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病和流产在低龄女性性工作者中间十分普遍：66%的人自述在过去一年有性病症状。44%的人有流产经历。
2012年，中国昆明低龄女性性工作者性及生殖健康状况以及2010年，性病和艾滋病感染与药物滥用(包括酒精)以及高风险性行为的关系。(何籽/图)
原标题：世界艾滋病大会中国获奖者调查发现昆明“低龄女”的威胁
昆明低龄女性性工作者怀孕、重复怀孕、流产等数据均比一般性活跃青少年高两倍之多。
一场惨烈而罕见的空难使得第20届世界艾滋病大会受到空前关注——6名正准备参会的艾滋病研究专家在马航MH17航班遭遇空袭遇难。
和这起空难同样少见的，是本届大会颁奖礼上的一张中国人面孔——多年从事昆明低龄女性性工作者生殖健康状况研究的张旭东(女)获“妇女、女孩与艾滋病研究者奖”，这也是中国研究者第一次获此殊荣。
这项令张旭东获奖的研究自2012年开始，对象为昆明市20岁以下的女性性工作者，最小的15岁。据310份有效问卷调查显示，性病和流产在低龄女性性工作者中间十分普遍。
性病、怀孕多见
2014年7月21日，张旭东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召开的第20届世界艾滋病大会上做题为《中国昆明低龄女性性工作者性及生殖健康状况》的报告。
世界艾滋病大会是艾滋病防治领域最权威、最前卫的学术会议。该奖项由国际艾滋病学社(IAS)、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AIDS)、国际妇女研究中心(ICRW)、国际受艾滋病影响妇女共同体(ICW)共同颁发，旨在鼓励中低收入国家开展针对受艾滋病影响的妇女和女孩的研究，让她们从中受益。
张旭东所从事这项研究自2012年开始，由昆明市卫生局立项、出资，对象为该市20岁以下的女性性工作者，平均年龄为18.7岁。真正有效的问卷只有310份，张旭东说。
该调查结果显示，性病和流产在低龄女性性工作者中间十分普遍：66%的人自述在过去一年有性病症状。44%的人有流产经历。在有怀孕经历的女孩中有54%人经历过与流产相关的后遗症。
这几个数据和2009年第一次具有全国代表性的青少年生殖健康调查对比发现：昆明低龄女性性工作者怀孕、重复怀孕、流产等数据均比一般性活跃青少年高两倍之多。
此前的2010年，张旭东还在昆明主持了关于性病和艾滋病感染与药物滥用(包括酒精)以及高风险性行为的关系的调查。201个样本中，1%感染了艾滋病，30%感染一种或多种性病。
当时调查并非专门针对低龄女性性工作者，但研究发现，低龄女性性工作者感染性病很普遍，艾滋病感染率和成年性工作者的感染率相同，非意愿妊娠和流产的比例也很普遍。这些从未披露的区域性调查结果，让昆明市卫生局和当地NGO都有些意外。
安全套使用偏少
是什么原因导致低龄女性性工作者中感染性病和怀孕的几率偏高?这是该获奖研究项目中的核心问题之一。
据调查，83%的低龄性工作者是从农村进入城市的流动人口。而其中92%辍学，因受教育的水平偏低，获得的社会资源较少，其职业选择的空间也就很小。但同时面临着生活和经济压力，她们更多进入收入较高的娱乐行业;而娱乐行业低龄化趋势也越来越明显，甚至有幼女情结、处女情结等。在201个样本中，93%的人没有别的收入来源，而性交易是她们唯一的生活来源。
张旭东进一步研究发现，该群体缺乏健康生殖健康知识，70%的人无法回答80%的相关问题，能完整回答的仅1%。“她们比较封闭，很少接触传统媒体、互联网等，也很少从学校获得相关知识。”
调查中，她们不肯反映吸毒情况，但会如实告知饮酒情况。在夜场，饮酒是受鼓励的，而酒精滥用者在与客人发生性关系时更少使用安全套，怀孕、性病感染等几率因此增大。“酒精对这个群体的影响一直被忽视，NGO也很少干预。”张旭东担忧地说。
98%的调查对象都不希望怀孕，但大部分仅依赖于安全套，而不使用其他的安全措施，但安全套的使用率又偏低。低于7%的人知道和使用其他长效的可逆的节育方式，如宫内节育器、皮下填埋植入剂等。
张旭东说，对于此种高风险职业，双重保护才能既预防艾滋病又能减少怀孕几率，但同时使用这两种方式的仅占2%。“竟有高达40%的调查对象仍使用传统低效危险的避孕方式，如生理期避孕、冲洗法、下蹲式等。”
显然，针对这个特殊群体的生殖健康的服务严重缺失。调查还显示，不到三分之一的调查对象性和生殖健康知识来自公共卫生服务人员，少数来自学校;其他都来自朋友、同伴、家人、互联网、传统媒体等其他信息渠道。
“低龄女”调查困境
公益组织原本是政府最好的补充，但现在普遍生存艰难。
云南省是全国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病人最多的省份，而盘龙区又是昆明市性工作者较为集中的区。自2002年始，很多国际组织和国际项目进驻云南开展针对性工作者的公益活动。因为有性工作者和妈咪的参与，调查和干预网络得以快速建立。
张旭东的研究正得益于这样一个网络。2012年，她主持并参与的昆明低龄女性性工作者性及生殖健康状况的调查获得了昆明市4个区级疾病控制中心的配合和支持，而当地为性工作者提供健康服务的NGO，比如牵手女性互助小组(以下简称“牵手”)也参与了其中的调查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