，209页
〔8〕权延赤：《陶铸在“文化大革命中”》(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第214-216页
〔9〕周秉德：《我的伯父周恩来》(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第255页
〔10〕周秉德：《我的伯父周恩来》(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第281页
〔11〕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第6卷，第68页
〔12〕余汝信：《短暂的蜜月：1966年毛、林关系的几个问题》载丁凯文主编：《百年林彪》(纽约：明镜出版社2007)第271页
〔13〕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第448，451页
〔14〕焕然：《心底无私天地宽——陶铸在“文革”中》载《湘潮》2004年，第5期
〔15〕阎长贵：《陶铸是怎样成为第四号人物_的》载《党史博览》2003年，第1期
〔16〕详见王力：《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第617页;陈晓农：《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香港：阳光环球出版，2005)第289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第46页
〔17〕王年一：《王年一手稿(文革漫谈)》载“林彪网站”(www.linbiao.org)
〔18〕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香港：明镜出版社，2003)第501-508页
〔19〕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香港：明镜出版社，2003)第501-508页王力：《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第619-621页
〔20〕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第37页
〔21〕王力：《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第621页
〔22〕邓小平：《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的检讨》1966年10月23日
〔23〕王力：《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第622-623页
〔24〕王力：《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第710页
〔25〕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第451页
〔26〕马恩成：《陶铸在1966》载《百年潮》1999年第11期
〔27〕王力：《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第668页
〔28〕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第440页;焕然：《心底无私天地宽——陶铸在“文革”中》载《湘潮》2004年第5期〔29〕王力：《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第669页
〔30〕王力：《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第669页;马齐彬：《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增订本(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第208页
〔3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第163-166页
〔32〕王力：《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第670页
〔33〕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第459页
〔34〕王力：《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第673页
〔35〕王力：《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第678页
〔36〕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广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44页
〔37〕陈丕显：《在“一月风暴”的中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38〕权延赤：《陶铸在“文化大革命中”》(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第214-216页
〔39〕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第445页
〔40〕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第447页
〔41〕蓑笠翁：《陶铸之死内幕》见“林彪网站”www.linbiao.org
〔42〕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第三版(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第115页
〔43〕毛泽东：《关于陶铸问题的讲话》1967年1月8日载宋永毅等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44〕逄先知：《毛泽东传》(北京：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04)
〔45〕陈晓农：《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香港：阳光环球出版，2005)第326页
〔46〕王年一《文革漫谈》存哈佛手稿，另见于“林彪网站”www.linbiao.org
〔47〕权延赤：《陶铸在“文化大革命中”》(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第214-216页
〔48〕陈伯达等对“赴广州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的指示，1967年1月4日载宋永毅等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49〕王力：《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第677页
〔50〕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第448页
〔51〕王力：《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第675页
〔52〕陶铸倒台之前有：1966年10月22日《周恩来对首都大专院校代表和全国廿五省市红卫兵的谈话》，1966年11月17日《周恩来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八·八”红旗战斗团谈话记要》等等;陶铸到台之后的有：1967年1月25日《周恩来在“首都科技界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上的讲话》，1967年3月21日《周恩来、李先念接见财贸系统代表的讲话》等等，均载于载宋永毅等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私下的讲话参见：陈晓农：《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香港：阳光环球出版，2005)第324页
〔53〕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纽约：明镜出版社，2003)
〔54〕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广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48页;传单见于宋永毅等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55〕代表中央同被迫害官员谈话宣布中央处理决定是周恩来的一贯职责：无论是早期的习仲勋，杨尚昆还是后来的刘少奇陶铸贺龙都是由周恩来出面向他们宣布中央的意见。
〔56〕《周恩来接见揪陶铸的革命师生时的讲话》1967年1月5日载宋永毅等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57〕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工作汇报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10月载《毛泽东思想万岁》(武汉版)第277页
〔58〕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载《人民日报》1967年9月8日
〔59〕毛泽东：《对〈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的几段批语》1967年8月20日，28日，载宋永毅等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60〕毛泽东：《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1968年10月13日载宋永毅等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61〕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第502页
〔62〕江青：《江青在打招呼会议期间擅自召集的十二省区会议上的讲话》1976年3月2日，载宋永毅等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63〕毛泽东：《关于“风庆”轮问题的批语》1976年3月10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64〕江青：《在清华大学的讲话节录》1976年10月1日载宋永毅等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