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诞节刚过，特首曾荫权即於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赴北京述职，二十八日分别会见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温家宝对曾荫权的训示，有这样的一段话：“要着手研究涉及全局和宏观的重大问题，统筹全局，谋划未来，更好地解决香港的一些深层次的矛盾，要发挥香港的优势，提高香港的竞争力，更加重视发展社会事业以及关注民生，以增进港人对未来的希望。”
在上述这段话中，最引起港人关注的，是“深层次的矛盾”这个名词。香港的“深层次的矛盾”，到底是一些什么问题呢？温家宝却语焉不详，於是社会舆论和各界人士，纷纷自行忖测，却没有一致的意见。
二十九日，曾荫权到行政学院，对五百名学生发表演讲和接受提问。他也没有对所谓香港的“深层次的矛盾”作任何解释，只简略地说到：金融海啸的危机还没有完全渡过，香港的经济复苏还不很稳定，在今年中或会出现“双底”。所谓“双底”，即另一次有如金融海啸的经济低迷。
“深层次矛盾”解说纷纭
关於香港的“深层次的矛盾”，有人说是民生问题，例如贫富悬殊、失业高企、楼价飙升、弱势社群得不到扶助，等等。有人说是政制上的争论，例如落实双普选、废除功能组别、对“普选”定义的解释、下一届行政长官的人选，等等。有人说是中央与特区的矛盾，例如人大常委释法破坏了“一国两制”、中央与港人对发展民主政制的分歧、所谓香港要有两套管治班子，等等。有人说是特区政府的管治，例如公务人员士气低沉、管治政策和行政措施频频失误、中共人员不断渗入政府机构，等等。各种说法，莫衷一是，可以说包括所有现已出现的社会负面现象。这些都可以说是矛盾，但是否是“深层次”的呢？所谓“深层次”，应该是最重要的，到底哪一两个才是？
对中共人物的言语，要有所认识，往往是一种“党八股”。含义可以作各种解释，一时这样去解释，另一时又别有解释，只为当时的政治目的去服务。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反右运动”前夕，毛泽东提出“整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等，呼籲民主党派和人民“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后来，又说这是“阳谋”、“引蛇出洞”。
胡锦涛要香港“澳门化”
要确切了解温家宝的所谓“深层次矛盾”，还要看看去年十二月二十日，澳门庆祝回归十周年，胡锦涛莅临主礼，曾荫权也去了澳门“朝圣”。胡对澳门的讚扬，其实是说给曾和港人听的。
胡首先称讚，“澳门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顺利完成，充份体现了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立法会和澳门各界人士，对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的高度责任感”；又称讚澳门是“从来讲团结、重协商”的和谐稳定社会。至於澳门经济过度依赖赌业，官员贪污、官商勾结等等，却只字不提。
曾荫权到北京述职，胡锦涛又对他说了一番话：“在新的一年不要松懈，继续与社会各界同心同德，再接再厉，稳定金融，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并妥善地处理好政制的发展问题，保持香港的和谐稳定，巩固和发展当前的一个良好的局面……”。其实这些话都是泛泛之谈，画龙点睛的一句是“妥善地处理好政制的发展问题”，这特别有针对性、时间性。
中共是怎样解决矛盾的
从胡锦涛上述的讲话，可以看见温家宝的所谓“深层次矛盾”，最主要是针对政治问题，要扫除香港“澳门化”的种种障碍。
