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当时也不怕，真不怕。确实也有很大的悬念，不知道军队要干嘛。但是大家好多都在说，别动了，不能离开了，我们已经被包围了，而且我们也真是不想走。
后来，大概四五点吧。我记得当时天特别黑，还没亮，但是快亮了。砰的一下广场上的灯全亮了，我从来没有见过广场有这么亮。好像是舞台上有出戏要开场了。
亮了不久，我记得从三面——北面是天安门，东面是历史博物馆，西面是人民大会堂，从北、西、东三面同时〝轰轰〞的声音覆盖过来，我这辈子从没听过这么大的噪音，那种噪音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太可怕了!
就是坦克!有很多，同时很快的开过来，实际上就是在突袭包围我们。那些坦克象一大堆黑压压的怪兽气势汹汹排山倒海地压过来。它们所到之处，夷为平地，我刚才不是说这些帐篷里面还有人睡觉吗?我没注意到有谁专门去每顶帐篷叫同学出来，没有，因为没有想到他们要压帐篷。那些坦克开得那么快，当时谁想去帐篷通知同学肯定也来不及!
然后它们轰隆隆就压过来了，压得很快，我们就看着那些帐蓬一顶顶接着倒塌。我亲眼见着民主女神轰隆就倒了。也不知她旁边有没有学生，因为民主女神像是靠天安门那边，他们那可不管，就是缩小包围圈。我周围人还是不怕，有人还欢呼：〝象战争片!〞
我想：完了，这回真要把我们压死了。可坦克到了一定距离，又都不动了，不动了我们才隐隐约约看见每辆坦克后面全是步兵。我当时知道这是正规作战战术，坦克打头阵，步兵押后，近距离肉搏。
后来隔了不多久，一队士兵举着带刺刀的冲锋枪冲上纪念碑北边的台阶，打那几个喇叭、是高自联的喇叭。我亲眼看见他们〝叭叭〞的(开枪)打。
后来就僵持起来了，当时刘晓波，侯德健，周舵，高新绝食的四君子在纪念碑上面，但我在台阶西北边，看不请上面究竟发生了什么，只看见他们的黑帐篷还耸立在那儿。在纪念碑台阶上的几十个士兵就转过身来，用枪口刺刀瞄准我们。我当时脊椎骨象被寒光猛刺了一下，满脑子想的就是《瓦尔特包围萨拉热窝》里纳粹军队扫射学生的悲壮场面。但我很快就自我安慰，又不是机关枪，他们怎么杀我们?这两三千人也杀不了啊。
记者：你们后来是怎么离开天安门广场的呢?
唐路：后来听说，广场绝食的四君子商量了一下，请侯德健去跟军队去谈判。我当时是看着几个人往广场东北方向过去了。
过了不久，他们就回来了，说军队同意让学生和平撤离。
然后我们就开始就往东南走，说是给我们在那儿开了一个口子。开始时我们是慢慢的走，举着红旗，手挽手，唱着《国际歌》呢。大家都觉得挺灰心的，但是没有任何人反抗、说不走的或者往反方向走的。那个场景挺悲壮的，我旁边有一个同学，拿着台小录音机录他的感受。
但很快队伍就乱了，就开始打人了，不是和平撤离了。一开始打，我就听见那个声音挺奇怪的，是打在肉体上的〝噗噗〞的声音。学生都傻了，就慌忙往里面挤，撤退队伍整个就乱了，全都在逃命。突然一下，整个场面象梦境，一切都是慢动作。我们二外队伍是靠西边的，不是往东走吗，我们就成了撤离队伍最后的一部分，被打的对象。那些步兵从坦克后面跑出来了，把我们团团围住。他们是拿着木棒和铁棍的，没有用枪来赶。打我的那个木棒，大概有一米半长，很大，很粗。铁棍，因为没有打着我，我也就不记得有多长。
我终于明白了足球场上观众踩死人是怎么踩死的?完全有可能!因为我个子小，比较瘦小，我当时就觉得憋不过气来，我就没法呼吸了。而且我当时双脚都离地了，袜子和鞋也踩没了，也顾不上去找鞋。整个人都悬空了，就被人群给抬起来了。那个胸部就一直被憋着的。我戴的眼镜在我脸上全挤碎了。
踩死人是这样的，就是说没有办法呼吸，是憋死的，不一定是物理上的得把我肋骨给踩断，踩死。我们就踉踉跄跄地往前移，我整个人就身不由己了，跟着这个人群移动，因为我脚是腾空的。
开始是踩着倒下的帐蓬什么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后来我记得我踩了几个人，我踩上去，他们谁都没动!你踩个活人，他怎么样也得动一动。这一点我印象太深了!那种情况我不可能去救他们，也不可能去看人死了没有?
