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我在不止一处的文章中，见到个别学者在文章中提到“遇罗克有局限性”，但到底局限在何处，具体是什么，又从未见过详细的解释。我祇能猜测地列出以下几条，并作出一些解释。
第一，可能是因他在小学时，给派出所写信， 检举父母解雇了手指被机器轧掉的工人阎叔叔，有人就认为他“局限”在对中共党、团的热爱之中?
事实上在那个时代，与“剥削思想”划清界线， 是学校对每个学生多年的教育。若说“局限”，人人有份。哥哥纯粹是认为父母解雇无辜的工人是不公道的事。就连他敬爱的班主任王笃元老师也认为首先是不公道，其次才是“剥削思想”。至于是否用这来“表现”自己，那不是哥哥的性格, 是他没想过的，我相信学校老师也不会这么想。
本来这事我家人早都淡忘了。但在哥哥就义之后的九年—— 1979年，《光明日报》派了三位记者去中级人民法院查看他的存档。在祇有一天，又不准拍照和拷贝的情况下，他们匆匆用手抄写下日记和审讯记录的片断——即后来公开发表过的。这与那六十四大本厚厚的卷宗和一整本日记相比，实在是九牛之一毛。他们意外地发现了在哥哥的个人档案中，还保留着北京团市委和学校对他的表扬信，我这才回忆起这件事来。当年由于政府派人来调查，父母立即对阎叔叔做了妥善安排并给予抚恤金。
1981年，当此事在《乾坤特重我头轻》于《花城》季刊发表时， 全家大哗，认为我给家里，给哥哥抹黑；说父母从未解雇过阎叔叔，一直是主动安排，让他去看大门的；说哥哥当时是糊涂，不了解情况。至今，父母早已过世，两个弟弟仍因为此事对我不能谅解。我却以为，这正说明哥哥从小就有的赤子之心----- 认为对的就去做，不对的就不去做。他27岁的一生，从未做过任何不光明磊落的事，他是为真实而死的。当年他和王老师首先是在为弱者说话，而非“党”，“团”光辉的吸引。为什么不能这样去理解遇罗克呢?
第二，可能是因他12岁就写入团申请书，还劝父母交出房产， 连自己住的房也照付房费，就说遇罗克有“局限性”?
当年与我年龄相仿，或者像哥哥那年龄的人对入队、入团、 入党多有兴趣,直到今天不也是吗? 否则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又”三退”呢? 过去因为“家庭出身”，“亲属关系”入不进去，哥哥每天就在日记中反思自己。
我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不止一次地写过：哥哥小学六年，一直是全班、全校的表率，至使他一生都要做表率。到他上高中，品行由“良”变成“中”，深知入团无望时，他说：“即使我什么党派也不加入，我也要做个杰出的人。”
遇罗克做了好事或者和“家庭划清界线”有所行动时， 从来不对班主任、团支部或党支部表白。他也想以此来体察, 他们是根据什么来看出表现好坏的? 相反，当父母成为“右派”，父亲去劳教了，他倒很快向班主任讲了，并在入团申请书里写清楚了。
他认为凡是做了好事都应当是默默无闻的，若是相反，就和献媚取宠、逢迎拍马成了同等性质。如此严格求己和以身试法, ，是我未曾见过的。这不是“局限”，而是遇罗克的无畏和赤子之心。
诚然, 在那个年代也有无数早就看透世界或彻底无望的人， 他们根本不想入队、入团、入党。我祇能说：这些人写不出《出身论》，因为他们没有动力。这个“动力”包括——遇罗克从自己和他人身上对“出身”的切肤之痛, 与他的忧国忧民、终生要做表率的人生观。
第三，在七期《中学文革报》 遇罗克的文章中包含有大量文革术语和“革命”辞汇，有人因此说他有“局限性”?
遇罗克文章中这些辞汇的数量，并不比当时各种小报文章多， 甚至是少得多。因为其他小报除了空洞的革命辞汇之外，几乎全无实际内容。与哥哥办报的牟志京讲过：“当初若不加上这些辞汇，报纸一天也存在不下去。”这便是当时的常识。
1966年10月，哥哥的《出身论》定稿(原文) ——《略论家庭出身的几个问题》，不仅没有文革术语和“革命” 辞汇，且语言十分辛辣，字数要比在”中学文革报”上发表的几乎少一半还多。牟志京为了报纸的生存，说他自己加了许多文革术语和革命辞汇，并要求哥哥去掉不少辛辣语句，哥哥同意了，他自己又加了不少“联动”制造的新的血腥罪行，及对谭立夫之流的谎言的驳斥等等。 但原文所有的内容都没失去，辛辣的语句祇剩下了一个“‘自来红’是馅子糟透了的月饼而已。”当时哥哥对牟志京说“不能再改了，再改，锐气就没了。”
可惜，无数次抄家颠簸流离，家人和朋友竟未能保存一份油印的原作。
且不说没经过文革的人，就连我们多年以后，对当年那些报纸上的文革术语和革命辞汇，也看不习惯了。这是否是后来人说的”局限性”? 这么说当然很轻松!
