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这头衔给你带来利益了吗？
章开沅：我不争个人利益，争群体利益，当时理工科都有院士，文科没有。评我当资深教授，我想着为文科出了一口气。
新京报：但现在想法不一样了？
章开沅：现在了解西方的各种评定，对比一看，我们都走样了，国外的院士、资深教授没什么特别待遇，台湾也是，就是给你一个荣誉，没有钱，也没有整套的福利待遇。
新京报：有人拿你请辞和季羡林相比（季羡林曾请辞自己头上的三项光环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淡泊名利，你怎么看？
章开沅：其实是正好都处在院士制度改革的氛围里，才引起反响。我不能跟季老师比，他是泰山北斗，我是底下一个小土堆，但偏偏搞得沸沸扬扬的。
但这次我不怕，我是拥护院士制度改革、打破学术头衔终身制，是“自我革命”了。
新京报：也有人说你的做法是倒逼院士制度改革。
章开沅：我只想安安静静退下来，没想到会引起这么多的反响。其实只是想打破这堵墙，出去透透气。
“我是既得利益者，内心很不安”
新京报：你说现在的大学变成了一座围墙，怎么理解这座“墙”？
章开沅：这墙就是一个体制，目前大学的体制需要改变。比如官本位，现在叫“去行政化”，这讲法不太科学，大学不能没有行政。严格来讲是去官僚化，那样比较准确。行政不是取消，是要加强，提升层次、科学管理，这是我们的软肋。
新京报：官僚化带来哪些问题？
章开沅：等级观念很强，贫富差距扩大。位置高的不仅待遇高，很多资源好处都往高处汇集。特别是层次低一点的学校，申请项目资金非常难。
因为官本位，出现很多非学术因素，不仅是年轻人，年长者、教授也达不到公平。有些教授有钱有势，拉到几个项目就挥金如土；有些教授在孤独清贫的状态下挣扎。
新京报：你一辈子生活在这体制里，所以感受更深？
章开沅：这体制很可怕，也很奇怪，过去学校是清水衙门，现在不完全是了。高一点的高校，特别是985、211，就是航母舰队。
体制是座金字塔，爬到塔尖就有享不尽的福。但那也是少数人的享福，青年教职工被压榨，用各种东西来管制他们，逼他们出成果。
这就是体制，我所理解的，就是这个“围墙”。
新京报：可你自身很顺利，没遇到这些问题，为什么还想打破围墙？
章开沅：你问我为什么要突破围墙，人生活在这里，如果不瞎不聋、还有点意识、有点良知的话，是很不舒服的。
这围墙很厚，它跟过去不同。过去是靠政治大棒来管制我们。现在是用钱管住，钱很可爱，很多人喜欢。你只要顺着这个围墙，一步步攀升，确实能得到很多好处。
在这个圈子里，我也是既得利益者，已经得到够多好处了，所以内心很不安，希望改变这个体制。
新京报：很多人不愿意承认是既得利益者，你为何很坦诚？
章开沅：其实大家关注，就表明我看到的这个围墙大家也看到了，我想推倒别人也想推倒。里边人想出去外边人想进来，但首先这个墙要拆掉，这才能成为正规的、符合现代要求的高等教育。
“做与不做，大不一样”
新京报：会期待自己主动站出来后，这座“围墙”会出现松动的迹象吗？
章开沅：有些事改变更难。但这次我觉得我请辞多少会起到促进作用，不指望很大，因为拆围墙太困难了，只能一点一点来拆，但松动一些，就能让更好的局面出来。
新京报：这些年来有关建立院士正常退出机制的呼声一直不断，很多人会归因于制度，你觉得制度改变之外，需要个体的努力吗？
章开沅：自然不能光依赖上边来改变，我对学校的态度就很赞赏，现在这个改革，不要光改别人不改自己，我把自己当做改革的对象。
新京报：你对未来的院士制度改革有哪些期待？希望能达到怎样一种目的？
章开沅：我有期待，这个就跟反腐一样，有个过程。做了未必成功，但做跟不做，大不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