后来我就给挤出来了，就给挤到外围了，踉踉跄跄就摔在地上了。我记得当时脸都撞在在水泥地上的，趴着摔的。水泥地又冷又硬。我还没有爬起来，有个当兵的就用脚使劲踢我，骂得挺凶的，是粗话，所以采访我时，我用英文讲，我不想说粗话。我当时听的非常刺耳，心里挺委曲的，其实已经来不及心理委曲了，那木棒就挥下来了。但一接触到我头皮，就轻轻地点了一下。我脑袋嗡的一下，但没觉得疼。
然后我又往人群里面爬，连手带脚的爬，挤、挤、挤，又回去了，又挤得我脚又抬空了，又没法控制我自己的走向了。
怎么都动不了，我整个人都绝望了，然后我前面就有人在哭，一个女孩在哭。我劝她别害怕。后来挤啊挤，就把我挤在一辆坦克边上了。我怎么也动不了了，差点没把我憋死，那辆坦克——我记得很清楚——它那个金属履带硌着我的身体，硬帮帮，生疼生疼的。
我就这么被夹在人群和履带之间，压得我挺难受的，怎么也挤不出去，就一直就憋在那儿，憋了憋了好久我记不清了，就是横竖动不了。我当时想都没想，就往履带上面爬。爬上去一点儿都不难，当时也一点儿都不怕。
爬上履带了我继续匍匐前进，就是模仿我在电影里看过的战士作战中匍匐前进的动作。坦克的盖儿是打开的，露出个当兵的脑袋，他架着机关枪，瞄准下面的人群。机关枪是朝西的，我记得我爬的那个坦克，是在广场的东面，不是都在往东南那个口撤吗?所以我爬的那辆坦克是在广场东面，就是历史博物馆那个方向的，那挺机枪是对着人群的。我就从机枪枪管下面悄悄一点儿点儿蹭过去的。我偷偷看了眼那士兵，他根本没看我一眼，全神贯注地托着机关枪，我爬过去机关枪就从履带的另一面(南面)跳下来。实际上我是抄了个近道。我一爬过那个坦克，离那个出口就近多了，那边就松得多。我跳下来，就可以走路了，人群稀稀落落的。我居然还找到了几个二外的学生，头上冒着血，我扶着受伤一位男生慢慢走。有好几队人，就是这么互相搀扶着，有的同学悲愤的举手打着V字手势，那两个月我们游行时都做这手势，也不知是谁起的头。
也有同学哭，哭的挺惨，可能觉得灰心吧。我心里也很痛苦，但是强忍着，不愿意哭。真是很沮丧，觉得我们输了，打不过他们，怎么打得过呀?那么残酷。一位男生拿着一副很小的眼镜边蹒跚走着，边痛哭着。我走上去仔细一看，眼镜上沾满了鲜血，其中一块镜片上有一个小孔。他告诉我他不久前被堵在在纪念碑南端，亲眼目睹一位12，3岁的小女孩，为了保护她6，7岁的小妹妹，被一群在那跑步进广场的士兵近距离枪杀的。她和妹妹头天晚上到广场来乘凉，后来困在广场一夜。没想到军队拿着冲锋枪扫射群众。
记者：你对着镜头好几次你很气愤，你气愤的是什么?