第四，是因为遇罗克坚信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
我忘不了1966年10月油印的”出身论”最后一句是: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遇罗克读了许多哲学著作，读了许多古今中外名著， 以他的独立思考和丰富的实践认为，祇有这个信仰，能够厘清人的思路，能够解释世上一切事物。反过来说，遇罗克所以是遇罗克，恰恰是因为他有了这个信仰；恰恰是这把钥匙解开他的心结，指导他一生的行动。
何况, 他所信仰的马克思主义, 与中共给人民灌输的马克思主义, 有本质上的不同. 章诒和在”最后的贵族”一书中写道: 聂绀弩通读了十六遍”资本论”(甚至包括德文原文)才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
信仰是人的灵魂。你不能说哪个信仰是高的，哪个信仰是低的。 做人的准则，全看一个人的水准达到了什么程度。哥哥把严格求己和丰富自己的知识，视为每天的精神食粮和神圣的责任. 他忧国忧民、立志要做出贡献的人生观, 从他少年时起, 就已溶入血液中了.
直至他就义之后的三十八年，血统论仍统治着中国， 高干子弟仍如日中天，“黑五类”后代的后代仍是边缘人，《出身论》依然有重大现实意义，这是遇罗克超越时代的历史的预见性，而非“局限性”啊。
第五，遇罗克是否因自己考不上大学，泄私愤才写的《出身论》？
由于读了2008年8月号《北京之春》胡世晨的文章《 遇罗克在合肥》，有些感触，不得不再写下去。
泄私愤者必是心胸偏狭，不会忧国忧民者。一个自私的人哪肯为一篇文章把命交出去？哥哥在动笔之前就已经把命交出去了。一个祇为泄私愤的人，能够在狱中挺得住任何折磨不出卖自己，也不出卖任何人吗？而哥哥以超人的顽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也不低头。
当中共把几千名所有与哥哥有关， 有过一面之交或写过信的人一网打尽之后，像郝治那样能挺得住的屈指可数，绝大多数是乱交代一气。甚至，在狱中屈服于中共的恐吓，折磨，甘当特务的都有。我们后来也知道了一些人。当然也会有不认罪，不出卖人而被屈死的至今不知名的人。
如果是以“泄私愤”去写《出身论》，正如胡文中哥哥所说：他根本不必以这种方式。一句话，他根本不必去写《出身论》。
遗憾的是：直到今天, 有些人连遇罗克为什么要写《出身论》的意图都没弄清楚。
六，胡文中写到哥哥劝D君将“马列主义学习会”改为“ 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又说“要相信党”, 这就是他的局限性?
以我对哥哥的了解，这正说明他的谨慎和为他人着想。 当时他在京已被跟踪很久——在后来的审讯摘录中，公安也问及他去合肥的事。他与胡是初次见面，与D君交情又不深，“要相信党”这种话，他是不会对家人和至友讲的。他劝他们的小组改个名称，认为并不影响实际上该怎么做，也生怕“马列主义”这词会给他们带来麻烦的。这绝对不是他真相信什么“党”或对“毛泽东思想”这一辞汇那么喜欢----- 他防范的是中共一贯利用害人的手段。
七, 遇罗克只应限位于中国的“马丁. 路德金”吗?
许多人把哥哥定位为于中国的“马丁. 路德金”，说他是“在最黑暗的年代，第一个发出了人权宣言的人” 。
诚然，《出身论》的意义就是“人生下来应该是平等的”， 然而中国的现实和当时的美国是无法相比的。从一开始，《出身论》就是在无辜者的血流成河中诞生的。这早已超出了“我们要求平等”的范围。
七期“中学文革报”所有头版的文章，都是哥哥写的， 那些血淋淋的内容，不仅仅是在要求“我们应当平等”。这七期报纸还在手边，人们可以在互联网上看到它的全文，就会知道当时的血腥现实，在美国是所没有的。遇罗克对血腥事件无情的揭露和抨击，就是对中共恶党，对愚弄人民领袖的抨击——他自己非常清楚，我们也该清楚才对。
如果说他在入狱之前，我们把他定位于“为了人权”而不为“ 推翻恶党”还勉强说得过去的话，那么在他入狱之后，由起初听说的“会判刑五年”直至升成死刑，两年狱中生活的非人折磨, 以及对共党吃人本性的深透暸解，遇罗克从“为了人权”进而达到“推翻恶党”; 他对残酷暴政认真与拼死地对抗，他要推翻中共暴政----- 这才符合真实的遇罗克.
认真做人，用生命写文章，苛刻地自我要求—— 这是哥哥一生的做人准则。
遇罗克永垂不朽!
2010年2月28日略修改错别字和内容, 以此纪念哥哥就义四十周年.
此文3月初将发表于Google博克: 遇罗克与遇罗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