从中共所信奉的马列主义来说，资本主义社会的最主要矛盾，就是资本家和工人阶级的矛盾；扩阔一点说，就是财团和富有者与低下层贫穷人民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就是通过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一党专政的政权。香港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当然具有这样的主要矛盾。在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一些社会民主政党执政的国家，不是通过暴力革命去解决问题，而是通过民主的政制，对财团和富有者进行制衡，进行资产财富的合理分配，使社会矛盾和缓而继续向前发展。香港会这样去解决“深层次的问题”吗？
中共决不会这样去解决矛盾，从“褒澳贬港”可以看出，是希望用“澳门化”去解决这问题。在澳门的亲共政治势力独大，民主派被边沿化而成为点缀品，澳人要靠看港报才听到不同的声音，港人赴澳不断被拒绝入境，特区政府对北京的训示唯命是从。北京就是希望香港变成这样，这样就是其心目中的“和谐稳定”的社会。
胡锦涛不是暗示过，香港要尽快像澳门一样通过《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的立法吗？习近平不是说过，香港的行政、立法、司法，并非分立制衡而是“合作”吗？曹二宝不是说过，除了香港特区政府的公务人员外，还要另一个由中共干部组织的管治班子吗？这就是走“澳门化”的道路。
香港公民力量不断壮大
上述胡、习、曹的意见，受到港人的强烈的反对。尤其是二○○三年七月一日五十万人大游行，反对二十三条立法，迫使这项立法搁置。主要是，香港具有一股不可忽视的公民力量，争取民主，反对倒退。而且香港是一个国际城市，国际关注其政治发展，中共也不敢轻举妄动。
有人认为，香港的民主运动毫无进展，所以提出激进的偏左的行动。其实有些人对社会运动的认识不深，又缺乏坚韧的奋斗精神。香港比澳门早两年回归，至今未有“澳门化”，仍然享有自由、人权和法治，顶得住倒退，这已是很大的成绩。
香港的民主运动，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之交便开始。最初是第一次保卫钓鱼台运动、“反贪污、捉葛柏”、艇户事件、盲人事件。接着是护士和教师争取合理薪酬的罢工，不受左右影响的独立工会纷纷成立，为后来组成的“职工盟”奠下基础。再接着是金禧女子中学事件，争取中文合法化的第二次中文运动，第二次保卫钓鱼台运动。再接着是争取《基本法》政制的民主化，争取八八直选，八九年“六四”事件中成立支联会支援中国爱国民主运动更是一个高潮。其后是各民主党派的成立，○三年的反对二十三条立法又是另一个高潮……。
这连续不断的民主运动，凡四十年，使香港的公民力量持续壮大。今天各民主政团和民间组织的骨干，都是在这民主运动中培养和锻炼出来的。
这一股公民力量，是今天香港反对倒退而不致於“澳门化”的最重要支柱。
中共要消灭香港的公民力量
中共对这一点，是看得清楚的。所以温家宝的所谓“深层次矛盾”，就是要分化、打击、削弱、消灭这一股公民力量，扫除香港“澳门化”的障碍，使香港成为一个有形无实的由一党专政完全控制的资本主义社会。
假如消灭了这一股公民力量，二十三条的立法不是便会很顺利通过吗？政制改革就不会有这么多争论了吗？对特区政府的施政就不会有这么多批评了吗？为弱势社群发出的不平声音就不会再那么响亮了吗？这样从表面上来看，不就是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了吗？
而且，香港的公民力量发出的民主呼声，对中国大陆也有一定的影响。去年的“六四”烛光悼念集会，二十万人参加，使北京震惊，使大陆人民敬羡；自由行来港的大陆人民，惊讶港人享有的自由、人权和法治；许多国内禁书都在港出版，销往大陆的数量极多……；等等。这也是中共恨之入骨的。
分化、打击、削弱、消灭香港的公民力量，是中共对温家宝所谓“深层次矛盾”的最重要解决策略和方法。用公开的暴力来对付香港公民力量，是得不偿失行不通的，所以，会採取隐蔽、诡秘、毒狠的手法。
自去年的纪念“六四”开始，参加社会运动的年青人增加了，他们被称为“八十后”，即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生的一群。这是一个好现象，但这一群青年中有些人热情有余，经验不足，更急於求成，有可能会成为激进派。
笔者认为，温家宝提出要解决香港的“深层次矛盾”，主要是针对泛民主派和公民力量的发展的。
不能让香港这样去解决“深层次矛盾”，应该发展民主政制，让各方可以互相制衡，这样才可以和平、协商去解决矛盾。矛盾永远存在，有制衡，不断协商，就能一个一个解决，使社会虽有争论和不同意见，但也是和谐稳定的。