唐路：我最气愤的就是把我们当成敌人，用正规军作战。凭什么呀?他们那么多坦克、装甲车、冲锋枪、刺刀，荷枪实弹的来。
我们那两个多月一直就是要请求跟他们对话，多可怜呀?还绝食呢。我当时就觉得要求对话有点天真，可政府连这一点都达不到。
我本来对政治不感兴趣的，因为我爸〝文革〞关了十几年牛棚，我出生之前就关进去了。我妈也受牵连，下放劳动。所以他79年平反以后，一直就给我絮絮叨叨的说，你就不能碰政治，这是很可怕的。我也不感兴趣。我最讨厌政治课，成天在那里喊口号，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讲阶级斗争?斗谁呀?我小学时候就觉得挺好笑的。
然后学生绝食很多天以后，这些人都还不出来对话，我当然就气了，我说这是什么政府呀?连学生请你出来对话你都不敢出来，这什么政府呀?它没把你当成人!你是它的奴隶!
后来我闹得厉害的就是5月20号戒严令下来后，我更气。那天二外有几位同学，而且都是不怎么闹的同学，在街上就被一群武警用警棍打伤了。他们用几根警棍同时触电，那人会瘫死，太残酷了。我们系就有个大一同学躺了几个月，还不敢讲自己是被武警打的，只好说是自己从楼梯上不小心摔下来的。当时我去男宿舍看瘦瘦小小的这位贵州同学躺那样，就特彆气。
我当晚就去了天安门，结果在新华门那留下来了。我还在那里当个头头，就是领着喊口号、发表演讲、领着大伙儿唱《国际歌》。我那天穿着白牛仔裤，红衬衫，头上裹着那条红布，用摇滚乐的节奏指挥《国际歌》，几百号学生群众还挺响应的。现在说起这事儿，感觉那天晚上气氛有点儿象摇滚音乐会。我从15岁听Wham, Bob Dylan,披头士，但从来没去过什么摇滚音乐会。那时极少。在新华门，我们跟一排站在门口的士兵僵持了好几个小时，后来士兵坐下来，我们也静坐。其实我们也没有使劲要冲，冲也冲不进去，就一直在那儿静坐。我推特上发的那张黑白照片，就是第二天早晨回广场照的。
记者：有了这样的经历，对你后来的人生有什么影响?
唐路：有两点：第一点，以前在家里还是挺宠的，挺自私的吧。家庭条件还是比较优越的，父母都知识份子，都是画画的。但就那一晚上、那一早上，我觉得我这人彻底变了，有点象脱胎换骨。都改变什么呢?六四以后我就不会只顾着自己，突然一下有了责任感。那时候就下定决心，觉得不能让那些人白死了。这个政府太残酷了，一定要改变。所以这25年一直背负着这沉重的责任感，在加上幸存者的负罪感。我活下来了，他们牺牲了。我不能再懵懵懂懂的活下去。
政府派了那么多军队、坦克，如此大规模的屠杀手无寸铁无辜的老百姓，是疯了不是?我们非暴力学运从来是爱国的，口号都不喊〝打倒共产党〞。当时视频里同学就在说他们疯了呀!所以我当时是气愤，我都气疯了!真的是气疯了!你看我(视频上)那个样子，非常悲愤!觉得自己非常无助，做不了事儿，帮不上忙，没法改变这个现状，非常悲愤!你知道吗?!所以当时就想一定要做点事儿，结果后来我阴差阳错的在澳洲，香港当了记者。
我在广场帮一些西方记者义务做口译的时候，就非常羡慕他们--羡慕他们很自由、新闻自由。我们争取的就是自由，民主，公开性。
我后来做了12年英文媒体，是非常难的事儿，毕竟不是自己的母语。但我想，中国人在英文媒体里面做记者，帮的忙会更大吧。我最大的梦想就是：有一天以外国记者驻北京的身分回北京，把真相告诉全世界，这是最大的梦想!
第二点，自己一辈子的生活，自己的心灵从六四那天凌晨永远改变了，我前几个月才开始心理治疗。我没有想到六四对我这25年影响那么大。实际上我们这些人多多少少都有一点抑郁症。我性格比较强，有苦从来不跟人说。我这抑郁症也不是很严重的，不是成天不出门、成天哭，我从来不会这样。就是一种心理阴影、一种心灵的创伤，影响到个人生活。
做社交网路媒体这些事吧，我心里好受一点。你要叫我成天把房子供下来、孩子养大，家里过个中层阶级的小康日子，就这么过，我本来也不是这样的人。不经历这个事，我也不会这样的。但经历了这个事，就更不是这样的人，有很大的责任感。
记者：六四过去了二十五年了，我们再谈六四的真相，你认为还有什么意义吗?
唐路：意义太大了!
96年，我在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当英文记者，我去三峡采访，做了一个关于三峡移民的广播节目。三峡当时拆迁几百万城镇居民及农民。万县一个火锅馆子的老板娘问我：〝你是不是国外回来的?〞我说：〝你咋知道?〞她说：〝每次我给你拿什么东西来，你都要说谢谢，很礼貌。〞然后她说：〝你是国外回来的，那你告诉我，六四发生什么了?死了多少人?〞
你想想：她一个下岗工人，开一个路边火锅馆子，这样的老百姓都知道六四杀人了，她很想知道具体的真相。她讲，她很佩服我们学生，叹气说世道更差了，她起早贪黑，还是没得赚。后来我到全国各地采访，几乎每处都有人提到六四，包括甘肃那些很偏僻的地方。我很有感触，六四的精神如此深入民心。六四对整个中国，乃至世界的民主进程是有很大的推动作用的。
我在国内采访的时候，发觉很多维权行动，比喻说争工人权利、讨薪，环保组织，都是受六四影响、受六四的精神启发。有些非政府组织头头自己就在当地参加过89学运，不一定都去过天安门。有些非政府组织头头是记者自己成立的，直接领导，参与维权或环保行动。民众的觉醒肯定跟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对他们的思维的冲击有关。
从孙志刚那时候起，民主、维权意识就开始大规模普及。基本人权、民主这些观念直接深入民心。
现在参与维权，新公民运动，街头运动及访民们跟我们六四一代的最大一点区别是：我们那时候学生老百姓喊的口号实际上是抽象的，我们也不懂新闻自由，民主具体是怎么操作的。我到处去问民主到底是怎么回事，谁也答不出来。当时信息实在不灵。谁都没有尝过在民主社会生活的滋味。
现在老百姓闹是因为切身利益被侵害了--切肤之痛。贪污几乎损害每家每户，强拆，城管暴行，滥抓访民，迫害家庭教会，镇压法轮功，贫富悬殊越来越大，藏人自焚越来越多，维吾尔人反抗越来越壮烈……现在媒体互联网这么发达，大家的维权意识越来越强了，我去年在成都见到17岁的中学生都在骂共产党〝暴政〞。他还没翻过墙，我叫他赶快翻墙看看真相。共产党镇压得很厉害，是因为他们很害怕，狗急跳墙。做的亏心事太多，太多了。他们知道欠民众的血债太多，欲盖弥彰。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个暴政迟早要垮台的。就像一位藏人朋友说的。共党政权象一座沙子做的塔，表面上看起来还挺好的，一垮起来快得很。排山倒海之势。
视频出现后这两周，我看到推特,脸书上这么多人(很多二十几岁的国内年轻人)关注我，提出要多收集发布关于六四的视频老照片，我心里翻江倒海的。我失望沉沦迷茫了20多年，觉得很多人被洗脑或遗忘，漠不关心，西方政府跨国企业忙着拍中共政府马屁，西方媒体也大多为利润驱动，一直陷于萧条。我都快绝望了。现在我终于看到希望的曙光了。最近一位湖南农民工在脸书上找到我，写给我这几句话：〝你们回广场之日，我爬也要爬到北京，与大家大哭一场，分享那份迟来的胜利，血不会白流.....感谢网路，感谢你们，家人不理解我的行为，但我不会放弃，哪怕更趋穷困潦倒，天亮不会太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